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研讨
——西安《高兴》研讨会发言选摘
尚洪涛整理
《西安晚报》独家连载的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1月28日，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举办《高兴》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的一批著名评论家、专家、学者、作家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认为《高兴》是贾平凹继《秦腔》之后又一力作，是一曲困窘和强悍交织的生命壮歌，开拓、深化和提升了当前国内“底层写作”的叙述。现摘录一部分发言提要。
陈建功（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关注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的自下而上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今作家自发的意识和自觉的担当，平凹很早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秦腔》余音未绝，《高兴》又带着底层朴素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呈现了我们当代文坛新的收获。我们过去写那种乡下人进城，更多的是简单地带以同情的关注，而对他们心灵的特色缺乏新的典型的塑造，而刘高兴在尊严感方面体现了作家重塑一种形象的敏感，所以我认为刘高兴这个人物是平凹为我们文学画廊提供了一个新的形象。《高兴》的语言、细节、甚至想法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但他写的是刘高兴的尊严，具有普世效应，因为尊严是人类问题。平凹创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为文学界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创作姿态。《高兴》还告诉我们写作者需要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所描述的对象进行真正的对话，发现这个时代心灵的细微变化，才能准确呈现精神嬗变的轨迹。《高兴》对文字运用之纯熟，对民间语言采撷之广泛，叙述中情绪之丰沛，都使我非常惊叹。只有秉持着对文学负责的态度，才能创造出这种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大作。
孟繁华（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格局里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每部作品的出现都会在评论界、读者中引起非常大的震动。《高兴》之所以重要，我谈两点。一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学潮流，即“底层写作”，而“底层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苦难，漫无边界的苦难，“底层写作”可能不应是这样的，但怎么解决处理？《高兴》写出了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又写出了精神状况，写出了生命的卑微和高贵，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它开拓、深化、提升了这种底层写作的叙述。二是当下文学创作如何继承文学传统，这也是当代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化研究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绪。平凹的作品里一直在继承这个传统，他身上有文人趣味、文人储备。《高兴》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功夫。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废都》之后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文字。他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也显示了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勃勃雄心和文学抱负。
马平川（著名文学评论家）
《秦腔》唱响的是一曲承载生命和灵魂之重的农耕文化的挽歌，《高兴》则奏响了一曲困窘和强悍交织的生命壮歌。它触摸到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的错位蜕变中生命个体的经验与智慧、无奈与痛楚、欲求与挣扎。我写了长文，从三个方面解读这部书，一是宿命与微笑：刘高兴的生存哲学。二是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三是呈现与还原：从“清风街”到“兴隆街”。《高兴》是一部有着非常鲜活和饱满的情感力量的小说，人物生动，情感丰富，情节波澜起伏。他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肌理之中，演绎了“乡下人进城”后不断被异化的人生梦想，再现了他们对抗现实苦难的罕见的品质和勇气，发掘出极为丰饶的人生景观。《高兴》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生命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它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探讨生命的本质意义，通过最质朴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的残缺、破碎和伤痛，从而传达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的关注与思索，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追寻。
