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与非人类打交道时，这种方法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它能起到一种客观促进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研究对象是猎狗，那我们把人类的意愿喜恶爱憎加入它们思想中，那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研究对象换成猴子或猿则效果更明显。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不能捍卫这一立场？
不管哪一个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着手一项社会或亚文化群体研究之前，都会检验自己的偏见等观念。这是一种避免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产生于对爱的领悟中，而此种悟念只能在有爱存在的人之间产生，而绝不会在没有爱存在的中间产生。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某些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
我认为，劳伦兹、迁伯根、古达尔以及沙勒尔的报告之所以真实生动吸引人，全在于他对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有“爱”的成份在内。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入迷，因而能有极大的耐心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仔细反复察看他的每一英寸，当然能比并不关心婴儿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能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对于一个非所爱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构成爱的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人的爱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放松防御，进而可以使他的心灵与精神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很有趣，如果我们对某人或一件事物充满了爱和感情，那我们就不会想干扰她、改变她。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完美无缺，因此，任何改变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甚至是不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也可以这么说，由于爱，我们任其恣意纵容；也由于不愿意将爱改变成另一模样，我们对爱不加任何限制。在它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它的本性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它，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它成为或恐怕它成为或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看它。赞许它的存在，欣赏它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打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始终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真理的途径，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也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里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说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觉悟又能造成某些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希望我能研究得更深入些，尽管它包括“难题的爱”，道理很明显，只有表现出对精神分裂症的“喜爱”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处不平衡状态。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丛林动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