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２%健康人，２%中等健康人以及２%不健康人，让３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
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伟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