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玉泉成功的经商之道给世人留下了无形的精神财富，他那种人弃我取，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的经营谋略，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还有他那非凡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都是晋商之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具慧眼的范世逵
奔腾不息的黄河，在落日的余晖里显得更加宏伟而苍茫。
蒲州，地处山西南部，隶属平阳府。临陕西、近河南，沿谏水河而下仅二十余里，直抵黄河西岸。
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蒲州最终作为商业重镇的地位。尤其在明代，它更被列为全国三十三个商业大城市中的重要一员。这样的商业大城市，必然会造就卓越非凡的商界大亨。
蒲州的豪商巨贾多不胜数，其中大部分以经营盐、粮业为主。但也有依靠边贸，与蒙古人做马匹、皮革等生意而最终成为商界富豪的。
在蒲州众多的杰出商人中，范世逵的名气，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范世逵，字希哲，号东山。生于明弘治十一年（公元一四九八年），他出生在一个小盐商之家，其父范文继承了祖上经营了两代的盐业。由于范文不善经商之道，他苦撑着“小盐商”规模的局面，已属不易，在弘治五年以后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更不幸的是，明代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天子并得到圣上的支持，“招商纳银制”此时得以推广。这就意味着盐政一贯实行的“开中制”彻底瓦解崩溃了。
“招商纳银制”取代“开中制”的事实，对规模较小的盐商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这种变革只有利于一些具备雄厚实力的大商贾，他们有足够的白银来买通盐吏并最终达到垄断盐市市场的目的。但对于像范家这样的小盐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等于断了以后以盐为业的活路。
事实证明，一贯以来按照国家需要，以各种实物作为兑换盐引的这一盐政惯例的打破，很快使很多银根薄弱的专职小盐商，在大户垄断之下几乎无盐可售。面对这种不测风云的小盐商，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出路”问题，否则，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因此，在范世逵的童年记忆里除了父母的百般疼爱和谆谆教导之外，更多的却是父亲的叹息和母亲的眼泪。而今范世逵已经十七岁了。
面对穷途末路的家业，范文显得一筹莫展，连连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哀叹。身旁随侍而立的年仅十七岁的范世逵看到父亲黯然消极的样子，甚感心痛。他回忆起童年里的父亲，那长长的叹息只是无奈或是失望，而今他悲伤的感觉到，父亲眼下这声声哀叹中透出的竟是令人心酸且惊惧的绝望。
但是，范世逵还是强作笑脸地安慰父亲道：“父亲不必如此伤心绝望，天无绝人之路。盐业既然已经不可以维持，发愁恐怕也是无济于事。不如我们暂时放弃盐业，转变经营方向。孩儿相信只要经营得法，不愁家业不能复兴！致富敛财，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
范文专注地听完儿子的话，转过身来，抚着儿子的额头，好象才发觉原来儿子已经长大了。他一边示意儿子坐下，一边动情地说道：“哲儿，你长大了！你这么早就知道为父亲分忧解愁，为父真是欢喜啊！只是父亲还是希望你能读好‘四书五经’，将来若能考取个功名光宗耀祖，也不枉为父对你的一片苦心了，我也总算做了件能告慰先祖的事。”
范世逵听出父亲话语间的伤感与无奈，于是便委婉地说道：“父亲所说极是，但孩儿认为要光大门楣并非一定要走‘科举’之路，且孩儿自觉于‘诗书’方面恐非吾之所长，现今家业中落，孩儿希望能弃文从商协助父亲重整家业。孩儿的一番心愿，还望父亲成全，先祖的英灵也会理解我们父子的一片苦心和孝意的。”范世逵终于说出了已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看着儿子一副义无反顾的神态，范文沉思了一阵。他了解儿子的性格，知道劝说无用，只好为难他一下，让他知难而退。于是范文转而问道：“既然这样，哲儿，你就说说对于今后的发展作何打算、有何良策呢？”
范世逵心下一喜顿觉深受鼓舞，因为他认为父亲能有此一问正说明他已经默许了自己从商的决定。于是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自己对于目前经商形势的分析和日后发展的初步计划。
