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麦地娜·萨丽芭/著 叶舒宪黄悦/译
据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开始讲故事，夜幕就会降临。带着特定的意图，用特定的方式讲述某种特定的故事，可以召唤出那繁星点缀的夜空，还会有皎洁的月亮从黄昏或从天边升起，悬挂在听故事的人们的头顶上方。在故事的结尾，整个房间或者场地会充满黎明的曙光。也许会留下一个星星的碎片或者一线微弱的天光，用来显示一些了不起的事物或者了不起的人曾经来过，并与我们共度时光。不管所留下的是什么，都是给我们用来修补或创造自己的生活的。
--克拉丽莎·品克拉·爱特斯《想象的剧场》
古老的文明都了解词语（故事）和歌谣（节奏）的价值，并在自己的仪式中反复运用。古人不惜花费时间来创造一个专门的特殊地点，在那个具有神圣性的地方，通过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讲述传授生命的神秘。在全世界，有诸多的“古老方式”为故事的神秘力量提供了例证。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长久以来保留的那些歌谣和诗歌，其中表现了他们的个人和那些与他们有着神话联系的动物·本文译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文学与医疗》杂志，2000年19卷1期（Literature and Medicine，vol.19.no.1，2000，pp.38-50.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图腾。他们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依靠那些围着火堆所讲的故事、所跳的舞蹈以及在岩石上二作的域。美洲土著人也同样以舞蹈、岩画、沙雕以及围在火边和在月光下的小屋中讲故事来表达对宗教的虔诚。
纳伐鹤人的传统中记载最多的是关于草原狼的传说。路易斯·海德说：“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这些故事是有趣的，它们可以引人发笑；它们穿越了时间。”除此之外，这些故事还可以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为举止。但是，海德进一步引用了民俗学家巴利·托肯的观点，巴利·托肯曾经在纳伐鹤人中间生活了许多年，他认为这些故事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纳伐鹤人的草原狼故事被用于治疗仪式。在无序和混乱给人带来痛苦之时，这些故事是用于重新组织和整合事物的一种药物。“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道德的或者医治的目的来讲述这些故事，那对他们和他们的整个群落都会是一种冒犯之举”。
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提供了相同的例证。在印尼，皮影戏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学习性的和治疗性的空间。在岛上的各个村子里，当地人，无论年轻还是年长，在某个约定的夜晚聚集在村中央的广场上，在那里焚香，演奏加麦兰乐器，在树之间挂起大块的白布，并用一个挂在树枝上的灯笼来提供照出皮影所需的光线。印尼人与美洲土著人和其他原住居民一样，为他们的皮影仪式创造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神圣区域。
皮影戏故事的精髓来自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如同一位爪哇教师给人类学家克里夫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讲述的，这些故事的目的是“描绘出内在的思想和感觉的图景，从而给内在的感觉提供出外在的形式。更具体地说，他们描绘了一个人内心中想做的和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的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愿望和意向每天都在发出威胁；它们毁灭个人，摧毁其思想，扰乱其行为。”
在夜晚，加麦兰的节奏和叙述者的语调共同营造在神秘的氛围之中，儿童们学到了，成年人也回忆起了生活的训诫。这些人都理解故事中的象征符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都全神贯注于故事的语言中去，参与者可以问问题，并从中探寻他们生活的意义。正如心理学家和受人爱戴的医生克拉丽莎·品克拉·爱特斯（clarissaPinkolaEstes）所说，这种时候正是“留下一个星星的碎片或者一线微弱的天光，用来显示一些了不起的事物或者了不起的人曾经来过，并与我们共度时光。”
在这种氛围中，在这种神秘的特殊空间之内所讲述的故事是具有治疗作用的。不是那种针对性的治疗法意义上的治疗--这种针对性疗法先暗示某种疾病，然后再找出一个部位进行治疗；也就是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用那种将我们自身看成一个整体的方式。这些有治疗作用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应该以一种协调的舞蹈方式运转，自我控制、牺牲和智慧之间的平衡都是用来强化我们的精神的，从而也就强化了我们的身与心。
