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高兴》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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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贾平凹:从废乡到废人“高兴”其实不高兴

张英

“我写了《废都》,又写了‘废乡’《秦腔》,现在这部《高兴》写的是‘废人’。”贾平凹说,所谓“废人”,即这一两代农民的利益可能要被牺牲掉。

2007年9月,贾平凹一直在忙三件事:新作《高兴》出版,81岁的母亲去世,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

《高兴》其实不高兴

“《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高兴》接着写了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写完小说回商州老家给父亲上坟时,贾平凹流着泪对父亲说。

《高兴》是贾平凹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历时三年,修改五次,手指磨出了一个大坑。

最难的时候,写了十多万字,感觉不对,又全部推倒重写。

跟贾平凹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高兴》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小说。在两年时间里,他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经历和细节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

南方周末:《高兴》里的主人公刘高兴的人物原型现状如何?

贾平凹:他现在不拾破烂了,主要是在卖煤。他真名刘书祯,他家和我家关系很好,还沾点亲戚。小时候我们常一起玩,后来我们又是同学,中学毕业以后,我回农村劳动,他参军去了东北。后来我读大学留在西安,他从部队复员后回了老家。

我写《秦腔》时,以书祯为原型写的“书正”,他三年前来西安打工,到我家找我聊天,我才知道他是投奔儿子进的城,先是收破烂,现在和儿子一起给煤厂卖煤,老婆后来也来了西安,一家人算是在城里安了家。

南方周末:他对这本小说的影响有多大?

贾平凹:如果不是他在拾破烂,我就不会关注这个行业,也不会写这本小说。我在西安生活了三十年,经常看见他们,和这个群体也打过交道,卖些旧书、杂志、报纸什么的给他们,但我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了解。

听他讲的故事多了,我就想写他们的命运和经历,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写作上来说,我在《秦腔》里写了农民离开土地,“废乡”,那么就再写一部离开土地进城的农民的生活吧。

南方周末:把一个真人写到小说里,他是哪一点吸引了你?现在有记者去采访他,这会对他的命运产生影响吗?

贾平凹:我这位同学与众不同的是天生乐观,幽默风趣,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那些知识分子朋友都很喜欢和他聊天。

他没有电话,只能通过另外一个人找到他。其实,他知道我以他为原型写小说,他也开始为我写文章,把我们少年时期的经历写了出来,虽然是记流水账,但文笔生动。

《高兴》发表、出版后,电视台和报社记者都在找他采访,这或许能帮他找个比卖煤好点的工作。

南方周末:除了同学外,你还采访了哪些人?

贾平凹:光了解一个人的经历是不够的。我一位朋友的亲戚也在西安拾破烂,我们去西安南郊的村庄里找他,没找到,却接触到许多拾破烂的人,看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后来我们又去找他,这次见到了。他在建筑工地拾破烂的时候被人打过,还被人骗了300块钱,这两个细节后来被我用到了五富身上。

严格地说,我是以同乡的身份去看他们的,而不是采访。我没有带笔和本子,也没有带录音机,就是带了香烟,进他们的屋,坐在他们的床上,听他们的故事。渴了拿起他们的碗就喝水,饿了端起他们熬的包谷糁稀饭就吃。还帮他们解决困难。这样他们才把心里话跟你讲。

这些人在城市里非常寂寞,在街道上拾破烂很孤独,一旦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特别热闹。大家聚在一块,说说笑笑,唱唱跳跳,有说有骂,欢乐无比,生活味道特别浓。因为孤独,他们非常愿意交流,但在态度上你必须非常尊重他,你不能冷漠,不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他,他才愿意聊天。我态度很诚恳,人家能看出来。

南方周末:既然有如此扎实的采访和素材,为什么小说那么难写呢?

贾平凹:还是我自己没有想好怎么把握小说的情感和态度。听了许多拾破烂的同乡在城里受歧视、被欺负的经历,我心里非常压抑。他们中间有我的同学和朋友的亲戚,我就想,如果我那时候没有上大学,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离开乡土进城打工拾破烂?像他们一样被人欺负和歧视?

