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斡镇位于武鸣县东部，东与罗波乡相接，西接府城乡，北接两江乡，南接城东镇。二塘村是陆斡镇与府城乡交界的村，属于陆斡镇。二塘村有5个自然屯，分为20个村民小组，村民小组过去称为生产队，现在村民仍习惯称为队。二塘村的上潘屯分为3个队，即二塘村第七、第八、第九队。上潘屯位于二塘村南部，南面是那羊村的下潘屯，西隔剑江河与府城乡的双泉村相望。往北二公里是二塘街，东面地接忠党村。
地形上，整个二塘村地势平缓，在上潘与忠党毗邻方向有一些坡地。从马山流下的剑江河是武鸣县境内主要河流，它从北向南流经二塘村。早在解放前，群众在剑江河筑坝引水，灌溉农田，上潘的农田也受益于这一水利，但已经是处于水尾境地了。1963年修成了水利灌溉渠道，二塘村的农田受益于桥响（地名）灌区，上潘屯也从中受益，仍处于水尾地位，但生产用水一般而言并不缺乏。
上潘屯的岭地少，很少木材，只有一些松木。松木对村民而言是宝贵的，建筑材料主要就是用松木。在没有沼气之前，村民为了砍柴，可能要去十多公里远的府城镇地界的山上去砍。本屯的林业资源相当缺乏。
除了河流外，村上有许多水塘，可用于养鱼，塘的周围种有竹子。从剑江河边望上潘，在八队的方向看到的全是竹子而不见房屋。
在交通上，上潘屯处于从武鸣到二塘街的四级公路上。距武鸣县城30公里，距二塘街2公里。二塘街处于从陆斡镇到府城乡的乡镇公路上。从二塘街到陆斡街有16公里，到府城街有20公里。武鸣到二塘的公路是二塘村最主要的交通线路，武鸣车站到二塘的汽车每40分钟一部，营运车辆是中巴车和微型面包车。从上潘乘车到武鸣车费4元，乘车到二塘街价格有两种，中巴车收0.5元，摩托车和面包车都是收1元。二塘经上潘到武鸣的公路1994年通汽车，2003年才铺好沥青路面。在这条路通车之前，上潘屯村民去武鸣县要经二塘、陆斡，路程比现在多10多公里。
二、村落历史
二塘村在1958年前是剑江乡所在地，1958年8月陆斡乡、苞桥乡与剑江乡组成先锋人民公社。1959年单独成立剑江公社，归陆斡区辖。1965年改为二塘大队，由陆斡公社管辖，1984年陆斡由公社改为镇。现在二塘村地界仍被镇政府称为剑江片，汽车站仍将二塘称为剑江，武鸣到二塘的汽车运营线路牌上写的也是武鸣到剑江。上潘屯是一个单姓村屯，男性居民绝大部分姓潘。8队有两户是上门的，其中一户已经改姓潘。村民对村落史并不熟悉，但在1980年代，部分村民自发寻根，修了族谱。
根据族谱，他们自称是北宋潘仁美的后代，说潘仁美为了躲避杨家将的追杀，跑到了广西，其后两代还隐去了潘姓，直接以名相称。现在还有老人说，当时不敢姓潘，杨家势大，对姓潘的见一个杀一个。过去上潘屯还奉行不与杨姓结亲的原则。宗谱记载，潘仁美从山东荥阳县迁到武鸣英圩，其后代又从英圩迁到仙湖，后人又从仙湖迁到陆斡下潘屯，再从下潘屯迁到上潘屯。迁到上潘的时间是在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一份宗谱记载从上潘的始祖至现在有13代。以每代20年计，宗谱所记历史当在260年，与顺治元年（1644）到现在的时间是基本相符的。可据此认为上潘屯的历史是从顺治初年到今。
三、人口与精神生活
2003年9月，二塘村八队有共56户246人，其中男性132人，女性114人。劳动年龄内人口数（男16~60岁，女16~55岁）为161人，劳动年龄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数为12人，劳动年龄内上学的学生数为13人，以此计算的劳动力资源为136人。实际上，有的老人年逾70，仍然是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因为一些家庭青年人去打工了，田地的活都是老人干的。小孩子也经常帮做诸如洗衣、喂猪、摘菜之类的家务活。常年外出打工的男性有13人，女性有15人。有1个女大学生；读中专的女生有3人，男生2人；读高中的男女各1人。读初中的女生14人，男生12人，读小学及学前班的女生7人，男生9人。
从上学的学生人数可以看出，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否则不会出现小学生比初中生少的局面。原先上潘屯有一个教学点，由于学生人数少，在2001年撤销了。现在的生育观念是，有了男孩的家庭不愿再违反计生政策而生育，没有男孩的家庭则要冒险超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且“上门”仍然被人看不起，所以“养儿防老”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养老模式。
