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陈怀林 澳门大学传播系教授
嘉宾：（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怀林 澳门大学传播系教授
陈 霖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
范志忠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芮必峰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单 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怀林：
我到了浙江大学以后，感觉传播学院非常有生气，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的举措，这个是研究新媒体时代必需的精神。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展望”，那么上午在作了主题发言以后，我已经挨了不少的板砖，这个挺好。就怕无声无息，大家要有一个互相之间交流、争辩、共鸣的氛围。前面两场分别讲了回顾和业界的融合，然后顺理成章就到了我们这一场的展望。所谓展望就是往前看，我想在座的各位就从那边开始，单老师、芮老师、范老师，还有我们这边的三陈。我们大家之间也都蛮熟悉的，我们想用更加自由一点的方式，如果中间哪位同学对哪位老师的说法有建议、有批评、有反对，大家都可以及时地提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多轮次的交流，我想试一试这个形式，我们说远交近攻，那么先从单老师开始？
单波：
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本来很多场国内这种新媒体新闻传播的会议我都推辞了，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方面的，而且对新媒体的感觉至今没有。但是吴飞老师和韦路老师的盛情确实难以推却，所以就来了。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切点，我想略微地谈谈我的一点媒介体验。
我曾经与人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即枟媒介控制及其理论想象枠，里面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观点作了高度提炼，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一个观点，认为媒介的感觉的偏向、媒介导引的文化偏向以及技术垄断，这些都表现的是媒介控制，而媒介控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理性镶嵌其中。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华人传播想象”会议上与大家交流过，觅得一个知音，那就是邱林川博士，他当时听到我这个观点以后非常兴奋。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引述了柏拉图的枟斐德罗篇枠里的关于灵魂战车的一个比喻，即灵魂这个马拉战车是由白马、黑马组成。白马代表勇敢和情感的部分，比较符合接受缰绳与马鞭的控制。黑马则代表情欲部分，是不大听话的。如果白马黑马不听话，那么战车就会散架，在隐喻层面上就是说灵魂会四分五裂，这个想象大家在生活之中会有深切的体会。我们都讲人是理性的动物，在不知不觉中，理性发展出一个控制的想象，这就是马鞭和缰绳。我们人类从语言文字到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到网络媒介，这一路走来，终于走进一个网络世界，发展出一个无线的控制、无线的缰绳、无线的马鞭。邱博士说他刚好有一篇文章就是枟无线的缰绳枠，是谈手机传媒的，他说我们的体会是一样的。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我想我很惭愧，天天使用手机，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性的体会，没有像麦克卢汉一样，研究一个传媒就要跟这个传媒对话，但他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比如说电话这种传媒，他要去体验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会眨眨眼睛，会不由自主手舞足蹈，然后还会有一些微笑的动作，还会有一些肢体语言等，然后体验人在无限延伸的世界里被媒介控制。这种研究媒介的方式就是在跟媒介对话，沉浸在媒介的世界里面。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把媒介当成一种纯粹的客体，而不跟它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无法真正揭示媒介与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麦克卢汉的这种研究显然可以弥补传播研究客体化的局限。
刚才张国良教授提到过“主体间性”。在网络时代，“主体间性”作为一种哲学的表达更加流行起来，也有很多的人把网络传播的问题放置于“主体间性”这个哲学的基础之中，实际上就是说在现代性、主体性的话语里面，我们更多地体会到那种把他者当客体，把研究的事物对象化，那么追求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这种单向的符合关系，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实证研究常常做的。但是这种研究的可疑之处在于，这种单面的符合关系是否意味着一种真实的存在；另外，把他者当客体，使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化更加无法解构或消解。比如，伏尔泰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话语，但是这个话语背后，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是令人震惊的。现在，我们说“主体间性”这个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在一个活动中共生两个主体，这在某种意义上更好地体现现实人的交流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新媒介时代，社交媒介（social media）这样的概念就足以说明我们借助新媒介表现着人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尽管是虚拟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是一种思想的突破口。我们看到，人与人已经顺应网络媒体的特点并沉浸到交流的世界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迷群。我参加过好几次博士论文的答辩，关于少数族群的网络的使用，关于这个少数亚文化群体的互联网的使用，关于艾滋病患者的互联网的使用，这些东西都是建构在一种关系之中，一种在主体间的关系之中的，它在社会发生着，跟社交性媒体和社会发生着一种广泛的联系。这种研究态度和研究方式较好地回应了网络媒体的挑战，我是非常赞赏和欣赏的，虽然我不一定能做到。
由于新媒体突出地表现着主体间性的意义，因此，新媒体开始与跨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我发现很多西方学者近几年大量地在讨论新媒体所呈现的跨文化关系，怎样在新媒体之中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取向怎么在网络媒体中加以表现。这些研究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新议题、新问题、新特点，我是非常之赞赏的。
也正是新媒体突出地表现着主体间性的意义，因此，我提议，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尽量地契合“主体间性”，发展出适合于“主体间性”的传播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成熟，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一点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由此通向我们使用传媒时的那些感觉意识，面对我们在社交媒介中的交流意识，求取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真相。我记得在我翻译的枟受众研究读本枠里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受众即是我们。在受众研究方面，研究我们自己是最真实的受众研究；由此可以联想，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领域，研究我们的媒体使用与媒介化交往意识，亦是最真实的。就说这些，谢谢！
陈怀林：
刚才单波教授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从个人的体验思索出比较深邃的理论的模式，我想因为新媒体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大家对它的体验还不太多，对比在传播学史上，比较著名的研究理论，spiral of silence，沉默的螺旋，它的创始者纽莉·纽曼教授就是以她自己年轻时期在纳粹德国生活的感受，30年后在197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提出了沉默螺旋这个著名的、在目前传播理论中非美国学者所创的唯一重要的理论。我想大的理论的提出可能还有待于不断地积累、碰撞和深化的过程。
芮必峰：
钱钟书有一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叫枟写在人生边上枠。他说人生好比一本大书，很多人都在书写这本书，也有很多人在解读这本书。我只能在这本大书的空白处做一点眉批，写一点体会，提出一点问题。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各位方家，都是写书的，我只能在大家写的书上做一点眉批，谈谈自己的一点阅读体会。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媒介研究：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跨度有点大，从北美跨到欧洲去了。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我是想谈谈媒介研究中这一学派的理路。我一直强调做学问要有一个理路，做学问要有一个多元的思想和多元的方法。我反对一元的方法，也反对一元的角度。这个在媒介研究中，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中来说，思想之深刻、影响之广泛，恐怕还没有超出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这一脉的。这当中我就存在一个困惑，就是说麦克卢汉到底用了哪些实证方法我没看出来，说鲍德里亚到底遵循了什么学术规范我也没看出来，但是不能排斥他们思想的深刻以及在传媒领域的影响。我绝没有反对实证的方法，也没有排斥实证的方法，我反对那是一种唯一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就不是方法，这是我谈的一个想法，陈怀林教授可能有点不大一样。
那么选择这个题目的第二个想法就是，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有个一脉相承的东西，用麦克卢汉的经典名言来说，就是媒介，即信息，就是他们都把媒介的形式看得重于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这是他们一直所完全一致的问题。麦克卢汉一直所追寻的问题就是媒介技术到底对人类社会、人类的感知方式尤其是时空的这种转变和改变，进而对我们人类社会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其实，后来的汤普森、吉登斯再到鲍德里亚，稍微前一点的人叫德波，枟景观社会枠的作者，完全是受这一脉的影响。同样我把这样两个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共同点，那么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想法，在学者书的旁边做点眉批。
第三，我想谈谈麦克卢汉的经典名言，就是媒介即人体的延伸。我想追问的就是，不同的媒介这种延伸到底怎么延伸的？我现在想一下，这完全是一种无厘头的猜想，我想从技术上面划分成口头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可能更合适一些。新媒体其实它基础的东西应该是一种数字传播，没有数字传播，没有数字技术很难说有今天的新媒体，当然还有其他辅助的比如说通信卫星、光缆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我想，在数字技术之前媒介的延伸无非延伸人体的某一个部分，要么延伸了眼睛，要么延伸了耳朵，要么延伸了中枢神经。那么数字技术改变了什么？它对人体的感官进行了一个综合的延伸，尤其是将来媒介的融合，会不会是给人类的感官带来的一种新的融合？这让我想到麦克卢汉当初所讲的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的问题，这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当然拒斥那种存在就是被感知，当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感知是我们人类实践的一个前提。如果说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感知方式的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新媒体，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这里面还有很多深刻的内容等着我们去解惑。其实，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偏向于时间，还是偏向于空间？我们要从人类的身体到底延伸哪个部分，怎么延伸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恐怕能想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
