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科技因素。前面说过，传统的稻作技术以传统经验为特征，但解放以来，由国家组织研究，推动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水稻种植上。在良种、农药、化肥、种植技术上，科技促使作物产量得以增长，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农业科学技术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农民的意识中，农业科技是极受欢迎的，不少农民在自己的生产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科技意识。在问卷调查中，对多选题“你认为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一问题，80%的人选择了使用新技术，选择了使用良种和合理栽培的人分别达到45%，选择精心管理的人为40%，还有15%的人选择加大肥料投入。有50%的人表示经常主动采用新的种植技术。有80%的人认为本地的农业科技宣传较少、很不够，还有20%的人认为本地的农业科技宣传还可以。在集体化的30年中，借助行政力量在农民中推广了大量现代农业新技术。现在，由于技术本身的作用，它已经成为农民主动的需要。80%的人认为农业科技宣传太少，这足以说明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渴望。
农业科技给农民带来产量的增加和劳动的节约，农业科技意识还使农民的生产更为理性。如二塘村八队的群众就认为，他们的辣椒种得好，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最适合种辣椒，相对而言，邻近的屯的土地就不那么适合种辣椒。另外，与二塘村邻近的那羊村种植的稻米质量很好，县里在该村发展优质稻种植。二塘村的人同样知道，这是因为那羊村的土质最适合种水稻。由于懂得一些农业科技，农民知道应该根据作物要求安排种植品种，也懂得轮作。如有的农民表示，种辣椒要用排水和灌溉条件好的田，同一块田不能连续种3年，否则就收成不好。由于科技与“理性”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科技对农民的生产理性具有正面影响。
第三，自然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包括生产的自然条件和村落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自然条件对生产形成制约，从而影响到人的经济意识。二塘村八队的自然生产条件：水、土、地势都比较好，所以村民能通过种植达到温饱，以至可慢慢积累一些资金用于追求现代生活的消费。相对而言，武鸣县的玉泉乡，由于属石山区，缺水缺土地，农民难以通过在家种植过上幸福生活，因而外出打工的人非常之多。对比而言，村落自然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农民的乡土意识就重一些，环境恶劣的，乡土意识就淡，出外闯荡的经济意识要强一些。这里面也体现着农民的理性思考：在外进行经济活动，总是会碰到许多问题，如果在家干活与在外谋生所得相差不多，不如在家；如果在家干活的经济效益太低，在外谋生尽管困难，但比在家所得收益要多，还是选择在外。二塘村八队一位外出谋生时间较长的村民认为，马山县和靖西县的人在外面谋生的多，他们比较厉害，二塘村八队在外谋生的人不如他们。因为马山和靖西的自然条件差，在外即使困难也比在家好，而二塘村自然生产条件好，在家生活也不错了，在外要面临许多问题，所以外出谋生的人较少。
第四，市场的力量，如果说政府力量是影响农民经济意识的政治力量，那么市场力量就是影响农民经济意识的经济力量。农民对政治力量只能持被动接受的态度，对经济力量，则是选择性的应对，对市场的反应，才能体现农民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农作物的商品化，就是农民自觉选择为市场而生产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水稻种植品种的选择受到了市场的影响，辣椒的种植，更体现出农民的市场观。水稻由于只在本村卖给收购点，所以必须要种收购点喜欢收的品种。而辣椒的出售，则是农民想办法直接运到武鸣县城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出售，运到批发市场以后，就只能想办法和收购商达成交易，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农民的市场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懂得了市场对辣椒外观的偏好，在他们每一次一包一包装辣椒时，会非常讲究地分成（好、中、差）几种，装袋时将最好的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从这些行为看来，卖辣椒的农民有着精明的经商意识。这种意识恰恰是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农民对自己的完全市场化作物，也具有市场风险意识，害怕种多了卖不出去。
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市场总体供需关系的变化，这些信息是农民难以预计难以掌握的，从而也就无法正确作出反应。2003年稻谷价格的变化，就是农民始料不及的，收购点喜欢收哪一种稻谷，也是经常有变的。农民无法事先得知信息，生产只有按老办法，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第五，传统的力量。传统文化是人们在千百年的生活中所形成和传承的，它包含物质的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上的有村落、土地、水稻，精神上就是农民的普遍观念、风俗习惯、礼仪等方面的东西。传统文化对农民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农民经济意识的变迁，从内因上说，就是传统文化变化而引发的。