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对主人一家人同等看待，自己从来不先开口，回答别人的问话也显得简洁和善。他站在桌子旁，弯着腰，用他那干枯的手指敲着一张厚纸，心平气和地开导主人：“这儿得用一个楔子来把人字梁卡紧，这样可以减少对墙壁的压力……”他常常向主人提出许多好的建议。这使阿廖莎慢慢地改变着对他的态度……
主人的弟弟维克多开始学继父的风度——他的慢悠悠的步态、沉稳的动作、把领结打得特别漂亮的本领、吃饭时不吧嗒嘴的样子……
过了一些日子，继父不再工作了。一天主人的母亲给了阿廖莎一个白信封。打开来看，一张纸上写着：“如果有空，请来一趟。我在玛尔狄诺夫斯卡亚医院。”信的最后一行签着继父的名字。
第二天清早，阿廖莎到了医院，继父漂亮的眼睛地对着黄色的墙瞅来瞅去，然后落在阿廖莎的脸上，然后很吃力地说：“是你吗，谢谢你……”他的声音很微弱，他讲话累了，闭上眼睛。他没有继续再讲下去，把嘴张的老大，忽然地叫了一声，痛苦地扭动着身子，阿廖莎急忙去喊医生，可是继父很快地死了……
阿廖莎参加了继父的葬礼。
绘图师承包的市场上的店铺的建筑工程如期完成了。
他决心去读书。这时他已经十五岁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一天，在一所房子的大门外，他拿了一本书坐在他的送酸酒的马车旁边看书，一边等候着人家取来酸酒钱的时候，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少年——一个脸色红润的中学生。他看见这个送酒人这样专注地看书，马上对他发生了兴趣。后来他知道阿廖莎把他的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读书，简直是欢喜若狂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知音。他详细地为这个新朋友制定了一个计划：阿廖莎可以上喀山去，本年秋季和冬季可以把中学课程补习完，然后可以考入大学，五年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尼古拉·叶甫里诺夫。他告诉阿廖莎他在亲戚家读完中学也要回喀山读大学了。
终考后，中学生返回故乡喀山去了，他邀请阿廖莎以后上喀山到他家里去住。阿廖莎不久便动身要去喀山了。
外祖母为他送行，她擦着憔悴的脸颊上流下的稀疏的眼泪，说：“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这个不住脚的人会走得很远，我也不行了……”
阿廖莎突然感到说不出的痛苦，他觉得再也不会遇见像外祖母这样从小就关心他、亲近他的人了。他站在船尾，望着身影孤独的外祖母，看她正站在码头边上，一只手划着十字，一只手用那条旧围巾的边缘擦着眼泪。阿廖莎的双眼涩涩地，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来……
三、特别旅行
阿廖莎到了喀山，事情与他心里暗暗希望的以及他的朋友尼古拉·叶甫里诺夫所保证的不一样。
阿廖莎来到尼古拉·叶甫里诺夫家的一天早上，兄弟俩都还睡着。阿廖莎到厨房帮助他的母亲洗菜。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阿廖莎：“你来这干什么？”
“读书上大学。”阿廖莎毫不犹豫地回答。阿廖莎把尼古拉·叶甫里诺夫为他设计的规划一古脑儿告诉了她。
她吃惊地、呆呆地望着阿廖莎，过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唉，这孩子，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阿廖莎很理解这位母亲的含辛茹苦。在这个家里，分给他的每一片面包都犹如岩石般的沉重。这里他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他要自己养活自己，他不奢望他人的救助，也不苛求偶然的好运的降临。他顿悟：上大学——美梦而已。
为了给这个家里节省每一片面包，阿廖莎一大早就出去找工作，他经常在伏尔加河码头上做事，在那儿挣到十五到二十个戈比。要是碰上刮风下雨，他便在一所半毁了的大屋子的地下室里坐上一整天，听着外面倾盆大雨和狂风怒吼，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的臭味儿。
这一段时间里阿廖莎结识了许多新人。他跟一个叫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最要好。古利·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才能，而是躺在天才里度日。他有很好的艺术天赋，听力敏锐，自己会弹竖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不去深究，仅仅满足于此。他虽然相当穷，但总是对世界上的一切感到新鲜、惬意。他知道阿廖莎生活艰难，无依无靠，到处流浪，就让阿廖莎和他住在一起。他还建议阿廖莎去报考小学教师。这样，阿廖莎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怪异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装满了贫困的无家可归的人们，阿廖莎想：“这就是大学了。”是的，这是一所特殊的大学。
古利·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床，走廊尽头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的工作是给一家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每天可以挣到十一戈比。阿廖莎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出去挣钱，所以他们只能买一点面包、茶和糖来充饥。阿廖莎硬着头皮学习各种科目，学习呆板的语法……不久，他明白了，现在学习这些学问还有些操之过急，就算是通过了考试，因为他年纪太小也未必得到那个位置。
古利·普列特涅夫吃过早饭就躺下睡觉。阿廖莎去外面找点事做，天一黑就回来，要是运气好，就可以买回一些面包、香肠或牛杂碎，来补充他们的伙食。无论怎样艰难，他们过得总是很快活。