我体会的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尽管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我说学术是多元的，同样的出发点，搞不好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归宿。比如说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站的位置也不一样，他们站的立场，总体上麦克卢汉一直到德波还是站在现代性的角度考虑问题。鲍德里亚的早期枟消费社会枠，一直到枟象征交换与死亡枠，恐怕也多多少少主要是从现代性的立场上看问题，但是到枟象征交换与死亡枠以后，基本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因此，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所得出的一些东西，作出了非常乐观的解读，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同样的出发点，鲍德里亚对媒介技术所作的解读是非常悲观的，他觉得媒介技术消解了主体，滋生了麻木，降低了参与度。
鲍德里亚有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仿真”；第二个概念是他引用了麦克卢汉，但是麦克卢汉没有发挥，叫“内爆”，英文“implosion”，相对于外爆来说的；还有一个概念叫“类像”。这三个概念我觉得对把握鲍德里亚的媒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鲍德里亚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枟传播的迷狂枠，但是我没有看到中文版本。他在这本书里面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冶金术的社会和符号制造术的社会。冶金术的社会他称之为“那时”，符号制造术的社会称之为“这时”、“现在”。那时在他看来是场景、是深度、是异化、是本真的时代，而现在他觉得是一个猥亵的、是一个肤浅的、传播变得迷狂的时代。他说在这个时代中，类像和真实的边界已经发生了内爆。这里面我想解释一下，他的内爆说出来相对于外爆，外爆是对现代性的描述，就是商品资本、科学技术和国家资本不断地向外扩张，形象地说，外爆的碎片是往外蹦的，内爆的碎片是完全垮塌，就是一切界限都垮塌了，那么类像和真实之间就没有界限了。内爆导致了各种疆界的崩溃，意义内爆在媒介当中，媒体和社会内爆在大众当中，所以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意义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理论飘浮在虚空之中，没有任何安全的供停泊的港湾。因为他说意义是需要一个深度，需要一个隐藏的纬度，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现代传媒、新媒体把一切都改变了，变成了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换当中。所以，相比他之前写枟消费社会枠，写仿真，我们知道仿真是有一个真实的对象，供我们仿的，而“类像”这个概念，就是真实本身，它没有被仿的对象。模型造就了这个社会的本真，模型就是一切。由此我就想到了现在网络当中、电视当中的真人秀，还有我最近在新闻上看到的虐待动物的事件，本来我以为是真实抓拍的视频，有真实的东西，其实是作秀，是网络商家炒作，叫一个穿高跟鞋的女性化妆了以后再去虐待猫啊，虐待什么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你已经没有这个界限了，是新媒体带来这样一些东西。所以类像比实在更加真实，不仅是类像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且模拟出来的东西成了真实本身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准则。鲍德里亚站在后现代立场做了这样一个猜测。中国这个社会处在急剧的转型当中，它有现代性的东西在里面，它也有后现代性的东西在里面，两种解读我确实有点犯晕，我有些困惑，这也是我想求教于各位方家的一个问题。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陈怀林：
芮教授满怀激情地推崇了两位他所崇拜的西方传播学者。从我本人来说，关于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的研究实际上是蛋生鸡鸡生蛋，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这个批判学派或者是欧洲的，可能是从本质上对某些现象进行高屋建瓴的解释，以美国为主的实证学派对具体现象，或者这个效度的变化过程量度试图做一个比较精确地预测，可能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下面我们请主场的范老师发表他的高见。
范志忠：
高见不敢，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同学。还有谢谢前面两位教授很厚重的发言，使得我的话题可以变得轻松一点。我想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为什么姓新？因为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像新娘新郎啊叫新没有疑问，但是据说也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其他任何对“新”字的界定都有它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我们知道在农耕社会，是以经验为主的，所以在农耕的时代复古是主调。比如说，孔子毕生的经历是恢复周礼，即使任何创新的东西他都要打着复古的旗帜。比如说，像明清的复古文学运动，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是在复古的旗帜下，也就是说只有找到古代经验里面可资借鉴的旗帜的名义下，才能够把新的东西合理化。新之所以成为时尚，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价值判断，我想更多的是跟工业革命有关。工业革命一方面是以实验为主，实验它必须要求新，任何重复的实验都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进化论的推广，来自于经验和来自于工业技术的，还有来自于生物进化论的这种理论的推广，新成为了一种主流。在这个意义上，当互联网标榜新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界定为一种合理的、具有生气的及与传统划清界限的，是不是在这个命题下对自我作了一个界定，这是第一。
第二，新媒体的新可能我们说体现在一种技术上的新，那么它跟传统必然发生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我把它定位成一种欲拒还迎。我的主要方向是影视方向，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时候电视崛起的时候，最初的电影很恐惧，因为电视剧也是讲故事的，电影也是讲故事的，所以最初好莱坞就下了一个戒令，说电影不能卖给电视台。这一点跟我们70年代末80年代初惊人的相似，当时我们的电影厂也下令我们的电影不准在电视台频道播出。最后怎么办？由于电影不能在电视台播出，那么电视台就自己拍电视，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电视剧制作中心，最后就发现当电影无法限制新的媒体，当时电视这个新的媒体出现的时候，就只好融合，它就卖给了电视台，而且发现还开辟了电影票房回收的一条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互联网的崛起对影视产业的冲击又重复了电视的崛起对电影产业的冲击。最初的互联网是以盗版的方式来冲击影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互联网一旦要规范化它就需要买版权。所以有一次，我跟浙江卫视的一个购片部的主任在谈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剧在一个网站，我问他卖了多少，他说卖了20万一集，这是一个惊人的天价。在这个意义上，技术革命的新，新媒体的新，跟传统媒体的关系往往是从一开始的对抗、对峙，然后走向一个共谋、融合。
第三，就是媒体的新带来一种人文观念的新的变革。在传统的媒体中，其实文本都是按照法国罗兰巴特的观念和界定，都是一种可读的文本，就是说他是一种精英文化的再现。读者在这个文本面前只有听，没有发言的权利。但是互联网的崛起使得可写成为一种可能，所以精英话语遭到了一种解构。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回到我的专业，从影视话语来说，据我的了解，不管是电影学院也好，传媒大学也好，摄影都是一种贵族化的教育。每届学生，虽然说可能有几千个考生报考，但是只收十几个人。换句话来说，只有这十几个人有权力拍电影，其他草根只有看的角色。但是，新媒体的崛起，特别是DV 的普及，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为影像的工作者而出现。最典型的案例比如说“人血馒头”，“人血馒头”之所以会激怒陈凯歌，就是陈凯歌实在是感觉到他遭到了一种冒犯。他觉得作为一个精英话语，怎么能够被草根这个话语进行亵渎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影视的崛起、山寨剧的流行、DV的流行，使得新媒体草根终于能够在影像上有一种新的话语的解说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影视教育就具有了一种重要性。北京电影学院对其他高校的影视教学都很不屑一顾，他们的院长张会军就公开说，全国有600多所影视院校，但是基本上都不教制作，所以最后培养的学生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影视的鉴赏者和爱好者，而不是影视的创作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DV的崛起和山寨的崛起也就使得影视的教育普及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
那么最后一个话题，我想就是新媒体技术的新和人文观念的新，如果假设是从正面来肯定的话，由此也会带来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人性自古到今都有两种预设，一种是孟子的所谓人性善，有不忍之心；一种是荀子的人性恶，善是伪也。就有这么两种假定。那么互联网的崛起把人性恶的这一面，也就是草根低俗的一面给无限地放大。新媒体的崛起带来了媒介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必须引起警惕，如果说过于泛滥的话，恶就会过于泛滥，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在这种媒介的边界中，比如说这个维基解密，当时美国政府就把它的服务器给停了。当新媒体给人类带来无限的民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种民主和自由无限得脆弱，就是说传统的力量可以借助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这种自由随时被中断。这就是我对新媒体的未来进行的一些简单的思考，谢谢！
陈怀林：
这是范教授的学术感受，下面有请陈卫星教授。
陈卫星：
感谢吴院长和浙江大学提供这次交流的机会。因为新媒体从神话成为现实断断续续有20年了，当然也是西方的一个发明，也是体现西方技术优势、工具理性的一个成果。因为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产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更新，带来了就业，使得信息服务业不断增值。经济发达的标志是由于服务业在产值或收入中占的比例较高，涉及日常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西方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了。反过来，我们看只要日常消费品涨了几天价，那么就会有政策出台，还是很关心民生问题。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语境不一样。当然，我们的新媒体在这几年的发展就从广告的数量来看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如果再来一个很简单的比较，传统媒体的营业额连中国移动或中国电信的零头都不足，新媒体肯定是要引导未来的。
新媒体，我想我们把它定性为什么呢？刚才芮教授讲了麦克卢汉，让人至今迷惑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意识到技术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往往超出人类自身的掌控范围。和麦克卢汉的乐观主义稍微有点区别，我想还是把新媒体定义为有机体和病毒之间的一种混合物这么一个联想。首先它是一个技术载体，其次又是人体或者夸张一点说，是主体的一种延伸。
我的新媒体观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叫契机。如果把契机放在我们所处的时空界面，其实质就是自由，因为新媒体确实跟以前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刚才有人讲到影视，20多年前，我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感觉到电影与以前的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戏剧的三一律要求表演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舞台空间，但电影是没有墙的，是无所不在的。今天的新媒体的表现特征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更加个人化、随身化和移动化的媒体不仅是今天新媒体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体现出一种自由的本性，对宏大叙事可以提出永恒的挑战。我们说传播的本质就是建构主体关系，就是要体现人的永恒的追求，就是自由。那么新媒体对宏大叙事、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解构是简单而有力的，因为这涉及人类要面对的两个永恒的问题：一个是人性的问题，一个是诚信的问题。比如说范跑跑，大家知道他在地震面前有了一个本能的反应，然后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但是他坦然地走进电视论坛，反而赢得了掌声，因为他说比起那些在宣誓中可以讲假话的人，他们没有资格跟我讨论道德问题。还有我们的周立波，这次静安区大火之后稍微装了一两句，就失去了粉丝若干万。所以，我想新媒体的契机就是要完成启蒙叙事以来的问题，就是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新媒体的这种全息性，使得其他的科学话语都可以加盟到这里来，什么仿真学、生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都可以展开。实际上这使得新闻传播学的边界已经无法再界定。另外，在媒体形态本身，也出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些排名并不靠前的门户网站的博客中，每天保持固定几万的流量。你说它是不是媒体？但是它没有广告，虽然它本身可以携带广告，但它没有。这种非组织化的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所以我要强调新媒体带来的或者说营造的契机就是自由，表达的自由和质疑的自由。