当地人参加皮影戏时，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扩大对自身的理解的目的。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他们分离的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恶的潜能，因此每个角色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皮影戏的故事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部分，用形象来提醒人们：他们会在哪里误入歧途，能在哪里找到力量。
比如，拿怖军（Bima）的故事来说，他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人物（般度五子中的老二，以超常的体力和勇武而著称--译者）。有人告诉怖军，如果他能得到一种特殊的水并在里面沐浴，他就会变得刀枪不入，并能够在布拉迪斯拉发战役中战胜Sujudana。因为怖军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水，他就去找一个古鲁（印度教的宗教首领）寻求建议。这位古鲁接受了邪恶势力的贿赂，答应帮助他们将怖军置于死地。他告诉怖军这种水在一座非常高的山的山顶，但是他知道有两个非常强壮的巨人在那里冥想修行，如果怖军打扰了他们，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怖军去了，那两个巨人果然被激怒了并同他战斗。怖军已经快要被打败了，但他最终想方设法将两个巨人的头撞到一起，他们出人意料地变成了神。有时候神也会做坏事，这两个神做了错事所以被变成了巨人，现在怖军把他们两个从这种状态变了回来，出于感激，他们告诉怖军他被欺骗了。
怖军愤怒地回来找那个古鲁。古鲁辩解说自己让怖军去只是想检验一下他的勇气和力量。然后他告诉怖军去海的中央寻找那种水就能得到。他希望怖军会被淹死在那里。
尽管怖军的哥哥坚战（Judisfira）和他的弟弟阿周那（Ardjuna）都说他又被欺骗了，恳求他不要去，但诚实的怖军还是执意前往海洋。但是当他到达海洋，他发现他必须与海怪战斗。他又一次赢得了战斗，当他正要动身进到水中去时，他发现了一个与他长的一模一样的一个神，只是这个神只有他的一个小拇指大。怖军告诉这个小神他的要求，这个小神说：“进到我里面来。”怖军照他说的做了，这个身材魁梧的巨人就通过嘴而进到了小人体内。在里面，怖军发现整个世界都包括在这个小神的身体里。当他再次出来的时候，这个小神告诉他其实没有什么神水，他的力量就在自身内部；“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有神，那么他也一定在你之内，你必须窥视自己，看到其中的世界，然后你就能得到你要找的力量了。”
于是，怖军就离开这里去沉思了。
在这个皮影戏的结尾，当地人在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中间点头并思考。他们学会了认识像古鲁这样利用他的知识作恶的人，他们也被提醒不要变成古鲁这样的人。他们讨论诚实对怖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他们自己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小神的象征意义呈现了内在的自我，这也是他们要讨论的。他们的讨论开启了在怖军的故事所提供的教训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之间的一系列积极和消极的“反馈环”，这些反馈环具有确证和纠正的作用，正好用来启发和强化他们自己，并治疗他们在皮影戏中所目睹的各种弊病。
这些人从古代的故事中寻求保护和警示。他们是这样一种人，相信疾病是人对于自身及怎样与家庭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没有思考清楚的一种反应。皮影戏中的故事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点，进而使人们检视他们的生活并让人们看到他们应该怎样政变自己的单一的观念模式。他们告诉人们应该忠诚，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来自内心。这种空间、故事和故事之后的讨论都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断做出改变和判断，同时使这种改变成为现实。
过去，在诸如上面所描述的这种群体中，故事是由老一辈的人、讲故事的人或家庭成员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许多这种传统故事的线索已经失传。与此同时，听故事、理解和学习的能力也渐渐消失。生活在我们今天“分化了的”社会中，已经使我们不能从故事中和生活中去看到“我们自己”了，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来理解“我们自己”，通过听我们的模式（Dottern），来看清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模式如何使我们陷入麻烦，从而获得治疗。
这种模式是不能度量或者估量的，但是可以通过写作和阅读、再阅读和再写作，以及分享表现个人受折磨的疾病和痛苦的过程的故事来定位（mapping）。在这种定位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反馈环”，这种发现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为打破消极的模式并将某人自身引向平衡提供了条件。建立这种定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必须在像皮影戏那种充满信任和敬意的环境里才能实现。
