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其实，这倒不是因为地域与文化的不同，而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帝王与书生分离，官吏与学者分离的国度。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荒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并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慨叹、哀婉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历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四、从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来看，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五、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基本上属于流氓和豪强，究其原因，就在于流氓只求成功，不问手段，而豪强既有流氓的特点，且有先天的势力。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宿命之中，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冰炭不容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公元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后来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的沽名钓誉的生涯。他礼贤下士，延揽名士，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吃穿几乎和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缎匹，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不仅如此，王莽还通过坚持礼仪、顶撞大有势力的傅太后，为此而被免官，因而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不久汉哀帝荒淫病死，太后王氏便命王莽人都帮助哀帝的男宠董贤治理丧事，王莽入朝，看准时机，首先顺应人心，罢黜了民愤极大的董贤，使其自杀而死。从此以后，王莽讨好太皇太后，并迎立年只有九岁的汉平帝，独揽了朝廷大权。但王莽知道，自己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要想收拢人心，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于是他买通境内境外的官员，让他们献来白雉、犀牛等祥瑞之物，以证明自己德合于天，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买嘱献瑞”。但王莽此招还确实有些奏效，居然被奉为安汉公，并使自己的女儿当上了汉平帝的皇后。后来，王莽又通过加“九锡”，造符瑞，强行登位。
纵观王莽行事，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虚伪：二是遵循古制；三是相信符命灵异。王莽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他根据周朝的先例，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陋者为徒。这还倒罢了，关键是王莽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法令。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王莽把井田制时期的社会理想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现实中来，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公元23年，昆阳一战使王莽的主力崩溃，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机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王莽不久就被起义军杀死。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就是这样一位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对于他的评价，似乎以古代一位大诗人的诗最有代表性：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以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终于在朝野的拥戴之下登上皇位，以一介书生而改天换地，确实是空前绝后之举。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不是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真的就一点也不相信吗？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而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一个迂腐的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的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他不懂得儒家合理的文化理想应该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一点点地向现实渗透，而是照搬经书教条，史称他制定政策，发布政令，都要“考之经义、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连“王田制”、“五均六管”都是从古书中抄来，结果弄得士族离心，民怨沸腾。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十足的书生气反而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不仅是活脱脱的一介腐儒，简直是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书生与皇帝本是不合槽的，王莽却偏要统一起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个怪胎。对王莽做出评价的大都是读书人，而对其评价又大多是痛贬乃至痛骂。然而，曾知否，王莽身上就流动着读书人的血液，该怎样理清这种历史的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