第二个关键词是挑战。挑战的第一层意思涉及经济利益，因为新媒体作为新技术首先需要资本，需要投资，需要投资环境和政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怎样从经营的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平衡重新切分蛋糕的问题，实际上讨论了若干年，现在还无法拍板。这涉及未来的投资模式和管制模式的问题，是个利益问题。新媒体的挑战的第二层意义是涉及它对人类理性的伦理挑战、道德问题、人肉搜索、隐私安全、公民自由等。新媒体引发了教育环境的危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出现了传播符号的代沟。我们坚信人类的理性都是建构在文字基础上，人们的表达习惯用理性的文字，用paper表现出来，现在的网络一代用的是火星文，那么这种符号编码究竟对于人类理性的可持续性有多大的颠覆性，恐怕也是挑战。一个人与人之间产生交流的媒介环境，往往是在天然过程中形成的，新媒体的诱惑往往源于自发性和随意性。而传统的理性思考，强调逻辑性和思想性，肯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第三个关键词是新议题，我把它的实质归结为共同体。因为我们从新媒体中看到很明显的现实，就是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了社会权力，也就是说通过媒体、互联网、虚拟社区建构的市民社会，或者说叫媒体市民社会，这里面产生了公共参与性、公共表达性、自发性和组织性的结合，是可以让社会所谓的精神文明也好，政治文明也好产生加速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在6年前出版的枟传播的观念枠第256页，我曾经有这么一段话：“网民，客观上揭开了权力者和权力过程的面纱，他们使得公共权力部门被迫成为可视状态，上述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个人与民间资源的增值和政府权力信息资源贬值的过程，这使得个人与民间组织与政府公共权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缓解，公共权力过程的可视性增加了，个人和组织对于公共权力构成的监督性得以加强，这同样也增加了个人与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目前正在呈现的新媒体景观，社会的需求也很大。最近几年发生的媒介事件已基本上证实了我的判断。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新媒体的发展来寻求中国的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共同体的建构，那么我们要新媒体干什么？不能借助新媒体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来建构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共同体，未来的治理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与其说会让全世界颤抖，不如说首先会使我们陷入痉挛。谢谢！
陈怀林：
感谢陈卫星教授，让我们记住这几个所谓的key words，刚才你说的契机、挑战、共同体，下面有请陈霖教授。
陈霖：
谢谢吴飞院长和韦路博士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当我接到韦路博士给我的命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想着重从第三个方面谈谈。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对未来的预测和眺望实际上是着眼于眼前的。就我的感觉来讲，要谈新媒体对于我们的传播学包括对新闻学的研究会产生哪些影响，带来哪些新的课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回头去看才能清楚的。很遗憾我没有听到第一场关于历史回顾的谈话。如果回头来看，我们的研究上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去直面。一个就是我们研究的介入性，还有就是我们的批判性，再就是我们在这个介入性和批判性之间，我们所取的价值和立场问题。新媒体是新的现实，也提供了新的语境，它给我们的研究构成了一些挑战，譬如新媒体传播带来的碎片化、无中心、去中心等，刚才大家已经谈到这些方面。我们往往自诩或者被期待为天地立言的学术研究，在今天的语境里面可能会转化为别的东西。
首先，我觉得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在今天我们要为这种破碎的情境或者这种碎片化的存在理出一个头绪来。我觉得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或者说考验理性的强度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越是非理性，那么他就越是需要理性的强大才能去面对。
其次，在学科的研究上，虽然我们传播学科研究很现实的很新的新媒体，但是这种研究一定要有历史感，当我们谈到眼前哪怕最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去追溯它是怎么过来的。在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做得没有历史学那么深入，而我们思辨的东西又不如哲学做得那么深入。面对新媒体提出来的挑战和契机，我们应该去选择更具有历史感的研究，更具有思辨性的研究。
第三，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有个中心和边缘的问题。我觉得传播学的研究过于靠近中心，当然这与我们学科的特点有关系。你看我们申请各种各样的规划项目，基本上是中心权力规定好的东西，这对我们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都是一个挑战。近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做了一些尝试，就是将一些边缘的东西拉入我们的视野，不要因为它小，它边缘。刚才单老师讲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关注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对网络的使用。我要补充的是，不仅是对网络的使用问题，还有新媒体构成的新的情境如何促生了一个依附于、依赖于、同步于网络社会或者是新媒体社会的亚文化群体问题。我们上个学期开了一系列的沙龙，对拍客、恶搞、微博、粉丝这些新媒介情境下的亚文化问题进行研究。我的同事马中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就是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还有对一些现象，比如说娱乐化的问题，我觉得从道德的其他方面、主流话语的其他方面来谈当然可以，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道德的评价应该先悬置起来，先仔细弄清楚它的实际存在状态。即使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东西，我们要放到一个情境里面，从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角度来看，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整体的裂隙，看到我们社会情境的裂隙。
最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作出的判断，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是为探讨文化的发展，探讨各种各样的文化存在为文化整体提供了什么样的契机？提供了什么样的能量？提供了什么样的创新可能？从批判的意义上讲，新媒介环境下产生的文化问题，比如说道德的沦陷、界限的消失，这些都是结果，是面上的东西。我们需要回答，其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媒体，当它只能报道什么的时候，或者它要以失去市场为代价去做严肃报道的时候，或者收到指令而必须报道什么的时候，娱乐化可能成为一种更为保险、安全的方式。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基于考察，不忙作出价值的判断，我想我们在这些方面可以作一些努力。
陈怀林：
我们这几位教授都是从自己的专长出发，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展望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最新版关于美国的媒介效果会议综述的一本书中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提出了重视娱乐相关的研究；第二，提出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特别是互联网在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各个国家不均衡的分布所带来的重大差异；第三，就是所谓的跨国家、跨文化的对传播的影响，因为全球正在迅速地融合。我想这三点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展望也是有所启示的。
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
吴廷俊 黄欢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无锡分公司）
“摘要”网络揭黑即指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揭露事实真相，引发社会关注，从而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并使事件得到迅速合理解决的行为。在我国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缺失的情况下，网络揭黑是舆论监督开辟的一种新途径。实践证明，网络揭黑发挥出了摧枯拉朽的威力，不仅把一个个社会事件的真相揭发出来，而且促使政府重视公共突发事件，并在处理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由于网络揭黑者置身新闻业外，缺少必要的新闻专业精神与媒介素养，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规范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关键词”网络揭黑 舆论监督 网络伦理 传播法制
据称，2007年被称为“网络民意年”，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2009年被称为“网络反腐年”，这表明互联网在我国的社会改革、政治文明建设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它的价值，尤其是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中发挥了民意表达、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其中，网络揭黑成为了一种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传播现象，每一次揭黑的反响，都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为之拍手叫好，有人在它面前胆战心惊，有人为之推波助澜，有人被它搞得手忙脚乱，有人在欢呼的同时希望更加规范，有人则千方百计围追堵截。一句话，网络揭黑成为了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一个新议题。
对于这样一个新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回答其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作为传播技术的网络新媒体20世纪后期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后，为何它在揭黑和反腐、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施展拳脚，在中国的表现似乎尤为突出？为什么中国社会对网络媒体的揭黑和反腐行为毁誉参半？如何看待网络揭黑和反腐的前途？等等。
一、网络揭黑：中国舆论监督另辟新径
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公众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揭露、批评和提出建议的行为①。在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新闻跟帖、网站论坛（BBS）、舆论监督网站和网络民意调查等。网络揭黑即指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揭露事实真相，引发社会关注，从而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并使事件得到迅速“合理”的解决的行为。网络揭黑是媒体舆论监督开辟的一种新途径。
