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为什么出商人，是耐人寻味的。
纵观晋商历史，山西既不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何以在明清之际，独占鳌头，称雄于全中国呢？
这主要得益于山西商人善于商品交易的智能和才能，他们以地域位置、乡土关系为特征，组成商行帮会，以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来进行生意往来，突显了山西商人敬业精神、群体精神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正是山西商人秉持着这种特殊的精神，才显现出“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驰骋九州、气吞八方的大胜局奇观。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因为山西解州是盐业之乡，而中国最早经商的人则始于盐业。
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说来都是在解州盐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商周三朝的文明的经济基础，也实仰赖于山西。
晋商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晋商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晋商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晋商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晋商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晋商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晋商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50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的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国贸易最早最多的就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山西商人的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
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账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山西人从历史上来讲，他们善于理财而不善于理政。这种状况，或许得益于他们普遍以“中庸”为处事法，沉着冷静，遇着大事不轻易点头，也不轻易摇头的缘故。然而，他们深谋远虑，凡事从长计议，而且大多山西商人具有忍性、韧性与耐性，表现得尤其显著的是平遥、祁县和太谷这三县的商人。
本书以文史纪实的笔触，涉及自春秋末年到民初山西人物，备述周全，其间的经营谋略，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其间的成功与失败，在这里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
本书虽然是写山西商人的，但山西商人的经营谋略和策略却不论古今，值得商界精英和希望做成一番事业的人们借鉴和阅读，在当今经济的角逐中，争得一席之地。
成大事者，必然是学习的楷模。
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