在这里阿廖莎又结识了一个叫贝什金的人，他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读书很多，人也很聪明，他常滔滔不绝地给阿廖莎讲《蒙特·克利斯托伯爵》。他说：“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他还擅长编故事。他讲话的艺术和语言的优美，曾引发阿廖莎的羡慕。他待阿廖莎像大哥哥一样，真心实意地为阿廖莎指点迷津，他说：“你不能像女孩子一样羞涩，你不要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孩子的确是资本，但对你……公牛老实，那它只配吃干草！”
在这里，阿廖莎还熟悉了特鲁索夫、穷大学生、“红毛马”……
阿廖莎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夫。杂货铺在一条荒凉的小街的尽头，是一幢低矮的平房。走进铺子，迎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光线不算好，只靠一扇天窗射入微弱的光。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走过一段不长的走廊，就是一间仓库。这仓库是一间秘密图书室。这里收藏着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的书，据说，是全城最好的图书室。喀山许多大学的大学生和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常常来到这里借书，这儿也是他们的聚会点。他们在这里慷慨激昂地热烈争论，有时也在这里窃窃私语。他们希望改变现状，希望生活变得更美好，从他们的谈话中，阿廖莎经常可以发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接触到这些人，使阿廖莎不禁欢喜。在这些人眼中，阿廖莎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想把他制成一件不同凡响的成品。他们对阿廖莎十分严格，有时甚至使阿廖莎认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有一回，阿廖莎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本叫《警世箴言》的书，他读不懂这书名的含义，便在一次聚会时，向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请教，并想从这位大学生那里借到这本书。“瞧你，老弟，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这种书也是你能看得懂的吗？”这个长得黑黑的、卷发、厚嘴唇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很不友好地嘲讽他。阿廖莎是个很倔强的孩子，他把自己在码头上做工的钱，一点点地集攒起来，最终还是买了这本书，这是他第一次买的一本像回事儿的书，他十分珍惜这本书，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从这时起，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开始代替了阿廖莎曾经贪得无厌地专心读过的小说和冒险故事。在这所特殊的大学里，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伟大，革命的理论像春雨一般滋润着他的心田。他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爱，才会激发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
在这所特殊的大学里，阿廖莎知道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和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
阿廖莎的住处——玛鲁索夫加贫民窟，是上山去的交通要道，它在雷伯内良斯卡娅和老戈尔舍内亚两条街的交汇处。老警察尼基弗勒奇派出所的对这个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相当重视。每天他都要来巡视好几回。从这里警察抓走了佐伯宁、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有一次警察在搜查这个贫民窟时，发现了阿廖莎的一本抄满了摘要的本子。幸运的是这个本子上所抄的是拉甫洛夫的《现代理论学说及其历史》。可是警察局还是把这件事报告了阿廖莎的故乡——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当局。
秋天来了，阿廖莎看到轮船开进了过冬的停泊所，码头荒凉起来，他在这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他开始每个月拿三个卢布，在瓦西里·塞萌诺夫的面包作坊打工。
面包作坊是一个地下室，窗口向着地面，只能透下微弱的光。工人们在这里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时。瓦西里·塞萌诺夫对待工人像囚徒一样，时常威胁他们、鞭打、惩罚，甚至扣他们的工钱。面包作坊对工人们来说，简直是监狱。
阿廖莎并不因为瓦西里·塞萌诺夫的暴虐而惊奇，因为他的经历中对这类事也司空见惯。然而他所吃惊的是，这里的工人对暴虐的温顺的忍受。阿廖莎经常把自己对主人和对同伙的看法大胆地讲出来。
有一次，瓦西里·塞萌诺夫偷听到阿廖莎跟工人们说的话，便罚阿廖莎揉了一个星期的生面团。阿廖莎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力，他利用零碎的木柴做了一个小书架，一面揉面团，一面看书。瓦西里·塞萌诺夫走进面包房，看见阿廖莎正在读一本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一把抓过书，正想把它丢进火里去。
“你敢烧掉那本书！”阿廖莎大声地喊起来。瓦西里·塞萌诺夫被这突出其来的叫声惊呆了，他把书丢在地上，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地下室。
阿廖莎不仅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竭力保护同伴的权利。他时常把诗人们的诗句读给同伴们听：