按郭镇之的说法，“舆论监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在西方国家（主要指英美国家）中，虽然没有“舆论”（public opinion）和“监督”（supervision）这样的搭配词组，但是，“西方媒介机构在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设置社会舆论议程者和声音最响亮的喉舌”。② 这说明，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媒体在引导舆论、发挥社会监督职能上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话，我国当前社会与100年前的美国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一是社会转型。19世纪后期，随着南北战争结束和社会重建的开展，美国步入所谓“镀金时代”，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产值迅速增长，经济、社会实现了空前的历史跨越，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也进入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其二是两国的社会发展都呈现二律背反特征，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社会矛盾逐渐出现。当时，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掀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黑幕揭发运动”，俗称“扒粪运动”。这些“扒粪者”大胆地对美国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食品安全、劳工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黑暗面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揭露，将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方面的巨大黑洞暴露无遗。这场运动充分凸显了新闻媒体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唤起了公众良知与责任感，也为当时美国社会变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促使美国社会政治经济运行步入了健康有序的轨道，顺利完成了社会转型。
网络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一方面是它自身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是其规模发展。从前者看，网络新技术使上网门槛降低，为人类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人、时时、处处上网成为可能。此外，网上交互传播使网上信息像决堤之水，呈几何级数迅速疯传，势不可挡；从后者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网络平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建构起来，当下，我国已经涌现出许多人气很旺的品牌网站与论坛，例如强国论坛、凯迪论坛、天涯论坛、西祠胡同等，同时也出现了民间自发成立的舆论监督网站。网民发表意见通常会首先选择点击率比较高的“大众”网络媒介，如门户网站、网络社区（BBS）、聊天室（chat room）等，也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网站的“网友之声”栏目揭黑反腐。一些专家学者也在自己的博客中“著书立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网络舆论。随着网络平台的建构，网民社会也基本形成。2010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枟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枠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3畅84亿）、宽带网民数（3畅46亿）、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1346万）三项指标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网民规模较2008年年底增长8600万，年增长率为28畅9%。① 网络公众参与的绝对数量超过同一时期的传统媒体，网民的意见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普遍意义。再者，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公民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对满足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呼声天天见长，为网络社会注入了精、气、神，从而使网络舆论的质量大为提高。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网络舆论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2009年，网络舆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和政府决策。
二、网络揭黑摧枯拉朽：以2009年为例
网络平台的建构与发展，为网络舆论监督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基础；公众意识的增强，网民社会的形成，为网络舆论监督提供了充分的群众基础；政府的日益关注，为网络舆论监督效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于是，网络揭黑由自发转为自觉，由最初的愤怒发泄转为舆论监督，并且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进一步凸显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效应，从2009年的情况看，网络揭黑大有摧枯拉朽之势。网民纷纷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发帖、博客、论坛等形式，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追求真理，揭发真相，并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笔者通过分析2009年由互联网曝光的20件网络热点事件和2009年度网络热点事件，看到了网络揭黑发挥出来的威力，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从2008年以来的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浙江温州“出国门”事件，再到200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河南灵宝王帅案、湖北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无不借助于网络曝光而迅速演变为全国瞩目的舆论焦点，并最终促使事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网络揭黑之所以有如此威力，主要在于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与传统媒体有很大差别，尤其是其中有一个网民质疑环节。在纷繁嘈杂的网络舆论洪流中，“质疑”几乎是所有网络热点事件引发舆论的起点。正是由于网民广泛的、一波又一波的质疑，一件件普通的案件（或事件）才演变成一起起受到舆论关注的网络公共事件；也正是由于网民广泛的、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公众通过不同方式从网上到网下追踪、分析、讨论，探求事情的真相；还是由于网民广泛的、一波又一波的质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通过互动，形成了巨大的监督声势，给予了当事者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强大的舆论压力，为迅速揭开事实真相注入强大的动力，迫使政府迅速介入并采取相应措施，加速揭开事实真相的进程。
从以上2009年众多典型的网络揭黑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质疑”的强大威力。就拿“躲猫猫”事件来说，正是网络中广泛存在的质疑声音，才使得云南省委宣传部门迅速组织了由网民代表参与的网友调查委员会，尽管这个调查委员会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也并没有取得最终的实效，但让公众感觉到了官方的重视，感受到了官方公开透明执法的态度。网络舆论聚焦，对于警方公布的结论持续质疑，毋庸置疑对推动“躲猫猫”事件真相的调查进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的一样：“我现在看到网上有一些质疑。质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①如果没有网民对李荞明死亡原因“躲猫猫”的质疑，也许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李荞明最终冤死在狱中。
网络揭黑的威力不仅表现为使一个个社会事件的真相被揭发出来，更重要的是促使政府重视公共突发事件，并在处理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近些年发生的网络揭黑事件表明，政府积极主动地应对网民质疑，公开透明地对黑幕进行调查，不仅可以消除公众的疑惑，迅速地解决问题，平息事端，还可以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比如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反之，不仅致使事件进一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还导致政府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比如湖北的“石首事件”。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已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舆论监督的这条新径能走多远
中国的揭黑主角主要是广大的网民。这些网民，尤其是诸多草根网民揭黑者置身新闻业外，缺少必要的新闻专业精神与媒介素养，他们的揭黑行为多半出于对各种腐败的义愤，只是想借助网络平台言所欲言，一吐为快。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不规范之处。因此，要使网络揭黑走得远，发挥出更大作用，就必须对之加以规范，确立网络监督权的边界，防止发生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等诸多问题。
第一，在网络舆论监督中，监督主体网民不能成为哄客、判官，甚至暴民。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何在？主要在于网民在网络上表达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对被监督者及其相关当事人所产生的巨大的压力，因此，不能过于夸大网民个体的作用，导致网民角色定位的迷失。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部分网民在进行网络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免缺少一定的道德与法律约束，将网络平台作为情绪发泄的“垃圾桶”，甚至作为谋取利益、报复他人的工具。在众多网络事件中，有不少网民成为围观者，热衷于观光、看热闹，哄客心理非常突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监督”到“谩骂”，使整个参与活动变成一种对当事人进行的“网络审判”；还有少数网民通过发帖、博客、恶搞等形式，歪曲事实，发表情绪化舆论？ ？目前，网络中已经出现了专业的“职业帖人”，他们为了谋利，替人在网络论坛中发布有利或不利的信息，删除对己不利的帖子，扰乱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秩序，形成了公众民意的假象，不利于公众的独立理性思考与健康监督。
第二，网络监督必须遵守准确、客观、公正的准则，否则，网络舆论监督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湖北鄂州一名网民熊忠俊以“刘逸明”的名字在网上发布大量文章，制造各种证据，称“受审的胡斌是替身，而非本人”，引发网民的种种猜疑，误导公众舆论，对司法部门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多方调查后，证实熊忠俊所言非实，鄂州市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这很好地说明了网民的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无限度的，网民行使网络舆论监督权应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一片纯净、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而在这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刻不容缓。
