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避讳，严格说来是在秦朝开始流行的。东周时，避讳还不盛行，如《诗经》上还允许出现周文王、周武王的名字，一些地名、山名、官名、人名涉及到君王的名字也还没有改。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开君主专制的先河，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体系。于是避讳作为特定的法律，便一直沿袭下来。从此，避讳也成为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及人格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反映。
中国的方块汉字，本来是中国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可是一旦某个汉字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那么对不起，这汉字就被皇帝所垄断专用，做臣民的不许再使用。这叫“避圣讳”。谁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
秦始皇名“政”，因此，规定：凡音读“政”的都改为端正的“端”，或读作征伐的“征”。如“正月”为“端月”，“正月”读作“征月”。这种读音，一直沿用到现在。我们现在看见日历上虽然仍是“正月初一”，但读法却是“征月初一”。这种读音法，在西北一带，还残存着秦朝的读法。
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就赶慌赶紧地要避“邦”字讳，但凡“邦”字改为“国”字，“邦君”，必须说成“国君”。因此，日后的“邦”字，也意味着“国家”。
三国吴郡学者韦昭注《国语》，因东汉明帝讳“庄”，故凡前史所有“庄”字，都改为“严”字。如将鲁庄公改为“严公”，将楚庄王改为“严王”。
在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算是够开明的了，但他也有此一招。本来，“老虎”就是“老虎”，但因其曾祖名虎，古凡“虎”字都改为“兽”。老虎的别称也有两个：一为“武”，二为“菸菟”。太宗时的史官在修隋书时，中间多有改“世”为“代”，改“民”为“人”的。孔子在《论语》中，有“苛政猛如虎”句，换成“猛如兽”。
宋太祖赵匡胤的始祖因叫“玄朗”，故凡“玄”字改为“元”字，“朗”字改为“明”字。像老子《道德经》，早在唐玄宗时代，已将“玄之又玄”改成“元之又元”。
宋时有个叫田登的州官，他像土皇帝一样，硬要当地百姓回避“登”字讳，又因“登”和“灯”同音，所以又命当地百姓皆曰点“灯”为点“火”。如有触犯者，必用鞭、杖或竹板子打。有一年的元宵节放灯，布告上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出处。
清朝的学者高士奇所著的《左传纪事本末》，也避康熙讳，康熙名“玄烨”，因此，凡遇“玄”字就改为“元”。因《红楼梦》的王熙凤的“熙”字与康熙的谥号“熙”字讳，故屡禁此书。
太平天国因信仰上帝，因此，一切用“上”字的地方都代以“尚”字。如“上海”写成“尚海”。凡太平天国诸王所在之地，皆当避之列。
避讳的事体还相当多，这里只能是挂一漏万而已。譬如溥仪当了皇帝，年号宣统，就凡人应避“仪”字，唐绍仪因被迫改为“唐绍怡”。唐朝的诗人李贺，进京应考进士，因“进”与其父亲的名“晋”同音，故未能录取。他终因此忧愤而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由此可见，避讳是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封建帝王逞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其实早在周朝时的孔子，他就觉察到了，他自己不单自律得紧：“好古敏以求之”也常劝其弟子要“多闻，多见而识之”。我们只看他“著《春秋》”，尽是所谓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为隐者讳”。“隐者”是谁？即鲁隐公也！后人因鲁国几次弑君，孔子却不敢直书，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评价出来。本来，明明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孔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赵穿杀其君，他却张冠李戴，说成是赵盾弑君。孟子自然知道孔子的苦衷，但也为“尊者讳”，只泛泛地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现今中国人无避讳。比如，很多人的名字有“泽”字，有“民”字。在书上直呼其名的也很多，但都不会犯忌。一个家庭中，做弟弟的，对哥哥姐姐直呼其名，已很普遍。也许做子女的称呼父母时，会叫“老头子”、“老太婆”的也会越来越多。
中国人的避讳，眼看就要荡然无存了。
中国人吃饭劝菜：也许是一种美德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相传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问一个中国人：“听说你们中国有二十四个人共吃一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吗？”那中国人说：“是真的。”外国人说：“菜太远了，筷子怎么夹得着呢？”中国人说：“我们有一种三尺来长的筷子。”那外国人说：“用那三尺来长的筷子，夹得着是不成问题了，怎么弯得转来把菜送到嘴里去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是互相帮忙，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的啊！”
中国人的吃饭，除了表示合作的精神之外，还合于经济的原则。西洋每人一盘菜，吃剩下来就是暴殄天物；咱们中国人，十人一盘菜，你不爱吃的却正是我所喜欢的，互相调剂，各得其所。因此，中国人的酒席，往往没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总量也不像西餐剩菜那样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来相等的话。
有了这两个优点，中国人应该踌躇满志，觉得圣人制礼作乐，关于吃这一层总算是想得尽善尽美的了。然而咱们的先哲犹嫌未足，以为食而不让，则近于禽兽，于是提倡食中有让，其初是消极的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多吃好东西；后来又加上积极的让，就是把好东西夹到了别人的碟子里，饭碗里，甚至于嘴里。其实积极的让也是由消极的让生出来的：遇着一样好东西，我不吃或少吃，为的是让你多吃；同时，我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知道你一定也不肯多吃，为的是要让我。在这僵局相持之下，为了使我的让德战胜你的让德起见，我就非和你争不可！于是劝菜这件事也就成为“乡饮酒礼”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了。
劝菜的风俗处处皆有。男人劝得马虎些，夹了菜放在你的碟子里就算了；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照例是主人劝客人；但是，主人劝开了头之后，凡自认为主人的至亲好友，都可以代主人来劝客。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假使你是一位新姑爷，情形又不同了。你始终成为众矢之的，全桌的人都把“好菜”堆到你的饭碗里来，堆得满满的，使你鼻子碰着鲍鱼，眼睛碰着鸡丁，嘴唇上全糊着肉汁，简直吃不着一口白饭。我常想，为什么不开始就设计这样一碗“十锦饭”，专为上宾贵客预备的，倒反要大家临时大忙一阵呢？
劝菜固然是美德，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嗜好是否相同的问题。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我未敢苟同。我还是比较喜欢法国的一句谚语：“惟味与色无可争。”意思是说，食物的味道和衣服的颜色是随人喜欢，没有一定的美恶标准的。这样说来，主人所喜欢的“好菜”，未必是客人所认为好吃的菜。肴馔的原料和烹饪的方法，在各人的见解上，很容易生出大不相同的估价。有时候，把客人所不爱吃的东西硬塞给他吃，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是令人难堪。十年前，我曾经有一次做客，饭碗被鱼虾鸡鸭堆满了之后，我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饱了。直等到主人劝了又劝，我才说：“那么请你们给我换一碗白饭来！”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未免少年气盛；然而直到如今，假使我再遇同样的情形，一时急起来，也难保不用同样方法来对付呢！
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尽管有人主张分食，同时也有人故意使它和到不能再和。譬如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匀；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味，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显微镜会让咱们看见酒席上病菌由津液传播的详细状况。现在只就我的肉眼所能看见的情形来说。我未坐席就留心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吐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碟子里。我几乎不信任我的舌头！同时一盘炒山鸡片，为什么刚才我自己夹了来是好吃的，现在主人恭恭敬敬地夹了来劝我却是不好吃的呢？我辜负了主人的盛意了。我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也许是一种美德，但是“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这种美德的，年龄一般在30以上的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