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来看，礼的内涵包括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社会道德规范。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礼也是一种节度，就是要把握分寸，把握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理智
“智”，分为认识论上的智和伦理学上的智。认识论上的智即知、知识、智慧。伦理学上的智即理智。在儒家学说里，不仅有认识论上的智，也有伦理道德上的智。
理智、智慧是中外思想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品质。中国儒家伦理中，智为“五常”之一，而日足且是“三达德”（智、仁、勇）之首。柏拉图把它作为自己所倡导的四大德之一。中华民族所倡导的智慧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儒家伦理巾的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目的理性。它要求对任何事物都要处理得很平实，很理智。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是明辨是非，坚持仁道，不受迷惑和蒙蔽。在中国，常常把智和德、智和仁联系在一起。《孟子·离娄上》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明白仁、义的道理而坚持下去，不背离，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孔子很重视智，认为智是实现仁德的重要条件，因此又以仁德为其智的前提。王通在《中说·问易》中更清楚地说，“薛生问：‘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王通的学生薛收问王通关于“智”的学问，王通答说，如果不以仁守住自己的智慧，智慧就没有了。有了智才能有正确的道德认识，才能有一蛙定正确的道德信念，才能选择正确的道德行为。
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识利害，通变化。《韩非子·难四》中有“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就是要求人们见微知著，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预测。真iE的智者在预见事物变化的基础上，能够趋利避害，这一点对当政者尤其重要。
智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善于知人知己。老子有这样一句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也说：“可与言而不与寿，失人；不可与青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就是说，可以与他谈，却没有与他谈，所以失掉人才；不可以与他谈，却同他谈了，浪费了语言；智者不会失掉人才，也不会浪费语言。苟子也说过“知者知人”，“知者自知”的话。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各家各派都把知己、知人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大智慧。
勇敢
“勇”是古代中外共同崇尚的一种美德。勇，首先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虽然不同阶级所提倡的勇的内容不同，但勇是任何时代都必须肯定的道德。
同智一样，勇也是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连的。只有和义相联系的勇才是真正的勇。“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认为，见义不为不是真正的勇。没有是非观念、见利忘义，这些都谈不上是勇。
勇的第二个含义是勇于改正错误。孔子认为他的学生子路好勇。说“子路好勇”并不是因为子路好斗，而是他能“闻过则喜”。孔子认为，君子能够“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恪守忠信，交友勿滥，勇于改错”。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尤其是当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时，能努力地改正它，不断地发展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因为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
有的人把勇敢理解为不怕死，一味地轻生好斗，其实不对，勇敢更是指人的意志，是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勇敢的人在危险和困难面前足讲策略的，是尽量避免危险和死亡的。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如果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情况下，选择了死，这就有损勇的品质了。
另外，苟子还把勇分为上、中、下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大勇”，就是怀仁爱之心，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第二种境界是“中勇”，即好礼而轻财，亲贤人远小人；第三种境界是“小勇”，就是不顾是非，贪财斗狠。
纵观历史，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正义的理想和信念，那些勇于奋斗，置个人的利益和牛死于不顾的人，都是人们所崇敬的勇者。
重义
人们常常把义与仁连用，即仁义，也把义与利连用，即义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仁是义的内隐，义是仁的外显。义的第一个含义是道义。义是指人应该如何去做，即人的行为应该是正义的或符合道德规范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讲的都是这个意思。义的本字是宜。宜原有杀的意思，是杀意的隐蔽衍生。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舍生取义、大义凛然有一种肃杀、凛然的气概，表示刚毅果断而赴死、殉节的意思。所以，义主要指对自身行为的选择，且所裁所决的是非常常是大是大非，是处在紧要关头甚至是生死关头的裁决。
义的第二个含义是侠义、义气的意思。在世界其他各国文字中，都没有与义字相同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讲侠义、义气。侠义、义气是指对朋友的一种精神，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朋友死了，应该对他的孩子负责教养，培养教育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习武的人，不肯用飞刀、镖等暗器，不得已一定要用时，也要在出手的同时叫一声“看镖”，就是要在偷袭的时候，也通知一声：“你小心我要偷袭你了”。所谓明人不做暗事，即使是对仇人，也绝不干私下整人的事。这就足一种讲礼义的风格。先义后利、以义 制利是儒家的重要思想。
在社会主义时代，虽然我们反对那些无原则的哥们义气，但是不能简单地否定义的积极意义。包含在义的内涵之中的正义仍然是我们崇尚的道德品质。在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仍然提倡大义凛然、舍生取义。
良心
“良心，，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是“人们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是个人意识中各种道德心理因素的有机结合”。许多概念都与良心一词有关，比如义愤、羞耻、正义感、畏惧、后悔等。有人说，良心是辨别善恶的道德判断力；还有人说，良心是在我自身中的他我。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常把良心说成“良知”。“良心”、“良知”是指仁义之心，即合乎道德的善良之心。
最早提出良知一词的是孟子。孟子说人有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是说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萧子把“良知”看作是先验的、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能良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就是说，良知是人不学习就知道的事。孟子认为人的“四心”是先天存在的，人之本心是善良的，道德良知也是先天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孟子同时认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可以扩充、培养，这一扩充、培养过程虽然建立在作为先天道德禀赋的“四端”之七，但也离不开后天环境、学习等因素的影响。
良心在人们的道德行为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动机的选择，还是对行为的监督，抑或对行为后果和影响的评价，良心都会起作用。
良心对于人的最高意义，就在于成就一个完善的人格。良心不向人许诺健康、财富、权力、地位、荣誉、知识这些常常被人视为幸福要素或价值目标的东西，它只是许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卢梭给了西方人所能给予的对良心的最高赞辞：“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t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
