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碰撞中产生的。以茅盾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大师曾分别从引进学理和继承学统两个方面将中国现代神话学推向前进：茅盾等人引进了现代西方神话学的核心观念及其理论（包括分类）体系；而顾颉刚等人则主要继承了本土传统解经学的支流（或云“异端”）--晚期辨伪学派的基本思路和考据方法。中国现代神话研究始终处在上述两种学术力量的强大影响之下，并最终取得了两种学术取向之间的有效兼容--其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闻一多《伏羲考》--从而建立了一种融会中西、古今的现代学术新传统、新格局。
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神话学传统体现在一系列经典性的学术著作中，举其要者，如：茅盾《神话研究》，顾颉刚、杨宽等《古史辨》，［法］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美］波德中国的·本书系作者《论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尚书·吕刑）阐释的案例研究》一书的“引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古代神话》，袁珂《山海经校注》和《古神话选释》，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萧兵《楚辞与神话》，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等。从学理方面说，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可以简要地表述为：引进西方现代神话观念及其理论，结合本土传统的实证方法，重构中国古代的神话系统。上述简单的归纳肯定不会是全面的，因为新传统本身呈现为一种开放的结构和动态的过程。就理论方法言，流派纷呈；就研究对象言，也绝不仅仅是古代的和汉语的神话。但是，借助西方现代的神话观念、理论以及本土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解释和建构中国古代的汉语神话，始终主导了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大方向，并且是最富理论深度的研究方向，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学科问题的讨论也就主要落笔在这一领域。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神话研究领域时，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已然确立，在我们这一代学人面前，早已经树立着一座座学术丰碑。我们受惠于这个新传统，我们站在这个新传统开辟的学术基地上，按照已经确立的学术范式做我们的功课或作业，我们的功课和作业只是前辈学者尚未解决的一些具体的学术难题。于是我们就专注于那些具体的解题诀窍，却不再反思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新传统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基本问题前辈学者已经解决或者基本解决，因此，只要我们专心致志地沿着前辈开辟的学术道路、规定的研究范式继续前进，就一定不会走上岔路。我们不再思考新传统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我们不再考虑我们的前辈学者的学术渊源本身是否应当接受批判性的反思。
本文的学科反思集中于如下问题：（1）中国现代神话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什么？（2）现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昭示的中国现代神话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对于神话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学者们向来都有各自的表白，但一般说来，这种表白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也就是说与学者个人的实用目的有直接、特殊的关联。“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角度去欣赏神话，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19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欧洲古典神话，周作人最初强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学，郑振铎是为了给中国史学‘另辟门户、寻找道路’而研究神话……尽管个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大小各异，但是……他们选择的道路、使用的理论武器和方法却是惊人的相似，都是以欧洲的人类学派神话学作为依据。”［17］（p41）而一门学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却不是本学科全体学者“个人宣言”的简单集合，学科的基本问题隐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体现在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当中。本文并不打算直接考察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社会效应，而是集中讨论中国现代神话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普遍（或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即马昌仪先生所云中国现代神话学者采用的“惊人相似”的“理论武器和方法”。之所以选择研究方法作为本文考察的切人点是基于笔者的如下信念，即：我们究竟怎样研究（how）是与我们研究什么（what）、为什么研究（why）、代表谁（谁在）研究 但是，对于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又不打算做普遍归纳式的考察（完全式归纳本不可能），而是希望借助处理一具体案例，揭示中国现代神话学接纳西方现代学术的神话理念和继承本土传统学术的实证方法的深层理由，亦即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本问题意识。
二
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新传统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话”这个日本学者首先创造而为中国学者所采纳的汉字学术语汇。“神话”的原英文对应词是myth，英文myth又是源于古希腊文mytthos，因此，myth或mythos作为学术语汇在西方原有自古希腊以来的历时性语言约定。相反，“神话”在汉语历史上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语言约定，即作为日常语汇的、前学术的语言生成史。在此，笔者并不坚持认为没有本土历史语言约定的域外理念根本就无法借以反观中国文化，实际的情况是，引进域外理念大大开启了我们理解本文化的新境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相异的地方性知识（中、西文化都可视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话，以求得对既有的（源于西方的）理论的有效修葺，从而使之上升为具有更强涵盖力和解释力的普遍性知识。本文暂不介人神话学基本理念，范畴的论争，而是临时认同既往神话学者和一般读者对于“神话”的经典定义和日常定义--“神的故事”。笔者倾向于认为，任何对理论的修正都需要在理论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的对话中生成。因此，对于基本定义的修正并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