“哦，人呀，你的命运。
是多么崇高……”
他想组织一次罢工，但是没有成功。
阿廖莎和革命者们的友谊，使得他放弃了瓦西里·塞萌诺夫面包坊的工作。安德烈·捷里柯夫经过周密筹划，决定开一个小面包坊，初步计算一卢布可以产出三十五戈比的利润。用这些收入来维持那些“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的思想的人们的贫困艰难的生活。阿廖莎担任面包师傅的助手，并且以“亲信”的身份，监视作坊里可能发生的偷面粉、鸡蛋、牛油、面包事件。阿廖莎从肮脏的大地下室作坊来到了这个整洁的小地下室作坊。这里只有两个人：面包师傅和他，面包师傅叫伊凡·柯茨米奇·布托宁，长着一撮小胡子，一双阴沉忧郁的眼睛，莫名其妙的一张小嘴巴整天喋喋不休。他虽然不大关心周围的现实生活，总喜欢讲发财和梦里的故事。
阿廖莎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除了这些工作，仍然喜欢读书，也爱读诗还开始写诗了。
阿廖莎终于引起了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注意。他像老鹰般盘旋在阿廖莎的周围。“你喜欢读书？是不是？”一天，他突然问阿廖莎，“你经常喜欢看哪类书？比如是《圣徒传》还是《圣经》？”阿廖莎答道：“两本书我都读过。”这大出他的意料，接着他又说：“读这些书很好，是合法的。我想托翁的作品你也读吧？”阿廖莎没有回答，只是抬头看了看老警察。“托翁的著作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没什么两样，不过，听人说他曾写过几本大逆不道的书，居然敢反抗神父……”临别，他还邀阿廖莎，说：“有空儿，到我的小派出所来坐坐，喝杯茶！”
阿廖莎决定去看看，因为如果谢绝，就等于不打自招，会加深警察的怀疑。
阿廖莎走进了尼基弗勒奇的派出所。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老警察解开制服上的纽扣正坐在对着桌子的椅子上。阿廖莎就坐在桌子对面的长凳上。他的妻子坐在一张双人床上，看得出他们正在谈论着什么。
“我说，你一定认识古利·普列特涅夫，他挺有意思。”
阿廖莎听出老警察是在试探他。
“我认识他。”阿廖莎回答。
老警察眉头紧皱，开始了他生动的说教。
他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红鼻子的老头走进来，手里提着一瓶伏特加。
“这是我的岳父。”老警察沮丧地向阿廖莎介绍，就此结束了和阿廖莎的谈话。
阿廖莎很叹服老警察对俄国国情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又怀疑面包店里的情况该是面包师傅对老警察讲的吧，难道他也是“蛛丝”？……
晚上，关了店门，他把和警察会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一古脑儿全部告诉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夫。从那以后就决定大学生们少到面包店来，面包师傅被解雇了。面包店经营情况越来越差，因为新来的面包师傅是个退伍兵，再加上面包店和宪兵司令部只有一墙之隔，那些飞扬跋扈的“制服”经常翻墙而过，为他们的上司“买”面包或为自己“买”面包。安德烈·捷里柯夫的家庭也遭遇了不幸，父亲因为怕死后进地狱，得了精神抑郁症；小弟弟整日喝酒玩女人；妹妹变得冷若冰霜……他苦心孤诣地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真是太艰难了。
不久，阿廖莎的好友古利·普利特涅夫被捕了。一天早晨，阿廖莎在路上走，老警察尼基弗勒奇和他相遇。他总是那副老样子：胸前挂满奖章，庄严的神态中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说：“古利·普列特涅夫完了，他被押到了彼得堡的‘克罗斯特’监狱。逮捕他，是因为在他那里搜到了一口熬颜料的锅，他是打算印反动传单用的。”接着又开始“教导”阿廖莎：
“你读过福音书吗？你觉得写得对吗？让我说，那上面有好多废话。比如，书上写的穷人幸福，简直是胡说八道，穷人怎么会幸福呢？福音书宣扬怜悯穷人，我觉得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帮助穷人或残废人真是浪费！穷人、残废人并不因帮助就富足就健康起来，倒是把别人反而拖垮了。福音书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生活有它自个儿的轨道。古利·普列特涅夫就是因为怜悯穷人，而断送了自己……”
最后他警告阿廖莎：“不要太出‘风头’……”
阿廖莎从心里诅咒这个以“逮人”为生的老警察，尽管他如此能言善辩，滔滔不绝。
“小伙子，你不痴不呆，识文断字，怎么一辈子非做面包师呢？如果你肯为沙皇效力，你可以赚很多钱……”他似乎是在为阿廖莎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阿廖莎表面是在听他讲话，心里早在琢磨怎样把信儿传递给玛鲁索夫加贫民窟的人们，告诉他们处境危险，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一个刚刚从雅布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色尔盖伊·梭莫夫。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段时间阿廖莎对社会工作充满了热情。他渴望向周围的人们传播一种永恒的美好的东西。他认识了许多克罗斯托甫尼柯夫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工人。他和尼基塔·鲁伯佐夫交上了朋友。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几乎走遍了整个俄国的织布工厂，他性情活泼，说起话来瓮声瓮气，戴了一副自己制做的别致的黑眼镜，他刮胡子像德国人似的留下嘴唇上的一撮儿和嘴唇下的一块儿，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雅号，叫“德国佬儿”。
后来，在一次工人和水兵的冲突中，鲁伯佐夫为了掩护阿廖莎逃脱被捕了，他被带到警察局，最后死在了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