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说那是由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不管怎么说，近些年来口述史在海内外方兴未艾，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乃是不争的事实。
继1998年我和定宜庄写作并出版《中国知青史》以来，2002年我又作了一本《中国知青口述史》，将在近期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谈我在知青史的研究中，对口述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识”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作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与定宜庄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形成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此书于1998年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把知青返城以后这段历史继续写下去。
随之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人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是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作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资料，或者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为海外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摹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着眼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在“劫后的辉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我则更重予所选人物的典型性。中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每一个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本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怎么办？有前面写作知青史的铺垫，选择哪些人心里还是有谱的。
我采访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官方树立的知青典型，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官方大张旗鼓宣传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人生轨迹、身世的浮沉、观念的递嬗，在一代人中足够典型。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不是官方树立的典范，而是在“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的英雄。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而且，目前的状况也比较艰难。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经历的是样的人生三部曲。但这样的经历足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与苦难中，浓缩的不只是知青，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宿命。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了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笔记以外，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中略而不计的。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返观历史，而他们的叙说，也难免与舆论的操纵者迥异。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繁荣，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场地。
口述的方法，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也有重要意义。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口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发现历史文献的错误。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直接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的了解。《知青史》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这样写着：“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的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台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这段话的前两句，根据的是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有想到却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既非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谓“半条命”更无从谈起。多年后，当我面对面采访欧阳琏之后，才算弄清了他的身世和事件原委。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明，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在采访者的心中都会卷起涟漪。
“文革”中间和“文革”以后，主流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浓，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