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仓
标榜“我是农民”的贾平凹先生继《秦腔》吼唱了一曲农村挽歌之后，又吹箫独奏了一曲庄谐并重略带伤感的《高兴》。《高兴》主旋律表现的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农民与城市。农民与农村的天然关系模式，正在被时代改写；《高兴》及时迎合现实并摄取了当代社会与农民合谋一起努力转变农民自身身份的进行时生态写真。
《高兴》就其叙事内容而言是一部被论家视为时下较为流行的（为）底层写作的草根文学作品。讲了这么一个人，名字：刘高兴；家庭结构：单身；身份：原来农民，现在不农不城；文化：略通文墨；地位：社会底层，尤其是城市人群结构的底层；职业：拾荒者，戏称为现代丐帮。进城原因：不只是谋生，还谋求改变农民身份；不待农村的原因：农民身份的低贱，甚至略带耻辱；身份期待：改变命运，“活该要做西安人”（第一节）；打工经历：刘哈娃变成了拾荒的刘高兴，穿上了西装皮鞋，进城想发财，靠着拾荒，差一点还办成一个破烂回收公司，差一点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妓女做老婆，差一点和一个城里的大款称兄道弟，差一点就是一个城里人了，但最后却落了个兔死狐悲丧失了伙伴，差一点还吃上了官司。
人们或许还记得贾平凹的《秦腔》宣告了农耕文化在现代文明的飞黄腾达中趋于没落甚至解体，那么，农民在逃离了农村之后，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就目前来看，他们似乎只能是大量地流落到城市的角角落落，变身为打工者部落，并被赋予一个新称谓：农民工（人），一个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的命名？进城打工真的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未来农民将何去何从？这些实际上是当代社会必须正视的新生的农民问题，《高兴》就是作者对这个问题敏锐的觉察并试图还原进城后农民的生活现状。
毋庸讳言，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导致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农民的巨大转变和转变后的生存现实孕育了《秦腔》和她的延伸姊妹篇《高兴》。《秦腔》是还原一种传统文化的远逝，是怀恋、遗憾和立此存照；《高兴》也是还原，但还原一种进城打工农民正在生成的新的身份和精神心理，一种农民本位身份正在没落和没落之后不农不城的身份尴尬；但《高兴》还有一种心理焦虑，农民没有了农民身份之后，最终会是什么？《高兴》可能在预言传统农民写作的一个变异。如果这种转变成为现实的话，或许，纯粹的农民身份形象，以后甚至永远在文学作品和阅读期待中将失去它的身影。这使《高兴》隐隐地有一点伤感，因为骨子里《高兴》依然是一部乡土精神小说。
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没落的是农民身份及这个文化符号应有的文化内涵，而不是这个群体的存在。今天的农民绝不认同自我身份的状态定位。社会巨型发展推动农民身份转变，这是社会因素，农民被迫觉悟和觉悟后的主动迎合这种社会要求则是当代农民打工者改变自我的主观因素。中国农民之所以急于和坚决地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恐怕跟长期以来历史凝固下来的社会心理有关。因为历史上，农民的文化身份只意味着愚昧落后狭隘自私肮脏低贱。
这种身份印记单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形象谱系中就有悠长的记录。20世纪中国文学形象与20世纪中国历史密切相关，形成基本的两大人物谱系：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往往是写农民的作家又写知识分子，创作者形成一种潜在的“乡村愚昧视角与城市文明视角互换、互斥和互融”的创作视点：作品人物系列中潜在地有着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对视，农民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批判农民愚顽落后麻木保守。创作者多是知识分子自居，所以这种创作格局形成也折射的是创作者内在精神的二元对立结构，知识者总是启蒙者，而农民总是启蒙的对象。自然是鲁迅开了先河，废名及五四乡土作家多有尝试，到东北作家群尤其是萧红，再到丁玲，尤其是沈从文，再到孙犁、汪曾祺等等都有“双声对话”。这其中有鲁迅式的哀怒，萧红式的悲悯，沈从文式的忧郁，汪曾祺式的平和，也有孙犁式的诗意，但更多的是乡土作家的反观批判。
在这种视角下去观察《高兴》，觉着有了变异。如果说阿Q是盲目的阿Q主义，是“精神胜利”，那么到高兴，则是对农民身份的焦虑体认和身份否定，也就是我所说的农民身份的没落。焦虑产生身份自觉，自觉导致自愿地身份否定，否定自我的“精神胜利”。
但否定自我之后随之就有了身份的尴尬即高兴的尴尬（悲哀）：既不是城里人（等同于知识人，在高兴眼里），又不想做农民，导致身份、体认和行为举止的尴尬。“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第一节）更精彩近乎痴人梦呓一般的是紧跟着“举例说明”、“我的确贵气”的七大证据！这是多么逼真的现代农民打工者的“迷城”心态。有人会说这依然是阿Q主义，但我以为，这是现代农民内在精神的自觉。他们对城市文明的强烈渴望实际源自农民对自我身份及这个身份符号所应该包含的精神文化意义的自觉否定。大批的进城农民工正在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既是自觉自愿的，也是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被动促成的，已经造成的现实是大面积的农民通过进城打工人口迁徙所造成的身份变迁，导致“农民工”这个有特定意义的身份及其所负载的新文化内涵正在潜移默化地形成。它显然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身份符号所能涵盖，虽然还有农民气。