范世逵说道：“方今那些垄断盐行的大户，之所以能翻云覆雨、一掌遮天，不外有两点：其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有官僚家族背景，这是依靠权势而达到垄断盐市的最普遍的例子。其二，小部分虽无官僚家族背景，但他们属于钜贾大贾行列，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盐业本身蕴藏的巨大利润使他们不惜斥钜资买通盐吏，当他们买断盐引，各自取得了一部分地方盐市的垄断地位之后，便可以随意左右市场价位，并可在极短的周期内收回成本，开始牟取暴利，这便是后一种人之所以能在广阔的盐市中占得一片江山的原因。以上两个插手盐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们这样的小商户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尽快采取灵活经营的策略，将投资目光转向另一些同样有利可图的产业。并在此期间累积资本为今后重返盐业做好准备。因为经营盐业始终是最赚钱、最稳定的一个行业，只要以后一旦有机会有条件能重返盐业，我们决不能放弃。”
范文听完儿子的分析后，心中大喜，抚掌大笑，一扫萎靡之态道：“哲儿，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儿子，真是福气啊！咱们范家有你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重振家业。”
范世逵会心地笑了，他终于说服了父亲。于是父子俩兴致勃勃地谈了一夜。
从此范世逵走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年轻的范世逵看准了蒲州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储粮基地，并且可以作为各种货物的中转站。
然而苦于资金有限，一人难以成大业，于是他便依靠与人合股的方式来经营粮食产业。
于是，早年的范世逵依靠与人合股的方式，从蒲州及一些农产品富裕的地区收购大量的米、麦、面等粮食，然后运到太原、大同这样的屯兵重地、边防重镇。他们借由赚取两地粮食的差价来获利。辛苦自不必说，但收益却着实可观。当时虽然他们主要的粮食销售对象是驻边的庞大军事机构中都督府和咕都督府。但除此之外他还趁当时大同仍与蒙古国边贸兴盛之际，用内地较便宜、质地又好的布匹与蒙古人换取大批的良种马和耕牛，销往中原一带。因此数年之间他不但累积了丰厚的资本，还广结了许多官场和商界的朋友，这也为他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商业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世逵在蒲州经营的“德昌米行”是当地最大的一间米行。它的业务遍及整个河套边戍地带，蒲州已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储粮基地和各种货物的中转站，从各地收购来的粮食、货物长年由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河东各要塞。
嘉靖十二年（公元一五三三年）鞑靼入河套、侵山西，连下十卫三十八州县。大明朝驻边军队“将庸兵弱”，不敌而溃。许多百姓为避战祸，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饿殍遍野。在此危急之际，衰朽的明朝廷决定起用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杨博，并令其速赴大同统领边军，抗击鞑靼。
嘉靖十六年，明军经过近四年的辗转征战，终于基本上稳定了西北边陲。
战后的山西，山河破败、民生凋零。但山西蒲州却十分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场战火，并且作为山西北部抗敌前线重要的物资供给地和后援地，而深得朝廷嘉许。
蒲州城的东南方向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千年古寺名曰“普救寺”。此时，规模宏大的普救寺，无论寺里还是寺外都布满了来自山西北部、中部的躲避战乱的数千难民，普救寺已被官方指定为暂时的难民营。负责管理和安置这些难民的“惠民局”官员以及寺内的那些长老们，不断的收到来自于官方和民间的物质援助，尤其在民间的物质援助中他们经常得到来自“德昌米行”的大掌柜范世逵的捐助。他不但捐出大量粮食、衣物，还四处活动，动员一些豪商巨贾捐资、捐物，他的这一善举，以及他向来为富不骄、乐善好施、真诚仗义的处世作风为他赢得了“范大善人”的声誉。
与此同时，他还和同乡青年将军杨博结成挚交，这为他日后的借势官场、纵横商场，又奠定了一块基石，经过多年奋斗的范士逵终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并且受人由衷尊敬的蒲商。
事实上，范世逵之所以能长时间较稳定地与山西北方驻军机构、中都督府保持这种密切的商业往来，主要还是有赖他的一位做将军的同乡杨博对他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他在商界能够得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可看出范世逵在交际和把握机遇这两方面确实有过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