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是两大行动主体和关系主体之一。社会学所讨论的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有不解之缘的。社会学见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兴盛历程，这一过程也使国家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经验事实来源，构成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领域，以至可以说，如果不涉及民族国家，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在社会学家的观念中，“社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并由国家得到界定。所以，埃利亚斯这样认为：“当二十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在谈到‘社会’的时候，在他们的眼前所展现的不再是他们的前辈所憧憬的那种‘市民社会’，那种超然于国家之外的‘人类社会’，而是民族主义色彩较淡的‘民族同家’这样一种理想”（埃利亚斯，1998：23）。而且，埃利亚斯将社会学家谈论的“社会”视为从“民族国家”这一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吉登斯更明确地断言：“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社会科学家的“社会”“是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形式的产物”，“民族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吉登斯，1998：2、213）。社会学研究的重大社会事实和社会过程，诸如工业化秩序、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福利国家，以及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世界、不发达现象与转型社会等等，当代名目繁多的社会运动和非主流社会思潮，如民族和地方自治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和平主义、环境主义、绿色运动，后现代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无不是与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相联系的--它们或者反映了与国家社会现象相联系的分隔性社会经验情景，或者表达了对这种分隔性社会经验情景的超越和反叛。
显然，超系统和跨国现象的发展意味着民族国家控制力的日渐式微，不再具有对社会的绝对覆盖性，从而使社会生活本身其有的自然质性再度显露了出来，而且也使这些社会系统和过程处在一种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关系状态之中。这正是现代性遭遇全球化过程对当代社会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作为对于这种影响的反映，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概念和社会分析单位，势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上述变化最终义必然影响到个人--社会学研究中的另一行动主体和关系主体。长期以来，民族国家及其社会框架对个人形成了巨大的型塑力量。现代国家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模式，国家权力作为公共人格的化身，是反映和维护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公共权力。由于实现了行政权与领土权的重合，国家可以通过国籍身份和公民权使一切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纳入到契约和法律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现代国家因此也成为所谓领土型国家和全民型国家。在此基础上，国家能够以民族文化意识塑造国民认同，并以行政科层等级管理系统对社会和个人实行密集性和强制性的管辖和监控，构成具有至上权力和合法性的民族生存共同体。所以阿尔布劳认为：“民族国家成了一个框架；人类被认为在这个框架中才有望得到发展，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目的和特性”（阿尔布劳，2001：174）。因此，如果不涉及民族国家，社会学关于“个人”的研究往往也是不可能。
然而，在现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时代，超系统和跨国现象在对民族国家社会造成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个人的传统生活和行为情境。由于个人日益涉及或被卷入到社会再生产和资源转换系统的跨国性或全球性运作过程，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实践也超越了传统的分工系统和角色行动的狭隘性，日益与超系统和跨国生活情境形成多样化的关联。于是，个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分工，生平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丰富、眼界的拓展和才识的充实，使个人的意义制定、生活选择、行动筹划和实践能力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性和公共性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传统上，生活的个人性和公共性都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并由民族国家社会现象获得界定和解释。例如，日常生活主要被理解为个人性的范畴，其特征是非政府性和非组织性，不应受到政府系统或其委托代理者的组织或控制；个人在自我利益及其选择和行动方面享有自主性权利，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扰并得到保障。系统生活则主要是与公共性相联系的范畴，体现了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模式化的特征。职业群体的规范、正式组织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保证了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和秩序性。可以想象到，民族国家及其社会系统的任何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社会生活的个人性和公共性形成根本性的影响，并导致个人的角色及其身份、地位、义务和权利体制的变化。
总起来看，这些变化的后果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必定意义深远。而且，现代性之全球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现象和问题，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来自于对现代性不同扩展阶段上社会学研究的总结和概括，是对社会学理论范域的时空具体性和多变形态中所蕴含的研究实质的提炼。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学研究都不可能脱离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也是贯穿在社会学理论范域的一个根本线索，所以，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也是对社会学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在社会运行论奠定的这一理论基础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正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势必会发生，这种研究将使社会学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产生更为具体和更为本质的理解。同时应当看到，个人与社会终将长在，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持久性意义。
然而，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列于现代性遭遇全球化时代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传统的社会学思考方式、提问方式和理论框架已经不再适用或至少不再完全适用，因为问题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已经并且还在经历重大变化，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主体本身--社会和个人--也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简单而确切地说，在许多情形下，当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并非是以往的延续或展开，无论是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或是协调和整合，往往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框架造成的分隔性地缘社会空间，并且也往往突破了单一的、局部的和封闭的社会系统。因此，当代社会学必须以开放，广阔和全新的视野，对现时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运行论所开创的理论事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成长机缘。
对于社会学来说，一种理论上的逻辑必须蕴含实践中的经验现实；而且，正是由于它蕴含了实践中的现实性，所以才会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当代现代性之全球化的大潮涌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经历新的巨变。社会运行论的思想正在继续对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做出回应，面向理论的和实践的成长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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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敏（195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2001级博士生、副教授。北京，邮编：100872。
［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