义务
义务与良心相对。如果说良心是人内心的要求，义务往往表现外在的、客观的道德责任。所以，义务就是责任。
义务是指“一定阶级或社会基于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对个人确定的任务、活动方式及其必要性，所做的某种有意识的表达”从个人角度来说，义务是个人能够最好的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方式，是人所应当做的。人心中有许许多多的欲望、喜好，这些欲望、喜好都可能对真正的道德行为构成动力、障碍和限制。正因为在人心里有这些动力、障碍和限制，“正当”也就要变成“应当”，“应当”对人构成命令，这些命令就是义务。
康德认为，尽自己的义务并非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甚至不是为了使别人的快乐（有时从这义务中得利的并非是我们喜欢的人），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我们才感到“心安”，“心安’’是比“心悦”更基本的一种状态，因此它更不可缺少，更具有普遍性。我可以没有“欣悦”和“快乐”而生活，我甚至可能不想去追求它，然而，我却不能没有“心安”而生活，“不安”就必然导致我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心安”实在比“心悦”有更大的道德推动力。
自觉地尽义务表明已经达到了人生的一定境界。如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人们就会在自己的心里发现这样一种感受：不论我多么卑微、多么软弱，但只要我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部遵守义务的命令，就使我感到自己身上还有超越自身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的高级天性，就是独立的理性。
在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义务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义务的范围受着个人能力大小的限制。比如，在“非典”时期，许多大学生为自己没有为社会做点什么而深深自责，这是因为他们扩大了自己的义务范围。我们认为，对一般人来讲，在那个特殊阶段，只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尽了对}社会的义务。
在通常的时候，明智、利益、爱好可能都会支持自己去履行义务，但当我们遇到履行义务将把自己拖入非常窘迫的境地，甚至会带来死亡时，诸如明智、爱好一类动机就会悄然撤退，这时，我们就必须独自依靠对义务的纯然敬重之心，来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了。
同情
同情是指对他人表示理解和关切的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它与怜悯不同。当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同情时，是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体验对方的感受，并表示自己的理解和关怀。这种道德情感是人们历来所称颂的人道主义情感。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恻隐之心”和“忠恕”思想与这一道德范畴最为相近。恻隐之心就是孟子所说的“蛐心”之一。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回事。恻隐或同情常被看作是道德的源头。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侧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
忠恕，就是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并为恕下过这样的定义：“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足孔子在回答子贡的一个提问时说的。子贡的问题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意思是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孔子回答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主动的方面来阐述推己及人的思想的。
关于忠，则是孔子对曾子说的“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忠是指尽己之力为人谋事，忠于职守。宋代的朱熹注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后世儒家对忠恕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意思。以后，忠恕二字逐渐被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使用，不再分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作为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两下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礼仪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誉。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礼起源于祭祀，后来逐渐成为国家祀天地鬼神、举行各种活动的仪式和政治活动。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礼”，是指周朝的礼制——周礼。周礼是指周朝的各种仪式活动的规定、标准，并以此来区分尊卑等级，规定名分。
孔子的礼，大而等之，包括上下尊卑的政治制度；小而言之，包括人们礼尚往来的礼貌规矩。它对婚、丧、祭、冠、燕、聘、射、御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一方面，孔子扩大了周礼的范围。原来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孔子要求把礼作为教化的手段，对一般老百姓要“齐之以礼”，反对一味施用刑杀暴力。同时，君子也要受到刑罚约束。另一方面，他认为礼是从属于仁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没有仁，礼又有什么用？礼是行仁的节度和文饰。在政治上，他要求对立的等级问都要受礼的制约，都负有道德义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说对执政的各级当权者也有一定限制。人人都要受礼的约束，都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吉，非礼勿动”。
孟子进一步论证了礼根源于人先天所具有的“恭敬之心”，认为恭敬之心是礼的发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一个以礼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系统论述了礼的性质、根据和意义。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他赋予礼以法的含义，主张以法辅礼，肯定礼有“定名分、别尊卑亲疏”的功能。苟子还把礼视为“道德之极”，要人们循礼而行，强调隆礼贵义而治国。宋明理学把礼看成是“天理之节文”，提出“非礼莫视、非礼莫言、非礼莫为”，认为礼的实质是恭敬。
从礼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来看，礼的内涵包括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社会道德规范。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礼也是一种节度，就是要把握分寸，把握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礼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孔子特别强调礼的重要性，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音耐，胆怯），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谕。”也就是说，一味恭敬，不依礼而行就会劳烦厌倦；一味谨慎，不依礼而行就会显得畏惧懦弱；一味勇敢，不依礼而行就会冒失闯祸；一味心直口快，不依礼而行就会尖刻伤人。居上位的人能与父母兄弟保持深厚的感情，百姓就会趋向仁德；在上位的人不遗弃他的老同事、老朋友，百姓之间就不会冷漠无情。
在今天看来，礼中所包括的礼节仪式和社会道德规范，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规矩。礼之本在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在于人的仁爱和忠恕之心。现存，我们还应把礼理解为一种分寸或者度。如果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做到礼，做到言行有度、有节，这个社会的风气将会为之一振，将会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