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狡诈，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成熟的学生相比，在更成熟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
随着研究的进展，明显地看到，这一效率扩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是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锐准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
刚开始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而不是鉴赏力。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它就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指出，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那种幼稚的理解，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呈现病态，而且在认识上也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真正的价值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视觉、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程度。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等的实验就可提供证明。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比对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思考恰恰验证了这一假设：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做出结论、符合逻辑和准确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是有必要的。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能更轻易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的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些非现实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习俗当中。大多数人往往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形象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
人们与未知事物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看作理论与实验及心理学之间的桥梁，而且似乎特别具有研究价值。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相对于已知事物而言，他们甚至往往更对前者感兴趣。他们不仅能接受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所以，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他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他们应该做的事。
对于健康人来说，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则不用费心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像中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并冠以标签。他们不拘泥于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病的病例中看到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需要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肮脏、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因此，怀疑、试验、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犹豫不决虽然对大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充满刺激性的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真实面目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