第三，网络揭黑要防止网络侵权。在我国，网民的素质水平良莠不齐，有关网络舆论监督行为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使得网民在网络揭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违背了网络揭黑的本意。比如，“人肉搜索”用得好，可以发挥出良好的社会效应，如在“躲猫猫”事件和杭州飙车案中，人肉搜索在其中一些关键环节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和隐患。实践表明，人肉搜索的滥用，对网络事件中的相关当事人造成隐私泄露、污辱、诽谤等侵权伤害，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四，网络舆论监督缺少法律保障，“政治认可与法律缺失并存，宏观支持与微观无力同在，这就是当下的网络监督现状，其势必使常常大快人心的网络舆论监督呈现一种乱象和迷局：司法在模糊的法律规定下，自由裁量权的弹性过于强大”。① 网络舆论监督在重大事件中也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如在河南灵宝王帅案中，网民王帅发帖遭跨省追捕。实际上，王帅是在多次通过在线信访申诉无果之后，借助网络发帖，只是行使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况且发帖内容并无虚假夸大之词。正是由于网络舆论监督目前还极其缺乏相关的法律与制度的保障，才导致王帅无辜被关押数天，并背上了“诽谤政府罪”的黑锅。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网络监督的界定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国家尚未有一部正式的法律对网络监督的认定、程序、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现有的相关的网络管理法规主要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现行的司法实践只是比照民事法律规范来解决，还没有通过网络进行公众参与的机制和保障。尽管目前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舆论监督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已经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的民间力量，并掀起了一股网络揭黑浪潮，网民中还逐渐分化出一批专业的“网络独立调查人”，如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姜焕文的“中国民间举报网”等，但由于没有明确权力机关能赋予调查人调查的权力，也没有明确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能给调查人发放采访许可证，其调查的合法性经常遭到质疑。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制定相应的网络伦理和网络法规，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加以解决，使网络揭黑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新径越走越宽广。
四、结 语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网络揭黑不仅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公平正义，促使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揭黑也只是在近几年发挥出了舆论监督的效应，它必然会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对此，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更要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不断使其规范完善，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尽量减少和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使我国的舆论监督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尽我们所能披露黑幕，尽我们所及洗涤墨迹”、“追求公平正义，探索事实真相”？ ？这些都成了网民参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口号、标语。现在，中国的网络社会已经开始从“虚拟自由”向“真实沟通”过渡，有理由相信，在经历了最初的狂热与冲动之后，中国的网民也逐渐体现出理性的一面。① 在经历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揭黑事件后，网民们在行使网络舆论监督权利时将会逐渐熟悉和遵守舆论规则，增强专业精神，减少因出于一时义愤而导致引起社会混乱。再者，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将逐步制定并完善。可以预计，网络揭黑与其他形式的网络舆论监督一道将会进一步全方面、深层次地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发挥出其特有的、不可低估的能量。
新媒体环境中的都市集体行动：框架博弈与传播动力机制
张宁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摘要”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通过量化分析考察围绕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都市集体行动框架的类型及其传播情况，并观测不同框架在都市媒体上的博弈情况，试图料及而分析都市集体行动的传播框架种类及其传播主体的特点，以及集体行动者、政府和媒体等的多种框架相互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探讨框架传播过程中新旧媒体联动的机制，并基于以上分析重点讨论优势框架如何产生，以及导致优势框架形成的社会传播动力机制。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 集体行动 都市媒体 框架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综述
在我国大型都市里，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公共管理中的冲突越来越多地通过集体行动表现出来。从传播学角度来看，集体行动过程就是行动者通过设置议题、形成框架和媒体传播进行的社会意义构建过程（Gamson，2002；Snow，Benford，2002），现代都市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和都市报纸）无疑是意义建构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克兰德曼斯（2002）指出，一个社会问题只有在进入公共话语渠道时才能激发集体行动。赵鼎新（2004）也在分析集体行动时指出三个关键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其中“话语”就是对集体行动议题的社会构建过程的强调。
都市集体行动是指一个组织化的集体性努力或尝试，包含了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实质性的需求保卫与需求满足，采用可辨识的动员技术和抗议战术，而且是发生在都市这一空间的集体行为（刘能，2006）。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有斯梅尔赛（1962）、奥尔森（1995）和勒庞（2005）等，国内有赵鼎新（2004），刘能（2009），曾鹏、罗观翠（2009）等，这些研究成果从集体情感的形成、资源动员理论和新社会运动的角度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和行动过程，同时也指出了集体行动与大众媒体的联动共生关系———行动者必须依靠媒体传播行动框架，媒体出于专业理念也会关注都市集体行动。
关注集体行动中的媒体传播行为的研究主要有塔奇曼（1979）的“新闻生产惯例”研究和吉特林（1986）的“霸权理论”说。塔奇曼（2008）认为，由于新闻生产存在着“新闻事实网”，媒介组织会将网线吐向社会中的合法机构，因为这些机构能够提供稳定的、具有权威性的消息。因此，那些掌握了合法权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近媒体。而吉特林主张运用“霸权”理论说明媒体如何报道新左派运动，他认为霸权对媒体新闻报道的控制体现在了新闻组织内的政策和规范、广告、政府管制、政治压力、记者、消息来源的关系、新闻价值、新闻运作等因素上。可以说大众媒体与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一方面集体行动者需要大众媒体来传达声音，而媒体也需要集体行动作为其生产新闻的来源。Wolfsfeld的研究（2007）认为有四大元素提升了各种集体行动的竞争对手的内在新闻价值：政治与社会地位层次，组织与资源层次，实施异常行为的能力，以及对政治环境的控制水平。
部分学者关注作为消息来源的集体行动者与大众媒体的文化上的互动，关注他们如何争夺“意义”上的主导权。在这种互动中，集体行动者与其对手都试图推销自己对事件的解释框架，但是新闻媒介要的不是“观点”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因此在建构事件的意义图景中，“框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框架，是媒介话语的核心组织原则（Gamson，1983，1989，1992），能够使得不同的事件被填充进特定的包裹中，从而将这些日常生活中流动的片段连续起来，使人们获得了理解事件的意义。
Gamson和Modigliani（1989）对美国反核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始至80年代中媒介话语的变化情况作过分析，他们认为影响框架变化过程的根本因素是议题文化，议题文化下具体的三个维度影响着媒介话语中包裹的变化：文化共鸣、倡导人的行动和媒体操作。其中，文化共鸣这个因素被认为决定着社会抗议者与其对手的哪种包裹的“表征”能够与更广义的文化具有一致性。
都市集体行动的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在中国大陆尽管近年来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与媒体发生互动从而形成重大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与研究还相当不足。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从媒介框架的角度，探讨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如何受到社会压力团体的影响，后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心社会组织近用媒体的策略，更多是公共关系的研究取向（臧国仁，1998；臧国仁，钟蔚文，1997；曾繁旭，2006，2009）。值得重视的是孙玮的一系列针对我国部分城市的集体行动做过案例研究，对集体行动与媒体的关系和集体意识的形成进行过详细分析（孙玮，2007）。
二、研究假设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通过量化分析考察围绕都市集体行动的框架类型及其传播情况，并观测不同框架在都市媒体上的博弈情况，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都市集体行动的传播框架种类及其传播主体是什么？
（2）都市媒体对集体行动的报道框架及其各自特点。
（3）来自集体行动者、政府和媒体等的多种框架相互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如何？是否形成某种优势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还将分析讨论框架博弈状况，框架传播过程中新旧媒体联动的机制，优势框架如何产生以及导致优势框架形成的社会传播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看成是框架博弈背后的社会组织利益和资源的博弈机制，体现为各个框架主体拥有的象征资本、政经资本、传播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
报道框架的抽出手法多种多样①，本研究参考Gamson的议题分析法，进行框架抽出分析②。
本研究以2009年10月开始的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中心。2009年年底，广州市媒体报道了“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开听证会”的新闻，引发了一场媒体上的官民博弈。11月23日发生了超过500名民众在广州市政府某出口处抗议番禺区大石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件。这个案例的行动者是积极利用网络媒体进行议题传播的番禺几个知名社区的居民及其代表，而广州市的6家媒体也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相关议题的报道。
本研究主要分析广州市6家媒体③的相关报道文本，采用框架理论的分析方法，试图了解和分析：① 6家都市媒体相关报道的框架数量。② 各种框架的不同媒体分布和强弱样态。③ 主要报道框架与都市媒体的相关关系。虽然选择了6家报纸媒体为主要分析对象，但是网络媒体也是本研究的分析重点，由于网络媒体传播上的特性，尚未有合适的比较方法能将之与传统媒体直接做比较，因此本研究将网络媒体上的都市集体行动框架及其传播样态做定性分析。分析时期定为2009年9月25日—2010年1月25日，这是本次事件的核心时期。分析样本从6家报纸的电子版上摘取，样本选取情况
三、分析结果
1.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的框架种类和数量
广州市6家报纸媒体都对“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作了报道，其中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和枟羊城晚报枠的报道数量比较多，枟南方日报枠、枟广州日报枠和同属广州日报集团的枟信息时报枠的报道量相对较少。而事实上，枟南方都市报枠和枟新快报枠在这次都市集体行动中发挥的参与和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研究者首先通读6家报纸所有的相关报道，通过量化议题归纳出框架的种类，并得出不同框架的总体数量。