传统上，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这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实现农作物的使用价值。在这一目标下，对生产并不进行认真细致的成本——收益核算，尤其是对劳动力的投入，很少算在成本之内。农民的行为还普遍具有互惠传统，在一些事情上互相帮助，这种帮助往往是无偿和自愿的，在提供这类帮助时，提供人并不考虑经济上的回报，也较少考虑提供帮助的成本。如村民现在砍甘蔗时总是需要一二十人一起同时工作，每一户都需要请人帮工。一般被请的人，尽管自己家的农活也很忙，但很少以这一理由来拒绝帮工。如果来请的人是本族近亲，更是不可能拒绝，没有特殊原因，一定要去帮忙。如果有人建好新房，一些近亲在次年春节时要送粽子给这户人。现在的解释说，这是因为建房花费大，建新房后没有米了，所以亲戚要送一些米，以示帮助。这种解释说明，给建房户送粽子的风俗其实是一种传统互助行为的表现。
传统形成的生产意识至今仍然影响着农民，水稻的“半商品化”以及糯稻的种植，就是具体例证。现阶段，农民在核算生产成本时，对于纯粹的自家劳动，一般也不算进生产成本内，只是在请人帮工时才将人工算入成本。
传统对农民经济意识的影响，既有与现代经济体系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维持村民和谐关系的一面。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仁义”、“和谐”，轻视商人，而并不鼓励农民去冒险追逐利润。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受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村民之间传统的和谐人际关系也有所变化。有时农民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发生冲突。
总结说来，现阶段农民正处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民的经济意识也表现出二重性，即传统自给性的一面与现代市场性的一面。自给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食物方面，农民日常吃的粮和菜绝大部分都是自家种植的。市场性则表现为开始种植完全商品化的作物，能够根据市场价格调整作物种类和品种。农民的经济意识是符合逻辑的。由于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与制约，农民的逻辑体系会有与经济学的“最大化”要求相抵触的地方，他们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他们的经济决策，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之后，在信息有限的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理性”现在并不仅限于经济的范畴，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农民的经济考虑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四、农民经济意识的发展趋势
根据对以往情况的研究，我们可以预计农民经济意识在未来的发展会有如下特点：
1.“道德经济”成分的减少和“经济人”成分的增强。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以及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这些就业方式都以直接获取现金收入为目的，这种实践会强化人的金钱观。农民也会受到社会以物质财富衡量名誉与地位的观念影响，从而在生产生活中更多进行金钱方面的算计。另一方面，传统“道德经济”的主要功能在于帮助贫困农民渡过艰难时期，以维持村落的延续，而不是要做到财富的平均化。在现代社会农民基本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并有一定财富积累的情况下，“道德经济”的功能部分被“货币经济”替代；如过去盛行的换工现在就部分被雇工取代，日子过得一般的农家并不需要和指望富亲戚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民经济在行为中将会减少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而会更多关注金钱上的得失。
2.“理性”成分的增加。这一点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农民会有更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二是说农民的经济行为更为合理。“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如前所述，主要是对物质财富的考虑，有增多的趋势。经济行为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农民对环境、市场、科技等有关方面信息的充分掌握基础上的。农民对这些信息掌握越多，其行为就越合理。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农村的开放程度正逐渐扩大，农民与外界的联系会增多，这能增加对信息的了解。另一方面，农民受到的教育也越来越多，这首先能提高农民整体的科技素养，更有助于对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学习与掌握，进而促使农民更为“理性”。
3.由于以上原因，农民的经济意识与实践之间的脱节会缩小，从而变得更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给农民提供更多市场信息以及农业科技信息，可能引导农民经济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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