饪食器主要有鼎、簋（guǐ）、鬲、甗、簠（fǔ）、盨（xǔ）、敦、豆、铺、盂、俎、匕等器。其中鼎、簋最为重要。鼎烹煮肉食，实牲祭祀或宴飨等用途，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炊器。被当做“名尊卑，别上下”的体现，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早的青铜鼎见于夏代晚期，西周形成“列鼎制度”，是奴隶制时代宗法等级制最明显的表现。历经商周，一直沿用到魏晋，宋到明清为祭器，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器，因而变化也很大。大致有圆鼎、方鼎、扁足鼎等形式。所谓“列鼎”的鼎，多半成奇数；与偶数的簋相配。鼎往往是材质，花纹，铭文彼此相似，而大小不同，尺寸依次递减，陈列起来，形成有规律的序列，称之为“列鼎制度”或“列鼎”。从西周开始。宗法等级关系在铜礼器上形成了一条比较系统的制度。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商周重要礼器之一，以偶数组合同鼎相配。到战国基本上退出青铜礼器体系。青铜簋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期，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特别是西周时代，簋是重要的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飨场合，它和鼎配合使用。自西周早期起出现一种方座簋，就是在簋的圈足下连铸一个方座。鬲是盛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是大口袋腹器，西周中期以后鬲很盛行，常成组出土，到战国后期自然消失。甗是蒸饭器，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青铜在商代中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末周初就较多。簠 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簠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基本形制为长方体，自口至足器壁斜坦，器盖相同，分置可成二器。盨 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盔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期，基本形制为椭圆体，盖可仰置盛物。敦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敦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期。其基本形制是上下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也有上下不完全对称或完全对称的。豆是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但很少见。基本形制是上有盘，其下长柄连圈足，有的有盖。青铜豆盛行于春秋战国。铺是盛放肉酱的器皿。外形与豆相相似，但盘边狭而盘底平，圈足甚粗而矮，多为镂空，青铜铺见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盂 是大型盛饭器，它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形制一般为侈口、深腹、附耳、圈足，形体都比较大。俎是切肉、盛肉的案子，与鼎配合使用。青铜俎传世和出土都很少，或当时所用的俎多为木制，朽蚀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皆为商末、周初之俎，形制为长方形案面，中部微凹，案下两端有壁形足，也有案下附铃的。匕是挹取食物的匙子，考古发现匕常与鼎、鬲同出。青铜匕最早见于商代晚期，传世很少见。体呈桃叶形，有长柄。
酒是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酒器也就自然成为礼器。酒器主要有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瓿、盉、料、勺、禁等。爵、角、尊、壶、盉最为常见。爵是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流与林口之际有两柱，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耳，下有三足。角是饮酒器，形制与爵相似，但无流和注。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地少于爵，青铜角盛行于商末周初。觚是饮酒器，其形制为喇叭口、细腰、高圈足的容器。青铜觚初见于商代早期，主要盛行于商末和周初。觯是饮酒器，有椭圆体和圆体两种形式，侈口、束颈、深腹、圈足，大多有器盖。青铜觯初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亦甚流行。颦是容酒器，行裸礼时所用，或兼作温酒器，形制为侈口、立两柱，深腹分段，圆底下有三足，颈、腹间设一耳可执。青铜斝初见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周初。尊 是容酒器，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酒器，上口侈大，下有圈足，青铜尊初见于商代中期，盛行商末和西周时代，尊的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尊等三类。壶是容酒器，壶有圆形、方形、椭圆形、扁形等形式，一般有提梁及盖，是酒器中的大类。青铜壶最早见于商代中期，流行的时间很长，自商至战国，秦汉以后尚可见到，器形的变化相当复杂。卣是容酒器，是专用以盛柜的祭器。柜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卣有圆形、方形、椭圆形、鸟兽形等形式，并有提梁和盖，盖套在器口之外。青铜卣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到西周早、中期。方彝是容酒器，这类器皆呈方形，有屋顶形盖。截面是纵短而横长，腹部与圈足相连，圈足每一边的中央有一个缺口，分成四个规矩形的足。有的方彝两侧有耳，青铜方彝初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商末周初。觥是容酒器，口部一侧有流，腹部作椭圆形或长方形，下有圈足或四足，有盖，盖至流口的一侧往往饰兽头。觥的另一种形式是整器为兽形。有的觥内附有酌酒用的斗，青铜觥主要盛行于商末周初。罍是容酒器，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有盖酒器，其基本形式有圆体和方体两类，肩部两侧有耳，正面腹部的下端亦饰一耳。青铜罍盛行于商末周初。瓿是容酒器，是大型的酒器，敛口、大腹、圈足。青铜瓿流行的时间很短，仅在商代的中、晚期。盉是酒器，盛玄酒，以调和酒味浓淡。形制为侈口、宽腹、下连圈足或三足，颈、腹间有一斜置的流，器有盖。青铜最早见于夏代晚期，早期的流置于顶上，晚期的有提梁，流行时间很长，直至战国以后。枓是挹酒器。是一个小杯连铸一条弯曲形的长柄，青铜枓最早见于商代晚期，西周时代尚有。传世和出土的都很少见。勺是挹酒器，与枓的作用相似，所不同的是一个小杯连铸一条直柄。青铜勺大多是商代晚期器。禁是承酒尊的器座，有方形和长方形的两种形式，四面有壁，并有长方孔。青铜禁传世和考古发掘都很少见，最早见于西周早期，春秋偶尔也有禁，流传甚少。