对6家媒体相关报道的框架分析总结果，显示了都市媒体对这次集体事件的报道框架，按宏观导向来看，报道框架可以归类到“反对（垃圾焚烧）导向”、“说明导向”、“支持（垃圾焚烧）导向”、“反思导向”和“其他导向”。从数量上看，“反对导向”下的框架数量和种类较多，“说明导向”下的框架数量其次，这说明来自反对垃圾焚烧建厂选址的声音和主张在都市媒体的总体报道中占了优势，而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行为也相当积极，在媒体上不断进行说明和解释。“反思导向”下的框架总量最多，这显示媒体对事件整体的概括最终归结到对垃圾问题的环保解决上来了。“支持导向”的数量较少，这主要是政府部门初期对焚烧厂建厂的决策表明，其他导向则是媒体对同城相关问题和行动、他国同类问题决策的介绍和报道。从时间上看，在反对导向的框架最早，说明框架其次，支持框架和反思框架随后，这也说明了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的框架从时间逻辑上来看就是：从“反对”到“说明”、“支持”，最后归结于“反思”。
在反对导向下的各种框架中，“反对选址”和“不信任”框架的数量最多，这明显是番禺业主设置的，也得到了媒体认可的框架。说明导向下的框架内容以“接访听取意见”和“如多数反对则不开工”两个框架数量居多，显示了理性温和的政府应对态度，说明这次政府部门的应对是考虑到民声和媒体舆论的。但是，反对导向下的框架内容数量不多但显得强硬，既说明了部分政府官员和部门的态度，也表明了政府部门间的议题不一致。
2.不同媒体对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的报道框架
广州市6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件，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和枟羊城晚报枠的报道最为积极。尤其是前两者，在报道框架的选择上反对导向的数量最多，积极报道番禺业主和网民、意见领袖的反对声音，对枟广州日报枠和枟南方日报枠两家党报都较少涉及的“背后利益与广日集团”“抗议行动”“不信任”“焚烧致癌”等框架都有较多涉及，而作为广州三大报之一的枟羊城晚报枠则和其他两家大报不一样，报道姿态相对积极踊跃。
如果把三大报和三小报相比，可以发现在框架选择上的明显区别，三小报积极报道反对导向的框架，三大报则较为积极地报道反思导向下的框架。6家报纸中，枟信息时报枠，枟广州日报枠和枟南方日报枠相对低调，例如被枟南方都市报枠和枟新快报枠积极挖掘报道的“吕志毅与广日集团”和“抗议行动”，这三家报纸都没有报道或者报道得很少。
3.框架的设置者和媒体采用情况
研究者按框架的种类观察了框架设置者的身份，发现各种不同框架的设置者有着明显的身份区分，反对导向的框架设置者是番禺业主（集体行动者）、网友、意见领袖（如省市人大代表、政府参事、学者专家、评论家等），他们观点鲜明，对垃圾焚烧厂未征求公众意见而决定表明反对意见。媒体也是反对框架的设置者之一，枟南方都市报枠和枟新快报枠等媒体多采用社论的方式表明反对意见。说明框架和支持框架的设置者是政府相关部门和部分官员，以及政府邀请的专家。反思导向的框架设置者则比较有意思，既有番禺集体行动者、网友、意见领袖、学者、人大代表，也有政府官员和中央媒体。这也表明反思框架是一种被不同身份设置者认同的框架。
从媒体选择信息源的频度来看媒体对框架设置者的喜好，则可以发现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和枟羊城晚报枠比较多采用番禺业主、集体行动者、行动主导者、意见领袖和网友，同时，这三家报纸也是明显认同上述设置者的框架的，它们在自己的社论中也都显示了同样的框架。而枟广州日报枠和枟南方日报枠则多选择来自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和政府专家的框架，这也显示了这两家报纸的信息源偏向。在反思框架的设置者中，媒体也表示出了同样的选择———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枟羊城晚报枠多选择番禺业主（集体行动者）等的框架，枟广州日报枠和枟南方日报枠等多选择政府方面的框架。同时，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对信息源的选择面相对宽，如在其他框架中，这两家报纸还报道了环保组织和城外媒体的相关框架。例如，枟新快报枠10月27日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的新闻“垃圾场将建居民贱卖楼”，表明央视对这个事件的关注。11月11日，枟人民日报枠的“人民时评”的文章枟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枠，这个评论也被枟南方都市报枠和枟新快报枠、枟羊城晚报枠所报道。
4.框架设置的报网互动和传播路径
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可谓一次由媒体点燃，由番禺业主扩大设置的城市集体行动议题。2009年9月24日，枟南方都市报枠报道了广州市政园林部门负责人项目开工在即的说法后，这次集体行动的议题在番禺几个社区论坛中得到热烈关注和讨论，由于广州市几个知名社区的论坛一直是都市媒体的重要关注点，这个议题立刻被扩大，社区论坛的代表人物和其他网友、居民纷纷接受媒体的采访，发布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举行了签名活动，要求和当地政府官员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其实是一次引发于网络论坛、都市媒体积极介入并报道，网络媒体和都市媒体议题不断互动的一次传播行为。报道的高潮时期，不但有报纸媒体的报道，而且南方网、金羊网、大洋网、奥一网还有专门的网上互动型联合报道。
在这次事件中，集体行动者的议题设置首先靠网络媒体，可以说网络媒体的议题设置力量在都市报纸上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体现，这个话题的引爆来自于当地知名社区丽江花园的网络论坛，其代表人物巴索风云多次出现在报纸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博客、微博、社区论坛来发布议题和见解，这些观点都得到了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和枟羊城晚报枠的转载或报道。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三家报纸的相关报道中，网友作为一种信息源和意见提出方反复出现，番禺相关社区论坛和社区网友也一直是这三家报纸报道的重点对象。而报纸媒体的积极介入和全面报道，也促进了网络论坛议题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政府方面的框架基本是通过官员言论、部门说明和新闻发布会在都市报纸上得到展现，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威信息源，这是所有都市媒体都不能不报的。
另外，如上所述，枟人民日报枠和人民网的相关报道都被都市媒体积极转载。枟南方都市报枠和枟新快报枠还积极关注其他发言／行动者的框架，如枟南方都市报枠报道了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主张。
都市媒体积极与网络媒体进行议题互动展开相关报道，是这次集体行动中传播行为的突出特点，网络媒体开放、把关程度低的特性让网络议题的形成和设置相对容易，一些在都市报纸媒体上被视为敏感话题的议题可以在网络论坛上轻易形成势头，枟南方都市报枠积极采访番禺社区业主的心声和思考，枟新快报枠多次报道这次集体行动的代言者巴索风云。都市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城市人开始关注与声援这次行动，也让网络社区论坛更具议题设置的力量。尤其是一些城内的意见领袖或知名媒体人，他们拥有自己的网络议题设置场所如博客、微博、知名网络社区的身份，也在都市媒体上开设专栏，这样，同一议题的网上、纸上的互动就非常及时了①。
5.框架博弈与优势框架形成
从时间上来看，事件初期，媒体上最早出现的框架是番禺业主和集体行动者的反对导向框架，继而是政府方面的说明框架和支持框架，这两种框架从数量上看是说明框架占优势，说明政府的主导态度还是理性说明获得公众的理解而不是压制的，但是支持框架的存在也显示了政府官方观点的强硬和部分官员的官本位立场。从数量上看反对导向的框架对支持导向框架的压制是明显的，这种博弈也体现在枟南方都市报枠、枟新快报枠和枟羊城晚报枠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上，这三家媒体不但积极展示番禺业主的框架，同时还积极展示意见领袖们的反对意见，包括在自己的社论和专栏中提出相同观点。
另一方面，在政府提出的两种框架中，从数量上看也是温和的说明导向框架多于强硬的支持框架。因此，从事件中期开始，反思框架渐渐成为一种主导框架，站在反思角度看待番禺垃圾处理问题的既有番禺业主、网友、意见领袖、其他社区的居民，也有政府部门、官员、学者和专家，在如何处理垃圾更环保更符合社会利益的问题上，反思框架成为多种身份的议题设置者共同谈论的话题。如一位番禺网友发帖说到：“我们今天反对在自己家门口兴建垃圾焚烧厂，如果在别人家门口兴建，我们的反对还会如此强烈吗？如果这场博弈的最后，只是把垃圾焚烧厂从番禺会江移走了，移到了别人的家门口，那么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纷争中，我们都是输家。”丽江花园业主“海阔天空”在社区论坛中的建议得到了广大番禺业主的热烈响应。他呼吁“大家转换思想，找一个可以完美解决垃圾围城的出路。垃圾分类、合理利用，这是科学的、无污染环保的、可持续性的方式。我们愿率先做垃圾分类排头兵，坚决反对垃圾焚烧！”番禺当地的政府官员也表示将就这一问题在全区范围内举行大讨论，呼吁广大市民为垃圾处理出谋划策，政府将分阶段推进创建垃圾处理文明区行动，大力推进垃圾分类。进入事件后期，之后几乎所有媒体的报道框架都转向反思导向，前期报道比较低调的枟广州日报枠、枟南方日报枠和枟信息时报枠也在反思框架上呈现一定的数量。也就是说，事件趋于平静前的报道框架基本集中在反思框架的“番禺开始试点垃圾分类”上了。显示了各种框架的导向变化和博弈结果。
这个框架博弈的走势和变化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都市集团行动者和其他舆论领袖设置的反对导向框架从一开始就比较强烈，而政府方面一开始就没有使用反对框架而是用说明导向框架来应对，后来也出现反对框架，但是基本上是由“官员个人”作为设置者的，因此政府方面在框架设置上一开始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事件中后期，由舆论领袖、部分集体行动者和枟南方日报枠、枟广州日报枠主导的“反思框架”在数量上占了优势，最终成为优势框架———一种社会共同认识“番禺试点垃圾分类”。而这种共同认识或者说优势框架，其实是一个导致事件没有最后的责任者和结论的宏观框架。
四、讨 论
广州市是一个媒体报道程度相对开放、媒体报道对公共领域影响较大的城市，三大报旗下的三家都市小型报纸在与民生有关的公共话题上更是活跃，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在媒体上出现各种框架，正表现出广州这个城市特有的公共舆论氛围特征，即与民生有关的公共话题容易得到都市媒体的关注，即使是网络社区的议题只要有知名性、重要性并引人关注，就有很大可能成为报纸媒体上的议题，都市媒体是城市公共舆论的重要引发场所和展示场所，而得到展示的框架也不会单一。例如，政府首先拿出的说明框架反映了对公共舆论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番禺业主主张的框架，也并未一味坚持反对焚烧，而是渐渐转向反思和垃圾分类。框架的多样化表明了这个城市的公共舆论的相对宽松的氛围。
多种框架在媒体上呈现相互博弈的状态，从数量上说，反对导向框架的强势迫使说明框架和支持渐渐转向反思框架，反对框架本身也有反省，最终也向反思框架过渡，反思框架中的“试点垃圾分类”最终成了一种优势框架，也导致这件事情趋于平息。也就是说，反思框架是一种意义高尚而宏观的道德框架，框架中的责任、义务和结果都没有严格规定，时间性也相对模糊，因此这种框架会令人冷静，这对平静一次都市集体行动是有其效果的。
这种优势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可以分析这种框架形成的传播动力机制，即框架博弈背后的社会组织利益和资源的博弈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各个框架主体拥有的象征资本、政经资本、传播资本和社会资本上。首先，优势框架的政经资本可以看成是框架提出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等，在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中，两个从数量上看有优势的框架———“反对框架”和“反思框架”是番禺业主（集体行动者）提出来的，番禺是广州市中产阶级的重要居住地，居住者大多是收入中上、有较高专业知识和参与公共管理积极性的人群，因此他们的框架设置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社会显现度。所谓框架的传播资本是指设置者的传播策略和媒体沟通运作能力。上述两个重要框架的提出者是番禺业主，其中积极运用网络自媒体来设置议题的人为数不少，番禺的丽江花园业主论坛一直都是广州市报纸媒体关注的对象，在这次事件中丽江花园业主论坛发挥了积极的议题设置作用；同时番禺各大楼盘社区里居住着较多的媒体工作者，他们在这次报道中积极关注报道这个议题，使这个议题在都市媒体更为容易地被呈现出来①。这些情况都体现了优势框架的设置者在近用媒体的竞争中拥有的优势。框架的社会资本体现在框架设置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舆论领袖的声援和框架内容与都市文化内涵和公共舆论的同向性的一致上，这也是上述“反思框架”最终成为优势框架的重要原因。这个事件最初的框架设置者是番禺多个大型楼盘的业主，都市中产阶层人士，继而引发多位人大代表、评论家、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讨论并发表意见，这些舆论领袖的声援和议题引导也是反对框架最终转化成反思框架的关键。同时，广州是一个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讨论并发表意见、媒体活跃而关注民生、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决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和政府、市民、媒体在思考公共建设问题时都会体现一种相对长远的眼光。因此，最终反思框架成为集体行动者、政府、舆论领袖、媒体和其他公众都认可的优势框架。