从上学人数还可以看到村民的教育观。据村民反映，上学一般就是上到初中，然后就上也可不上也可。如果没有读完初中会被人看不起，说连初中都没读过。绝大部分青年都上完初中，只有两人因个人原因不愿读而中途辍学，没有读完初中。读完初中以后，能考上高中的学生比较少，因为初中学校多而高中学校少，并且人们都倾向于要读重点高中，而不愿读普通高中，这制约了高中教育的发展。读高中的目的是要考大学，家长宁愿送孩子上高价的重点高中以求升学保障，也不愿送孩子上一般高中而“白读”。少数家长送孩子读中专，是希望能学些技术，将来打工好一点。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有少数毕业生回到家里务农，使群众中的“读书无用”思想增强了。在学费越来越高而毕业生就业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教育投资所需的钱对农民来说是很大的开销，而收益并没有保障，所以农民对教育持无所谓的态度。“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无所谓”是这一态度的注脚。
上潘屯是一个壮族村屯，村民全部都讲壮话，壮语是最主要的语言。目前，随着电视普及，除部分5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外，大部分村民都懂一些普通话，但能讲的有限，并不流利。另外，武鸣官话（西南官话的一种次方言，带壮语口音）是武鸣县城通行的语言，一些在外交往多的人或解放初期和解放前读书的人都懂些武鸣官话。
看电视是村民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每一家都有电视，大多是1980年代生产的黑白电视，八队的彩电拥有量不到10台。没有闭路电视信号，电视只能接收广西台。对大多数村民而言，晚上的休闲活动就是在家看电视。没有电视之前，唱山歌是许多群众爱好并参与的娱乐活动。八队还有人参加了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节（1984年举行）的演出活动。山歌在有了电视、录音机之后迅速衰落，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会唱。
另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娱乐方式称为“采茶”。主要内容是一群少女在锣和二胡的伴奏下唱祝福的歌，歌的内容从一月到十二月，每月唱两句歌词，前一句与采茶叶有关，后一句是祝福的话。春节期间，采茶表演队到乡镇单位和农户家拜年演出，很受欢迎。节日的娱乐还有斗鸡和斗鸟，主要参与者是男性。平时的生活中，没事干的村民喜欢聚到村上的商店。在九队靠近公路的地方，也就是在八队和九队的村口，有2家商店，可算是八队和九队的娱乐中心。村民可在商店外打麻将、下象棋、看电视、看报纸和闲聊。2001年，六合彩传到了上潘屯，现在仍有不少人参与。六合彩成了部分村民的娱乐和希望，成了群众日常谈论的话题之一。
整个上潘屯是一个单姓村落，村民也认同一个祖宗，但却没有明显的宗族势力痕迹。首先，上潘屯分成第七、第八、第九3个队。由于地域空间距离影响，3个队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八队和九队之间交往多一些，七队和八队、九队之间的交往要少得多。供奉祖先的村庙，七队和八队分别各有一个，九队则没有。另外，在一家办酒席的时候，本队的16岁以上男子都是客人，其他队的则要真正有亲戚关系或是好朋友才会受请。而帮忙操办酒席的都是本队的人。目前，八队的56户人，分为6个房族。同一族的人都互相认同为“自己人”，同一房族并不局限于本队，有的族既包括有八队的人，又包括有九队的人。在生产和生活上同族人互相关照，但并没有所谓“族长”一类人物，只是村民普遍对老人比较尊重。
四、经济生活
八队的经济目前主要可分为四大块，分别是水稻种植、甘蔗种植、养猪和打工。大米是每个家庭的主粮，故稻作是家庭生计的根本，有劳动力在村的每一户都将种水稻作为最基本的农活。
现在八队甚至整个二塘村的农民倾注最多精力的是甘蔗种植。甘蔗是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之一。几乎每一家都种有甘蔗，种得少的家庭每年约有十吨，种得多的有二十多吨。甘蔗价格最高时每吨280元，2003—2004榨季的收购价是150元/吨，已经是1990年以来最低价了。以这一价格计算，每户的甘蔗毛收入每年也达到1500~4000元，对广西农民而言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一户只有一对70岁老夫妇在家的农户，每年也收获一车甘蔗，有十一二吨，毛收入将近2000元。