但是，当现代神话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借助“神话”这一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历史语言约定的学术概念反观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时候，学者们立即发现，中国古代汉语文化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神话，或者中国神话具有与西方神话不同的形态。但是，现代学者相信，myth是具有普遍性质的范畴，尽管其发生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妨碍全世界的学者借助这…概念研究各自的本文化问题。如果源于myth的“神话”概念不能用于特殊的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解释，那么myth的普遍性将遭到严厉的质疑。然而幸运的是，近代以来的神话学者并不抱有如此悲观的看法（或者说，没有人质疑过myth的普遍意义），他们之间的共识告诉他们，myth之所以不能有效地用于观察和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原因不在于概念本身，而在于中国神话在本文化的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历史化”的变异。这也就是说，神话的原始形态是世界性的，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所共享的，因而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古希腊史诗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神话，而中国古代的汉语经典则没有圆满地完成保存原始神话的任务。于是myth才易于解释古希腊神话而不易于解释中国神话。但是经过修订以后的“原始神话”的概念则开放了神话研究的视野，能够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和文化纳入到神话研究的范畴当中，因此，尽管对“神话”的研究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对“原始神话”的研究（在创造“神话”这一汉语词汇时，“神话”概念本身已包含了“原始神话”的意思），但由于希腊古典神话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神话并使之高度艺术化了，因此，源于西方语汇的myth这一概念也就不必要根据“他文化”的现实作实质性的修正而只需要作局部性的调整。就这样，经过局部调整的“神话”（即模糊地将“神话”等同于“原始神话”）概念以及“神话历史化”命题就成为西方理论以普遍性的姿态进入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在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解析中，“神话”和“原始神话”的概念负担着特定的指涉，即历史化以前的神话形态。
渡德的一段话典型地体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神话的印象：
倘若得出结论，说古代中国本来就没有神话，那自然可以耸人耳目，但这样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而如果说，在中国无疑可以看到某些个别的神话，可是没有神话体系--我们指的是充分发展的神话材料的汇编，这种见解就比较谨慎一些。但即使这样看，也是完全不对的。古代中国的神话材料，通常是如此残缺而带偶然性，以致在他们的基础上，即使是构拟个别的神话（且不说充分发展的体系）都是极其困难的……汉以前的文献中，不仅没有可以称作神话的专门体裁，而且也没有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其中可以发现一个记叙连贯而完整的神话。
在此，笔者并不想指责波德通过研究中国神话建构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关系，并据此攫取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觉和文化霸权，而只是想指出，波德通过对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解释（见下文），一方面承认了中国文化本该拥有的被世界标准所承认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西方神话理论可被用于解释中国文化、历史的普遍有效。但是，无论波德是否在主观上潜藏着文化歧视，即使他的研究是纯粹的知识性的，由于“神话”概念本身无法摆脱的价值论内涵，因而西方学者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歧视性言说。尽管这一解释过程完全是在知识论的范畴之内，尽管歧视的发生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自现代神话学诞生之日起，“神话”一词就已经负载了正面语义的道德评价。
西方的“神话”理念以及“原始神话”的范畴和“中国神话历史化”等命题的引进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第一，激发了现代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意识，满足了中国现代学者“希腊有，世界有，中国也有”的民族文化虚荣心。百年当中，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始终不断地重新构拟中国汉语神话之原始形态的努力正与此文化比较所引发的民族性“怨恨”有关。第二，强化了现代中国学者借助神话的视角批判本土正统的文化霸权即儒家学说的能力。如上所述，神话一词是负载着正面语义的学术范畴，因此任何对于原始神活的历史化解释（歪曲）者都是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罪人。在现代中国学者看来，中国历史上泯灭神话的第一大罪人就是孔子，这一泯灭神话的罪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现代学者反传统、反正统的正当理由。波德说：
儒家比任何别的学派更早具有历史思维，最先担负起保存和发表终于成为中国经典的古代文献的责任。同时，他们一方面对搜寻能够印证其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先例始终抱着强烈的兴趣，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严格的人文主义又使他们或者对超自然的内容漠不关心，或者试图把那些内容作纯理性主义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神话来说，是毁灭性的。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肯定可以成为批判儒家理性主义的利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以推翻传统的古史观为己任，他们在伪古史的背后发现了真神话，而传统的古史观正是本土正统文化的超越性合法化的有效来源，就此而言，推翻伪古史、发现真神话就无异于在本土正统文化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