在这个事件中，网络新媒体的作用如何？从框架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的传播过程，可以看到明显的新旧媒体框架联动机制，网络框架被都市报纸媒体大量报道，形成影响力后促进网络框架的数量增长和发展，这种发展和趋势再次让报纸媒体进一步报道，网络社区话题和行动，网友的观点和言论，网友的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都成为报纸媒体的报道内容。网络媒体的作用明显在于议题设置，尤其是对报纸媒体来说相对敏感的议题，成为网络议题后报纸媒体的顾虑就会少很多。另外，网络媒体的议题也要靠报纸媒体来正当化，成为正式的公共议题。如果报网密切联动，某个议题的传播力度就会大大增长。
同时，网络社区论坛的议题设置或框架提起的作用不能忽视，例如番禺丽江、祈福、南奥等小区的业主开设相关论坛，不断坚持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主张，网上展示收集到的反烧专家言论以及国外法规与失败案例，呼吁网络签名；一方面还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立场，如汽车标语、宣传单、印制T 恤、改编歌词等，来呼吁政府尊重民意，争取官民能够良性互动、平等对话，这些实际行动也成为引起媒体关注和报道的新闻事件。
五、结 语
现代都市的媒体融合环境给都市集体情绪和群体意见的公共表达提供了传播渠道和表达、博弈的场所，由于匿名性和把关程度相对低，网络媒体可能是这类议题设置的首当其冲者，但是网络媒体往往是都市特定层次人群的言论场所，只有这类议题得到传统媒体的大量报道后，才能真正成为都市公共领域里的正式议题，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因此，关注新旧媒体融合环境中的框架传播和博弈问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都市集体行动是一种传播博弈过程，各层次框架的博弈最终可能会促成一种优势框架的显现，也可能形成多种框架均衡对峙的局面。本研究认为其决定因素既不是大众媒体也不是集体行动者，而是行动发生地所在都市的社会文化结构。首先，一个集体行动框架之所以形成社会呼应，是因为这个框架代表的象征资本例如议题的正义性和公共性、集体行动组织的社会声誉和地位等比较有知名度和权威性。其次，框架的政经资本如提出者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等比较高，传播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体实力在对近用媒体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和都市社会文化结构的吻合程度是其在博弈中胜出的主要因素。
而研究都市集体行动的传播框架博弈过程，其主要目标应该放在研究现代都市里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模式、渠道和博弈机制上。本研究意在探讨如何在公共管理的范畴内建立并完善畅通的社会沟通机制和利益表达渠道，引导社会群体意见的公共表达，促进社会成员的理性沟通，了解并关注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形成过程，把引起社会冲突的问题纳入制度轨道内来解决，构建和谐的现代都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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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意流行语：舆论表达的特殊形态
杨鹏 唐三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意表达形态———网络民意流行语。它们都与网络热点公共事件相关，在产生的过程中，引起了广大网民和传统媒体的关注和参与，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其对应的事件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理，起到了较好的舆论监督作用，也促进了政府部门对网络舆论和民意的重视。
“关键词”流行语 公共事件 网络舆论
舆论（public opinion）与流行语有着天然的联系。舆论的本体是意见，但这种意见首先是公众、大众、大多数人具有的共同性的主观意识，因而，这种意见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具有“流行”特征①；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某种意见在特定人群中广为扩散流行、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舆论传播过程中，流行扩散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如泰国红衫军的装束、报章上铺天盖地反对战争的时评政论、国庆日家家户户门前国旗飘扬、政治海报在街头广为张贴，等等。而语言文字因其更长于精细、明确地传达抽象意义，无疑居于重要地位，这与语言文字在整个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中，若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当属形形色色的流行语。流行语是指在一定的时段和区域内，由一定数量的人们普遍使用的词语、短语、句子等。② 因为舆论的短暂性，所以作为舆论表达的一种流行语往往也属于历史范畴。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是流行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流行语则是这种历史见证的显示器。③ 当人类历史进入网络传播普及兴盛的时代，大量新出现的流行语也自然体现为网络流行语，其中作为舆论表达形态的，就是网络民意流行语，即在一定时期内广泛流传于网络空间、由众多网民普遍使用的词语、短语、句子等，其中有与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密切相关、涉及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近年来在网上广泛传播甚至溢出网络空间而流行于全社会的语词、短句，即为典型的流行语，如“躲猫猫”、“纸币开铐”、“鞋带自缢”、“久耕托市”、“70码”、“最牛团长夫人”、“开水死”等，它们均源于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这些事件经网络报道后，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反响，随后传统媒体跟进，使事件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很强的舆论压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使事件最终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理。同时，从这些事件中提炼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或一个词便随之成了网络流行语。当然，每年都会有很多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出现，但是指代它们的语词并不能在网络中流行开来，所以不能称之为网络民意流行语。
中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进程，已经感受到了网络舆论的推动力。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也明确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①而这一年，正是网络民意流行语勃兴的一年。为此，细致研究这种特殊的舆论表达形态，显得尤为必要。
一、网络民意流行语的特点
从2008年开始，网络民意流行语呈现出爆发趋势，层出不穷，在年度网络流行语排名中占了较大比重。它们的流行与其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其一，政治特色。与热点公共事件相关，涉及某些部门的执法和公职人员的言行，这是网络民意流行语最大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网络流行语的根本标志。其他的网络流行语，如“斑竹”、“囧”、“山寨”、“杯具”、“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等，几乎都与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的、严肃的社会热点公共事件无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将网络流行语大致分为网络民意流行语和非网络民意流行语两类。
其二，流行特色。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是网络传播的结果，网络开放便捷的特点为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和形成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但与非网络民意流行语相比，网络民意流行语兼容性更好，即不仅在网络中流行，而且在传统媒体中也流行。因为网络民意流行语所对应的公共事件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网络民意的浓缩。以“开水死”为例，犯罪嫌疑人王亚辉的死因系4名办案民警涉嫌在对其询问的过程中，刑讯逼供将其致死，而不是刚开始警方公布的“喝开水后莫名死亡”。因此，这样的事件一经报道，就很容易成为网络热点，自然会得到传统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也经常会在传统媒体中被提到。而非网络民意流行语，如“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只是网民一种无聊寂寞心态的表达，并没有很实际的意义，所以它仅限于在网络中流行，很难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其三，语言特色。网络民意流行语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还在于它们幽默风趣，充满讽刺挖苦意味和寓意深刻的特点。每一个网络民意流行语都有它的特色，这与它们的提炼方式密切相关。提炼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事件中的人物指代事件，如，“最牛团长夫人”；二是以事件中主要人物说的最具代表性的话指代事件，这种类型的流行语较多，如，“这事不能说太细”，“你是哪个单位的？”；三是以事件中所做的一件事或游戏的名字指代事件，如，“躲猫猫”；四是以事件中最为典型或关键的词指代事件，这类流行语最多，如，“临时性强奸”、“70码”、“压力差”、“发烧死”、“开水死”等。虽然提炼方式多样，但目的相同，都是用最能代表整个事件特点的语词来指代事件，言简意赅，既是对相关部门或人员的戏谑和警示，满足了网民的泄愤心理，又吸引眼球，使广大网民一看到就想知道是什么事，主动去搜索关注，通过回帖或者写博客、微博等方式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并积极转载，为网络民意流行语的产生奠定人气基础。
其四，网络特色。网络民意流行语与传统政治流行语明显不同。常见的传统政治流行语有“要想富，先修路”、“发展就是硬道理”、“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两者相比，从产生方式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是官方提出的，自上而下式的，而网络民意流行语是广大网民提出的，自下而上式的；从传播者和传播对象方面说，传统政治流行语是官方各级机构向社会大众进行传播的，而网络民意流行语是广大网民参与传播的，面向更多网民和政府相关部门；从目的性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的产生是为了官方的宣传，用以教育引导全社会公民，传达政府的理念，而网络民意流行语是为了民意的表达，用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进来，加快事件的传播速度，扩大事件的影响，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促成问题的解决；从语言特点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是官方用口号的形式来指代内涵丰富的道理，常常是简单明了、押韵、琅琅上口、便于记忆，而网络民意流行语是网民从特定事件中提炼出的典型的语词，既幽默风趣、寓意深刻，又充满讽刺挖苦的意味；从感情色彩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是正面的、积极的，宣扬一种道理或政策，而网络民意流行语是反面的、消极的，揭露社会一些不好的现象；从周期性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或教育意义，持续的时间很长，常常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而网络民意流行语的周期很短，常常是几天或者几个月，一般情况下，只要其对应的事件得到了解决，该流行语就会很快淡化下来；从传统媒体的参与情况上说，传统政治流行语在刚刚提出时常会伴随着党政媒体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往往在头版头条，很多情况下还有典型或先进事迹报道，而网络民意流行语对应的事件一般在晚报、都市报、电视等关注民生的媒体中进行报道，提供更详细的情况，进一步扩大事件的影响。