然而，联系到现实中大量的农民工的各种遭遇，我们只能说，不论现实中的刘哈娃，再想变成想象中的“西安的刘高兴”（第一节），再用西装皮鞋装扮自己，再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知识人，再做发财做有钱人的梦，但在骨子里，改变不了一个农民的狭隘局限和终被现代文明拒绝的遭遇。刘高兴其实不高兴，五富就是无福，石热闹未必真爱热闹，石头变不成玉。似乎是宿命，但宿命的根源是身份上附加的耻辱和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文化身份歧视。身份困境是当代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生存困境的主因。《高兴》中的“高兴”们的尴尬遭遇其根源就在此。《高兴》正是在这一点上扼住了当代社会情绪的咽喉。
未来农民或许真的就可以失掉长期以来文化身份所附加的耻辱徽记，这或许真的就意味着社会进步。那么，农耕文化究竟还值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中国农民问题，甚至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企图通过进城打工，只想成为一个城里人，认为那样也就成为现代文明人，这种想法不比阿Q当年“待三个萝卜吃完时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高明多少，这绝对不是真正有效地解决当代农民问题的办法！
作为一直自我认同农民身份，并且对农耕文化有着一定留恋和执著怀念的贾平凹，在审视这种农民者自身身上发生的精神焦虑和身份思变的状态时，依然本着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认知和责任，对将要远逝没落的农民精神和身份给予关照，并对正在发生的农民们的“高兴”事儿，表示真诚的担忧和质疑。我们不难在文本阅读中读出现代乡土小说一贯的叙事视点的复调特征来，超出文本之上有一个“自身的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之间的分裂与冲突”的作家在反思甚至是批判现代文明。他忍痛从《秦腔》中看到农耕文明的没落，现在又在《高兴》身上发现了这个文化直接的负载者——农民身份没落的精神深层原因：中国农民在现代市场和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既迎合时代大潮又在迎合中产生身份焦虑，并集体思变，想要洗刷身份耻辱。
如果把《高兴》纳入整个贾平凹小说体系当中去观察，不难发现，《高兴》完成了贾平凹小说人物形象的三角架构：主打写作商州农民，后着力于《废都》等城市知识分子题材，而《高兴》则写一个一心想做城里人的非农非城的双重身份的人物及其心态和挣扎。正是对这种身份尴尬的发现，完成了特别社会时期的“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就像当年的《浮躁》反映农民们在改革中的蠢蠢欲动时代情绪一样，像《废都》在当年就预言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大潮中精神变异颓废没落即“废”了一样，也像《秦腔》回望惋叹正在渐行渐远的农耕文化一样，《高兴》概括了时下大量在城里跌打滚爬的农民打工者所拥有的普遍对现代文化（其代言者就是城市）和对自身身份的逆反形成的畸形心理。贾平凹再次通过他的作品向人们准确地传达发送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君无愧于“鬼才”美誉，他总是当代社会情绪的先知先觉者，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小说的智慧”。
“社会记录”的写作姿态决定了《高兴》近乎坐实地原生态写实。有论家指出这部作品叙事方法是贾平凹创作的又一次转型，就其个人整个创作体系而言显然是对的，但若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阈（譬如20世纪小说史）去判断，《高兴》的叙事其实是一种回归，几乎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恢复。取材于现实人物原型，真实地还原现实人物的生活，以典型环境和典型情节试图刻画典型人物的精神，包括细节等等都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采掘来的。一直贯穿贾平凹君长篇叙事的意象叙事，在这部小说中多少有些淡化；也不太接近于《秦腔》的“浑沌”叙事（王德威语）。但显然这是作者的自觉，为了“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写实，对于《高兴》，或许这是更合适的技巧。不过，有点遗憾的是，《高兴》讲故事失之琐碎略显啰嗦，人物形象似欠饱满，也不像《浮躁》、《废都》那么大气，震撼人心的力度削弱不少。
从《高兴》主人公自叙传体的叙事话语中，多少让我们从小说形象的“我”身上读到了一个住洋房、穿品牌衣骨子里叫贾平娃的乡娃的重叠身影：平娃激动地、痛苦地，又自得其乐地说着自己的“高兴”，但其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复杂情绪：似批判反思又似同情鼓励，似尴尬又似自得其所，似焦虑又似认同，似是而非。这种复杂情绪，或许反映出作者自己对农民工问题多少有点把握不定，但更反衬出它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