贺绍俊（著名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高兴》读后我特别激动，觉得这绝对是平凹的一个突破性的写作。“底层写作”是这几年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我是把《高兴》放在这个范畴中考虑的，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谈的写底层生活又不一样：它大大开拓也大大深化了底层写作的叙述。它的开拓和深化在于平凹的这种写作姿态，我将这种写作姿态叫共鸣姿态。他的共鸣在于他骨子里浸透着一种乡村精神，所以他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归路有深深共鸣。城市是一个很巨大的磁场，牵引着这些农民工的心，一旦他们有了把希望寄托在城市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很难回去了，但他们又不是城市人，灵魂可能还遗落在乡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就是失魂落魄的生活。对于城乡冲突，贾平凹不像沈从文那样，采取传统文人的处理方式，将乡村作为一个田园诗意般的精神家园栖身于此，他是在既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端，又感受到城市化积极的一面，他才会有“回不去”的精神状态。刘高兴这样一个农民工，实际上也给了贾平凹化解现实矛盾的一个武器，就是一种高兴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以前在城乡冲突中他老是不自觉地退缩到一个弱者的立场，那么到了《高兴》变成了一个强者，当然这多多少少类似于堂·吉诃德的精神，但他毕竟有了一种自信，有了一种乐观向前的状态。对于刘高兴来说，虽然回乡是一条不归路，但他继续呆在城市，我们仍难以预料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把刘高兴看成是乡村走出的清醒的堂·吉诃德的话，或许他将会改写堂·吉诃德的不幸历史。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
我写了九千多字的文章，主要观点说一下。我觉得《高兴》的意义是由“底层写作”来的，但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底层写作”。当他开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很愤怒、替他们说话、怨恨城市的时候，他写不下去，再一次去采访刘高兴，发现生活中的刘高兴实际上是高兴地活着，这样他找到了一种叙事途径，这种叙事途径就是既写出了他们的苦难，揭露了社会上的不公正，甚至一些深层危机，又不是在比赛苦难，写出了这个时代人们思想解放、精神飞扬的东西。对于文学来说揭黑幕、写苦难没有意义，文学需要更多的心灵体验，平凹在这个作品中对刘高兴的心灵体验很深刻，而且很和谐很蕴藉。《高兴》是一部举重若轻的作品。它完全生活化、细节化，写得又十分放松，而且带一种欢乐的气氛，愉悦的色彩，温柔温暖温馨和叙事，却在这种叙事中把一个大时代举起来了。再是刘高兴这个形象，它是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出现过的形象。可能在刘高兴的身上有平凹影子，有平凹理想化的影子，但它又是那么真实，现实生活的真实。而这本书的语言，我用了一句“百炼钢成绕指柔”，完全生活化的话，却在简单中蕴涵着丰富的真理，而在朴素中绚烂，又有跳跃的东西。这是一部可以从各个方面都有话说的作品。
肖云儒（著名文艺评论家）
这个作品一个很大的成功之处，是刘高兴生存空间中精神上的进步和自立，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同时他们提升到了新境界。这个人物在价值坐标上，通篇没有看到平凹对于政策或政府或市场外力这个群体支援和救助的呼吁，这是非常好的，整个空间写他们自己的精神站立过程。在创作方法上，我有一个想法：这是不是可以成为灵智元素的展开和描写，与《秦腔》、《白夜》完成了一个灵智现实主义的初步成果。
王尧（著名文学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看贾平凹的《高兴》，不能从“底层写作”出发，尽管它涉及底层，如果把这部小说看成“底层写作”的话，我认为是缩小了其立意。把《高兴》和《秦腔》要合在一起看，《高兴》写的乡土的崩溃和农民的无根状态，是乡下人在路上的那种漂泊的感觉。也可以说，城市乡村形成一个殖民的过程，不仅乡下人，城里人也有压抑和恐惧，整个路上的感觉写了人本的困境，无路的困境。这个小说讲故事的方式我认为也是需要关注的，今天的小说家，我认为技巧已经都没有问题了，文字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实际上需要两个能力，一个是你有没有想法，你对这个社会有没有想法？多数的写作已经没有想法了。贾平凹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他用一种很朴素的方式和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的看法，能够抵达人心的深处，也能够穿透我们这个社会的种种现象。二是你有没有讲故事的能力？《高兴》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张力又无处不在。他的这种叙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语境下，确实值得探讨和总结。《高兴》不是一个象征，更多是一个寓言——在路上的人却无路可走的一个寓言。
罗岗（著名文学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秦腔》宣告的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终结，它在形式上有意营造一种缓慢、绵长，甚至有一点点读下来感觉有些不耐烦的感觉，在形式上去抵抗，用这样一种形式抵抗时代的快速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如果回不去，农民到哪去，农民无论在家里在路上还是到城里，都必须面临城市对你的绝对性的影响，这就成为《高兴》的起点。所以，《高兴》不是简单的“底层写作”。“底层写作”是城市知识分子对于低于自己身份的一种从想象出发的写作。在贾平凹小说里面不是一种“底层写作”，毫无疑问他把自己整个小说设定在刘高兴拾破烂，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贾平凹不仅是乡土文学很重要的作家，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关于当代城市写作的作家。之前有《废都》，但《废都》是被低估了的作品，因为在1989年之后背景下所写的《废都》，被明清小说的语言包括那个格调所玩弄了，而它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关怀。回到《高兴》，他是从一个城市边缘人的角度来把握一个城市的。