其五，民意特色。作为民意表达的特殊形态，网络民意流行语比传统民意表达渠道有明显的优势。在我国，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分以下几类：一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采集民意形成提案议案，对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询等方式来传达群众的关切。二是通过群众写信、上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形式，反映群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呼声。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就某一事务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此外，传统媒体也是表达老百姓心声愿望的重要通道之一。在网络时代，各政府网站也纷纷开设了市长信箱与民沟通。然而，就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而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意上达作用尚不理想，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代表委员多年也不提一个议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煤、水、电、气、油、公共交通等价格听证会，往往由于其程序、形式的不规范而流于形式，被老百姓称为“涨价会”。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也有不足。① 而网络民意流行语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非常方便快捷。上至最高领导层，下至最基层的民众，只要上网，都可以方便地接触民意，不仅没有传统民意表达渠道那些繁琐的程序，而且在时间上占据绝对优势，也更方便领导层了解真实的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二、网络民意流行语产生的原因
第一，传统民意表达渠道不畅，是网络民意流行语产生的根本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也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增强，人民群众急需一个及时有效的渠道来表达民意，希望问题和矛盾尽快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当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②
第二，日益普及且功能强大的网络，为网络流行语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首先，有了网络并不一定会有网络民意流行语的产生。我国正式联入互联网是在1994年，当时它还是一个远离大众生活、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奢侈品”，能买得起电脑、上得了网的人非常少。然而，近些年网络已经大大普及，特别是网络进入Web2畅0时代后，不仅具有传统媒体的所有功能，更具有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在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中，传者和受者是严格区分的，前者主动地传播信息，后者被动地接受信息。受众对于传播的内容没有挑选的余地，最多只能选择是看（听）还是不看（听）。”①然而，网络自由开放的特点，使得受众从被动接受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从受众变成网民，自由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功能，使得网民“不仅可以在极大的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还可以参与信息的传播”②。这一特性打破了“把关人”的限制，使每个网民都能够身兼两职，既是网络受众又是公民记者，在方便地获取海量信息的同时，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地发布各种信息，参与信息的传播和讨论。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浪的体育论坛、天涯BBS每天都能聚集大量网民，热闹非凡。”“不论是对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对国际重大事件，网民的言论都能作出迅速反应，形成声势，造成舆论，任何部门、机构、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③因此，网络丰富的功能为网络民意流行语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第三，数字庞大的网络传播的参与者———网民，是政治流行语形成的主体。
任何事件成为热点，都少不了很多人的参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的网民数量逐年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我国的网民数量达到了3畅84亿人。从年龄结构上来看，10岁到39岁网民的比例为81畅9%，占了网民的绝大多数；从学历构成上看，初中以上（含初中）学历的网民人数占到网民总数的91畅2%，其中高中以上（含高中）的网民比例达到64畅5%。
从统计结果看，我国的网民群体主要为青年，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大部分学历是高中以上（含高中）。由于他们往往具有民主意识和正义感强、爱打抱不平、思维活跃、性格叛逆、标新立异、追赶潮流、从众心理、喜好热闹的特点，再加上年龄都相差不大，价值取向、对社会的认知、社会心理、上网爱好等都比较接近，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文化认同，此外，他们还具有主动寻求信息并积极参与传播信息的特点。所以，如果一个网民发布或转载了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信息，就会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转载。随着关注度的上升，更多的网民会被吸引而参加到讨论的大军中，使该话题很快成为热点，其标志性的语言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另一方面，对于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的网民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更高，思想更加成熟，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强，更加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也很强。“据调查，我国有25畅4%的网民在半年内访问过政府网站，这个比例不是很高，而且访问政府网站的多为对其他网络应用也比较多的活跃群体，尤其是观看网络新闻和在网上发帖子比较多的人。已经工作的年轻人访问政府网站比较多，特别是25～30岁年龄段的网民，而18岁以下的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比例则很低。另外，从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行为来看，浏览政府动态或新闻的比例最高，达到77畅5%，其次为查看相关法规，为21畅3%，而具体的网上办事的比例则很低。”①从这个调查中明显可以看出，很多年龄稍大的青年网民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非常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即将面临参加工作或已经工作，有的已经组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因此，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政策的变化都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使他们关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意识更强，更主动。当遇到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事件时，自然会很关注并积极参与进来。
青年网民的这些特点，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网络中关注公共事件、促进网络民意流行语形成的主力军。
第四，每个网络民意流行语对应的事件都得到了解决，这是网络民意流行语不断出现的最直接的原因。
在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人们看到网络民意流行语对应的事件都得到了处理，而且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络民意，处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网络作为民意表达的首选渠道，相应的网络民意流行语也不断地涌现。
三、网络民意流行语的作用
一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将网络作为表达民意的首选渠道。“公众形成舆论的目的就在于让问题的解决、事件的进展能尽量、尽快（甚至立竿见影）顺乎公众的共同的现实意愿，合乎公众利益。”①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意表达形态，每个网络民意流行语都在其诞生时形成了很强的舆论压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促成了所对应事件的解决。这使公众意识到，网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可信，而是成了一个自由合理地表达民意、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比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更便捷、更有效。因此，随着国家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以及网络的监督功能和民意传达功能的更好发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将网络作为表达民意、解决问题的首选渠道。
二是引起政府部门对网络民意和网络参政作用的高度重视。如一系列与看守所发生的事件相关的网络民意流行语的产生，使北京、深圳等地相继出台政策，将部分看守所对外开放，接受群众参观，了解看守所真实情况，就说明政府部门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就网络民意流行语而言，网络作用的发挥正是通过某一具体事件所形成的网络舆论来表达民意，发挥出网络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强大的监督功能和舆论压力，使事件最终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因此，每一句网络民意流行语，都是互联网成为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的具体体现。
三是使公务人员和政府部门认识到网络舆论强大的监督作用，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网络民意流行语对应的事件中涉及的相关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言行会给自己带来惩罚，他们不仅低估网民智商，更是漠视网络的监督作用。然而，强大的网络舆论监督使他们最终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久耕托市”中的周久耕，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网络舆论扳倒。因此，网络民意流行语的出现，使政府有关部门和公务人员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威力，使得他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要依法履行职责，认真维护群众利益，否则就会成为网络关注、揭发、曝光的对象。
四、结 语
网络民意流行语是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功能的丰富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民意表达形态。它的出现有着积极的意义，不仅代表了积极健康的网络民意，促成了事件的解决，而且还使政府部门进一步认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待网络民意，尽快有效地解决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网络中，也存在着很多消极错误的民意，广大网民需要细心甄别，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民意，营造出一个健康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使网络民意更好地发挥其在反映民声、参政议政中的作用。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理论研究及其批评倡
马中红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摘要”本文采集“期刊网”近百篇相关文章作为分析对象，对网络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始于1997年，研究对象从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迅速扩展至所有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是粉丝文化、恶搞文化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类型。二是现有研究中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定义尚且模糊不清，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在宽容同情的前提下呈正负两元对立的态势。三是研究采用的理论话语局限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表现出单一、僵化，滞后于网络青年亚文化个体和群体实践的窘境。笔者认为，对基于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新兴青年亚文化应该有更多元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享今天的青年亚文化。
“关键词”网络青年亚文化 研究言路 价值取向 理论话语 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