养猪是八队的另一现金收入来源。除两户劳动力较少的家庭外，家家都养有猪。少的养两头肉猪或一头母猪，多的养六七头肉猪，还养一头母猪。有一家同时养一头母猪和十头肉猪。按2003年下半年的价格，一头肉猪大约可卖400~500元。现在一年可出栏两次，即一家即使平时只养两头猪，一年也可以卖4头，毛收入大概在1600~2000元之间。1996年之前，养猪很少用商品饲料，1996年后商品饲料得到广泛使用。据村民说，现在养猪必须用商品饲料，否则猪不爱吃，长得很慢。如果完全用商品饲料喂猪，可在3到4个月出一栏，但饲料价格太高不合算。如果完全不用商品饲料，而用自家粮食和青菜喂，则需8到10个月才能出栏。村民一般使用饲料与米糠、玉米粉和青菜搭配来喂猪，一年出栏两次。这样既可提高养猪效率，又不致使成本太高。上潘屯的一家商店可以赊售猪饲料，村民养猪用的饲料都可以在那里赊购，待卖猪后再还钱，饲料的价格与镇上售价相同。所以村民全部在该店买猪饲料，有的用现金支付，大部分是赊购。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妇养了一头母猪，卖出一栏小猪得1300元，马上拿700元去商店还饲料款。这说明养猪的商品饲料成本，约占毛收入的一半。笔者没有发现村民认真按自家养猪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过收益核算。在村民的意识里，养猪如果全部靠饲料肯定不合算。他们并不认为养猪能赚多少钱，一般估计一头猪可赚几十元纯利润。养猪有几个好处：一是可充分利用平时的剩饭剩菜和潲水之类，还可利用青菜。田地里种的青菜往往吃不完，因离市场远，不方便卖，并且卖价也低，还花人工，用来喂猪是最好的。二是可以积肥，产生沼气。沼气近两年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燃料，村民不必再去打柴。猪粪是较好的农家肥，种水稻种菜都需要。第三个是起到“攒钱”的作用。村民认为，如果不养猪，将粮食卖掉所得的钱是零散的，并不多。能增加的只是每次碾米后卖糠的钱和卖玉米的钱，也不见多，很容易就用掉了。用农民们的话说就是“钱不知怎么就用掉了，不见钱了。”而每次卖猪后可以得一笔不算少的钱，“可以拿来做事”。养猪这一行为表明，农民从事经济活动，尽管没有经过严格的量化经济计算，但也完全符合理性逻辑。养猪即使不算一种高效率的投资，也可算是一种合理的理财方式。
另一种获得现金的经济活动是打工。在人口部分已经提到，八队常年外出打工的男性有13人，女性15人。这并不是大的数字，从比例看，只占全队人口比例的11%。这一数字是笔者调查时的一个静态时间点（2003年10月间）的情况。常年一词指的是在外地打工一年以上，没有参加家里的农业生产的情况。打工的地点有广东、南宁、武鸣县城三地。外出打工者既有刚初中毕业的青年，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
事实上，有的人去打工以后，因某种原因又回家了。有的人在家，农忙时做家里的农活，农闲时则去做生意或做建筑工，或者到离村约10多里的东风农场去打工。按八队的一位村干部的说法，凡家里有劳动力的，几乎家家都有种养以外的收入，单靠种稻、种蔗和养猪是不行的。
年轻人初中毕业后，都想去打工，因为外面的世界比村里精彩得多。在家没有什么事做，觉得闷。年轻人喜欢到广东打工，广东工资高一些，并且广东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有很大吸引力。去打工的人一般进服装厂、玩具厂、电子厂等，月工资约500到600元。年轻人中去打工的女青年较多，男青年较少。因为工厂需求女工较多，招男工少一些，而且要求有技术。有一个20岁的男青年，去过三次广东，都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回家。在家感觉闷，想外出打工又没机会，这是部分青年面临的困境。2004年春节刚过，又有3位原先在家的女青年外出打工，两个去广东，一个去南宁。
中年人也去打工。有几个40多岁的人去过杭州打工，帮人做装修用的吊顶，每天收入35元。其中一人告诉笔者，他们要为家庭攒钱，在外打工每月要有800元以上，能攒些钱回家，才觉得合算，不像年轻人自己够用就可以了。后来老板不赚钱，他们没工做就回家了。另有一对夫妇，曾去武鸣县城的砖厂打工。让母亲在家照顾读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儿子。田地给弟兄们种，不收租。后来砖厂不办了，他们又回家种田。在外打工两年，据他们说，在外打工比在家种田地收入要好一点。
以上要说明的是打工在村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农民已经跳出了“种”和“养”的经济领域，一旦有机会，他们会从事非农业的、收益更高的经济活动。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打工”是外面世界的诱惑，“去打工”是大部分青年人想做的事。传统上认为小农有重农轻商、只把种地看做创造财富的方式意识，现在看来已有相当大的变迁。
二塘村村委所在地二塘街原是剑江乡所在，它形成一个圩市，每三天是一个圩日。其热闹程度不亚于陆斡圩。二塘街上有信用社、邮政点、医院等机构，近年还出现有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经营网点。二塘村农民的购买需求，大都可以在二塘街上得到满足。少数经济活动需要到县城去完成，现在很少有人因为经济需要而去陆斡街。
（第三部）分土地：农民的生存保障
一、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