整个群体，包括讲述者和听讲者双方，开始都抱着治疗的目的。他们在一种使双方都感到舒适的环境里开始进行。随着故事逐渐展开，听讲者将它写下来。讲故事者在一种内心敞开的状态下徐徐道来而不是探寻或分析。渐渐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喷涌而出，环境、地点、家庭、朋友、工作都进入了故事并带有他们自己的感情色彩。听讲者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有感情、有反应并提出问题。写下来的故事是一张词语的地图，只有在随后再次阅读的过程中才能够被理解。这种阅读出现在暴露了固有模式的生活之后。
这种过程有别于心理疗法。因为心理治疗过程中尽管也会讲述那些痛苦的回忆，但治疗者是独立的，回忆中没有故事语言，回忆起来的事情没有书面记载，没有可重读的时间、环境，也没有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可以触发更多的记忆的隐喻。
故事语言将一个人置于一个更大的画面的语境之中：伤痛和疗救之间，水存的痛苦和超脱苦难之间的相互作用。故事语言中同时存在的距离感和贴近感使讲故事者最初产生不适甚至一种近乎混乱的感觉。但从混乱中形成一种洞察力，一种做出不同的选择的机会；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它能够转化为一个反馈环，即能够将行为、信仰、行动或生命的模式从消极状态转向积极状态。
我在最近的一次护理研究中采用了一种试验的治疗方法。我的病人，H太太，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很难治的病。这种病的病因尚不清楚，治疗也同样没有明确的方法。这种病被认为是以关节发炎为典型症状的系统免疫疾病。最近的发现表明，免疫疗法与心理活动有关，这项发现引发了对风湿性关节炎的心理病源学研究的热潮。
大概在我对H太太施行试验疗法的同时，一个医生小组也在对112名哮喘病患者和风湿病患者进行同样的试验。1994年4月14日出版的一期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他们让这112名患者写出他们的生活压力的效果的文章，他们发现这些患有或轻或重的哮喘和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那些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压力的人同控制组的患者相比，在健康状况方面临床表现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结果4个月之后就表现了出来。在这期间，这些患者只是每周写3次，每次写20分钟。
这个医学小组的实验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这112名患者就是坐在实验室里的私人空间中来写作他们不堪重负的生活经历的。写作时间（20分钟）结束之后，所有写好的文章（为了保密起见，都是匿名的）都被投进一个密封的箱子之中。悲剧性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同这个实验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参与者讨论过他们所写的东西。将一个人从像皮影戏之后的对话交流那样的团体性的治疗中剥离出来，这样做只能是强化了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或“碎裂的”的社会观与其所使用的药物之间的隔绝。
我自己的研究，虽然与上述试验相同都旨在探索写作与治疗的关系，但不一样的是，我不仅仅重视故事的讲述，更加强调对故事的分享和重温。这种多重的努力取得了某种令人惊奇的效果。我的病人，H太太，多年来一直经历着这样的痛苦。她一边服用针对治疗的药物，一边不断寻找各种治疗方法，比如印度草药、整合作用、顺势疗法等。尽管每种方法都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她的痛苦，但这种病痛，就如同她的无助和绝望一样，一直没有消失。她的针对性疗法的医生从没有打算停止给她开大剂量的甲氨蝶呤，这是一种高毒性的抗肿瘤药物。
在14个月之中，即从1997年3月到1998年6月，我和H太太每个礼拜会见2-3个小时。我们在她家见面，在她明亮通风的客厅里我们都感到非常舒适。我们放着轻柔的一般是肖邦的音乐，H太太很喜欢钢琴曲。我希望能创造出一个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有助于治疗过程的空间。由于在她家会见，H太太很放松，我也有机会看到、接触到、感觉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治疗空间可以有多种环境，不仅仅限于在头顶悬挂着明亮的月亮的户外，也不仅仅是围坐在篝火旁听年老的人讲故事。治疗空间是创设出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为一种爱的目的。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当我们的治疗开始的时候，H太太还在接受一位风湿病专家持续了两年的治疗。她当时还深陷于对刚刚死去的丈夫的哀悼之中。为她提供顺势治疗的医生告诉我，她已经治疗了H太太深层的疾病，现在最表面的疾病就是H太太想要倾吐她保守了差不多50年的秘密。
很难找到开始一个故事的切入点。开头往往并不是开始，结尾也不是结束。H太太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所以我们就沉默地坐着。我看着H太太的脸，她的头发是一种自然的黑色，在她的肩头呈现出微微的波浪，衬托着一张苍白的、象牙色的脸。她的嘴唇涂成了深红色，开阔但仍没有感情色彩地笑着。她的淡褐色的眼睛蒙着一层蓝色的阴影，虽然暗淡，但却有一种引力，似乎要将我拖入某种深藏的感情之湖中。她尽管坐在舒适的软床上，但身体还是保持着僵硬的挺直的坐姿，她的手规规矩矩地叠放在膝盖上。她的周围似乎笼罩着一种浓重的雾气一样的东西。
我拉过她的手，她变形了的指头又红又肿，微微地蜷曲着，似乎害怕我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