在写作过程中,我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对城市的不满、仇恨、怨天尤人带到作品里去,一直写了十万字,我感觉自己的写作带了偏见,这会导致对时代的本质看不清楚,就把稿子烧掉,重新再写。后来也经常写不下去,我又去找拾破烂的朋友谈天说地。另外在写法上,我想和《秦腔》拉开距离,如此反反复复了几次,直到第四稿才基本成形。

南方周末:在小说里你写道,欺负民工最凶的是民工。这让人很吃惊。

贾平凹:进城的人太多了,工作机会又不多,人人都要为生存而打拼。欺负拾破烂的人大都不是城市人,城市人都不理他们。欺负他们的都是同行。这和国外一样,国外华侨告诉我,很少有外国人欺负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外国人心里没有你,或者瞧不起你,和你不搭界。

他不是闰土

2007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透露,全国农民进城打工者已经有1.5亿,如何让他们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让他们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解决户籍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等,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他们能够为城市接纳吗?打工能够让他们富裕起来吗?没有劳动力的新农村如何建设?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还是拉大人群的贫富距离?”贾平凹写《高兴》,也是希望能够让全社会关注这一问题,引起领导阶层和公众的注意。

南方周末:小说中的这个“刘高兴”,是一个新世纪才有的农民,比较另类;而五富、黄皮要传统一些。

贾平凹:现在农民起码都是中学毕业生,很多人只是没考上大学,又不会种地,才进城打工。他们进城以后,过上几年,从穿着和说话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

刘高兴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知识又不安分的一代新农民。所以写这部小说时,一定要写出这一代农民不一样的精神状况,他们不想回农村,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和以往的农民完全不同。

五富和黄皮就是传统的老式农民,是真正的传统农民。他们大多从事拾破烂这样不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活儿,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从乡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家都是这样认识和理解农民的。

我的同学刘书祯对我说他是闰土,我是鲁迅;我回答他说,我不是鲁迅,他当然也不是闰土。闰土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民形象,刘高兴应该是新时期以来的农民形象,现在的农民和过去闰土式的农民是有区别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的“刘高兴”看上去很快活、很乐观,但他活得并不高兴,反而很痛苦。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贾平凹:我同学的生活特别困难,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心态特别好的人。他在农村种地干活一般,但脑子灵活,嘴巴会说,交朋结友,心态很好。

刘高兴的痛苦在于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进城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还要受人歧视,他的自尊、敏感是必然的。他对五富、黄皮等人身上的种种不足看得很清楚,对他们的破坏、自私、使强用狠也看不惯。

他不甘于过这样的生活,他向往城市人的生活,比如他向往城市里的女人,他生活习惯的洁癖,他希望有西安户口,有好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子,他为此挣扎奋斗过;但是他又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梦而已,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保障不了,因此他有些自嘲。

刘高兴的爱情注定是绝望的,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世界上有这种人,他全身心爱一个女人,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凡·高当年生活贫困的时候,一个老妓女喜欢他,他就把耳朵割下来给那个老妓女。

小说开始,刘高兴把肾脏卖给了这个城市,他错觉以为是卖给韦达了,他把韦达当成兄弟、朋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最后他知道韦达并没有换肾,而是换肝,他非常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其实意味着他和城市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农民的命运就是这种命运,刘高兴的命运就是这种命运,没有多少可以改变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黄八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呢?”他的想法很真实吗?

贾平凹:这些人在城市处境太困难了,他们的住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他们怕生病,有病也不治,吃的都是馒头、稀饭、咸菜,日子过得很苦。我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把城市骂得……

但黄八的话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城市的态度,这其实是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不满,我们总说,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大。农民进城打工,城里人不喜欢他们,但又少不了他们。

城市人对他们漠不关心,虽然也和他们接触过,比如把破烂卖给他们,但从来不考虑这些人,看着这些人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就像刮过一阵风或者走过一条狗,看一眼之后心里不留任何痕迹,我估计百分之百的城里人对他们都是这种感觉。

南方周末:现在每年都有学者提建议,给这些进城的流动人口提供些起码服务,比如孩子的教育、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上海已经有专门的流动人口公寓,免费办居住证,发放外来工服务手册,方便他们融入城市。他们发现,这些服务的成本远低于治安成本。