如果从“底层写作”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多写他的苦难，写他怎么受压抑，写他怎么仇恨这个城市，但他不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就是从刘高兴这样一个离开了农村而且不得不离开农村的人，写出其对城市的感觉，写出其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刘高兴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心灵过于丰富的人，贾平凹塑造出这个形象，高兴恰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了这个人在城市面前的渺小感，写了人的主观世界里有那么一种要克服这个城市、进去这个城市的强烈的欲望。故事层面上他有更多悲观的色彩，而从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讲，又是乐观的东西。《秦腔》和《高兴》之后，可以在当代文学里开始真正思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两部作品也是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改写了我们对城市乡村的想象。
李震（著名学者）
探讨这个文本的更深层意义，或者是作为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我找到一个概念：临界写作。临界写作和零度写作不一样，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收敛，从而达到写作的自由状态。这种写作的结构差异性构成了叙事的结构性，具有某种力学的意义，同时这些相互差异的世界在写作中不断相遇，又构成叙事的连续性。《高兴》以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美与丑等等构成了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不同世界，构成了文本内在的结构性冲突。这种人物及引喻化的叙事，奇妙无穷。作为一部小说，所反映的城乡关系的主题其实是浅表的意义，它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人性临界状态的揭示。
程永新（著名编辑、小说家、《收获》副主编）
我觉得从文学创作来说，“底层写作”是没必要提出来的，而现在看到的一些所谓“底层写作”，其作品质量并不高。在看了《高兴》之后，真是有点释怀的感觉，大作家就是不一样，读的时候非常震撼。整个叙述有那么多细节，这些细节都又那么精彩，这样的题材在他手里，写出了对人的慈悲，对人的关怀，这就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了。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令我常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对他的作品，我们常常难以一时完全解读，如《废都》，它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挖掘，《秦腔》也还有很多值得挖掘，而《高兴》肯定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但怎样评价，从哪个方面评价，还需要时间推移来解读。他的作品常常有前瞻性的东西在里边。
邵燕君（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中文系副教授）
这几年“底层写作”是一个热潮，而《高兴》与现在底层写作不同的特点在于，贾平凹是从他自己的创作脉络出发，沿着他创作的轨迹，从《秦腔》走到《高兴》，与底层文学热潮相遇，他是站在了乡土文学和底层文学的交汇处。《高兴》的出现，可以说不但壮大提升了底层文学质量，同时也使底层文学的讨论终于可以纳入到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脉络。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一个打开的世界，他不但告诉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告诉我们了来龙去脉，告诉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理由。《高兴》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很多矛盾和困惑的作品，这是颇具价值的，一个作家如果他的矛盾和困惑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和是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群体的问题，那完全不是一个价值。我们的文学不再只写个人，而触及一个人群、一个时代的时候，你必须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在一个价值观相对稳定的时代，作家个人的思想力不一定要求那么高，而在一个价值观相对混乱、面临重大抉择的时代，对一个作家的思想力的要求是极高的。《高兴》中刘高兴身上没有高兴，强调高兴，这个人物有巨大的矛盾和症候，这里面就特别有了价值。
李东华（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处长）
《高兴》就像贾平凹以往的小说一样，他从一个很小的被人忽视的小人物身上来写，但格局是非常大的，是一个重大的时代的变迁点，一个民族变迁的思考。
李宗奇（作家）
《高兴》是小人物、大视野、小社会、大世界、个体人、众生相。这本书在创作风格上也有新的变异，整体构架上变纷杂为有序，在叙事方式上变复杂为简单，在人物塑造上变单一为多义。应该说，这是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又一座丰碑。
冯肖华（著名评论家）
就贾平凹整个创作来看，体现一种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进程，这个走向在他创作中贯穿始终。《高兴》以忧患意识，继续关注现实，继续完成着与政治对话，继续参与农民人权问题诉求，这些都构成了贾平凹个体文学的内涵。他是一个富有绿色生命意识的、不断地激活文坛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流到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关注的现代社会进程的一个走向，也是贾平凹这个作家人文精神走向所关注的地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需要我们好好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