贾平凹:现在政府的精力主要还放在城市,我估计还忙不到这批人身上。如果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孩子上学这些起码的生存问题,城市里的治安情况会好得多。

进城的农民工是城市里的最底层,他们为生存而努力,他们也向往城市生活。但同样是这个群体,对社会的破坏力也特别强,很多犯罪往往都是这些人里滋生的。他们为什么犯罪?一个是因为贫困,再一个是因为社会歧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机构跟这个阶层打交道,更谈不上提供好的服务。

我去年到香港,和龙应台聊到进城民工,她领着我去了皇后公园,在那里我见到了十几万菲律宾女佣,她们坐在那里,老乡携老乡,朋友携朋友,都拿着小吃,说说笑笑聊家常。原来香港政府要求每个家庭星期天要给菲律宾女佣放一天假,还给她们提供交流场地。我觉得香港人这点做得非常好。

南方周末:作为政协委员,你有没有关于民工问题的提案?

贾平凹:我在会上也在替他们呼吁,在一些提案上签过名,现在国家也在出台政策,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孩子上学问题、户口问题,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政府还是在一步步地做。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趋势是越来越好。

南方周末:你去过国外多次,国外的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贾平凹:国外的情况咱不了解。我想,这些农民永远在城市打工是不行的,大部分人都是干上一阵就回去了,或者伤残就回去了,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里站住脚,但也发不了财。

尤其西北这个地方,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在城里他只能拾破烂。西安这个城市拾破烂的人特别多。北京、上海、广州也有拾破烂的,但人很少。在西安大街小巷你随时都能看到拾破烂的。我老家这些农民进城以后,首先拾破烂,然后再找机会干别的啥事情。

南方周末:农民进城打工的趋势还将长期持续下去,进城的农民工出路在哪里?

贾平凹: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到城市以后,怎么面对城市、面对目前的社会?我觉得国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它叫农民来打工,恐怕也不是个长远之计。

现在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现在农村有点文化、知识的农民都进城去了,考出去的大学生都不愿意回农村,没有人才怎么建设新农村呢?而且这个建设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现在我们提出搞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这个大趋势是好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起码要牺牲一代、两代农民的利益,他们的日子必然是苦难的。只能等中国的城市富裕起来,带动农村富裕起来,那个时候他们的日子才会好过。

对五富、黄皮、杏胡来说,他们的欢乐还是在农村,可是他们只能在城里讨生活。到了收庄稼的季节,算一下往返路费,回去不划算,宁可庄稼烂在地里。

这些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解决不好他们的问题,最后城市会不会也荒芜?我也不知道,只能把这些现象、把这群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写出来。

不会放弃写作

9月18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蓬、高建群、叶广芩、红柯等作家同时当选为副主席,原主席陈忠实担任名誉主席。

高建群评价,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区别是一个中年人与一个老年人的不同,他相信55岁的贾平凹比65岁的陈忠实精力更充沛,目光也更新锐。作协主席一职会占据贾平凹的一些时间,但对于创作而言是个加分动作,原因是“居高声自远”。

南方周末:在9月的选举中你以74票当选陕西作协主席,这是很少有的现象。

贾平凹: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

南方周末:陕西的作家对你期待很高,你有什么具体的发展规划吗?

贾平凹:刚刚接任,还没有什么具体规划。好在我们有14名副主席,人多好办事,在会议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将会有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方案和措施出台,我们希望能给陕西的青年作家创造好的环境,比如设立出版基金、经济资助,送他们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在作品评奖上向他们倾斜,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支持他们的创作。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你当这个官不影响你的写作吗?

贾平凹: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南方周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给你办了个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这个馆与商州老家的贾平凹旧居有什么不同?

贾平凹: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比老家那个旧居好得多。这个馆收集了我很多图片、作品、影像资料,做得比较认真。老家那个旧居纯粹是为了搞旅游开发,地方政府没有钱,指望靠炒新闻拉来投资,但没想到把它炒坏了,后来我生气了,说与我无关。再后来因为领导换了,就没有人管这个事了。

南方周末:说说下一个作品计划。

贾平凹:下一本可能会写一部与“**********”有关的小说,我当过红小兵,家庭也受过冲击,这方面的材料比较丰富,记忆也都特别深刻。这些资源存放了许多年,一直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