水器可分为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主要有盘、匜、鉴等。盘是承水器，与匜配合使用，以之水浇于手，以盘承接弃水。青铜盘初见于商代中期。但为数不多，自商末起一直流行到战国。形制为敞口、浅腹下有圈足或三足，两侧有耳。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节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匜是盛水器，与盘配合使用。青铜匜最早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匜的形制，口的前端有弯曲的流，椭圆形的腹部下有三足，四足或圈足，战国时代为平底。腹一侧有匜可执。鉴是重要的盛水器，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其一。是盛水用以洗浴；其二，贮水藉以照面；其三，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形体一般很大，大口、深腹、平底，也有圈足，两侧有兽耳。青铜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最为流行，西汉时期仍有铸造。
乐器用于军旅，祭祀，宴乐。主要有铙、钲、钟、搏、铎、铃、钩、镦于、鼓等。商代青铜乐器种类较少，只有铙、钲、铃三种。西周以后钟的数量最多，出现于西周中期，春秋战国仍是祭祀宴乐中的重要礼器，沿用时间长，从唐代以后用途不再是乐器。而是打点报时之物。
青铜礼器的组合，鼎是其中的核心，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鼎的数量多少、体量大小都是按照不同贵族身份、等级确定的：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九鼎与八簋相配、七鼎与六簋相配等。
鼎分镬鼎、升鼎和羞鼎，其中又以升鼎的数量最为关键。这些鼎就是所谓的煮牲盛牲器。
镬鼎是先秦时期贵族们在祭祀或宴飨时烹煮牲肉的特定炊具，有大有小，在贵族们随葬的诸鼎中，镬鼎体量是最大的。《仪礼》记载，能容下一只羊的鼎称羊镬；能容下一只猪的称猪镬；能容下一只牛的鼎称为牛镬。与镬鼎相配的首先是升鼎，它是祭祀祖宗或宴飨贵宾时，将大镬鼎中煮熟的各种牲肉盛放其中的专用礼器。
升鼎之中，放置什么牲品也有严格的规定：九鼎盛放的牲肉是牛、羊、猪、鱼、腊、肠胃、、鲜鱼和鲜腊；七鼎盛放的牲品中少了鲜鱼、弹腊，因为九鼎与七鼎的牲品都有牛，故称“大牢”；五鼎所陈牲品是猪、羊、鱼、腊、肤；三鼎仅盛猪、鱼、腊或猪、羊、鱼，五鼎和三鼎因牲品之中没有牛，所以又称“少牢”。
羞鼎，也叫陪鼎，它们就是盛放肉羹的鼎，据史书记载，羞鼎所盛的牲肉一般都不加调味料，淡而无味的白煮肉肯定很难吃，所以它只能用于祭祀鬼神祖宗的礼仪活动。
另外，乐器的钟、镈也有严格的规定。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制作的铙、铸钟、甬钟、编钟等演奏乐器。“钟鸣鼎食”日益成为贵族统治者权势地位的标志。悬挂编钟，要严格按照礼乐制度规定的名位等级，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两面悬钟）、士特悬（一面悬钟）。制礼作乐成为当时治国安邦的大事。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的诗句传诵于世，它除了反映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外，也说明古钟已成为人们心中崇高、公正、贤明、美好的华夏文明象征。到了秦朝，又出现了象征中央集权的巨型铜钟——朝钟。
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周礼，是体现等级差别的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礼器，其组合各不相同。庶人不得使用贵族的礼仪。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以青铜礼器为特征的青铜器物礼仪制度很快发生了改变。
进入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和大变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阶级关系以及相对应的等级制度，都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变化。表现突出的就是王道衰微，诸侯坐大，打破了周代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
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各国诸侯的势力日趋强大，周王朝的权力则日渐削弱。春秋中晚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权力目益膨胀，而各国诸侯则大权旁落，原来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强烈的冲击与严重的破坏。随之“礼崩乐坏”，僭礼逾制之风日盛，而且有不可遏止的趋势。本来，九鼎之礼是周天子所独享的，可时至春秋，各国诸侯一般都用大牢九鼎之礼，卿、上大夫用大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
赵简子墓随葬的十八件升鼎中。根据牲肉的遗骸进行鉴定，其中可以确认的有牛、猪、羊、鱼，另外还有大雁等野生禽鸟。这种情形表明，赵简子在用鼎数量上，以及在放置的牲品上都是僭礼逾制的。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的剧烈变化，并促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发展和大飞跃。于是，人的自由程度也有大幅度的发展，人的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取决于人本身自由的程度和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因此，青铜礼乐器传统的神话动物纹饰，也都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形象，变得矫健、凶猛、凌厉、有力。除此以外，还涌现出大量的写实动物纹饰和造型，如凶猛狂吼的猛虎、雄踞一方的鸷鸟、欢快奔腾的鹤、雉等等，都是当时社会武力扩张、弱肉强食的真实写照。
青铜时代，从青铜器造型艺术角度来看，青铜礼器最为引入注目，每种器形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在铸造技术上由不合理到合理，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出土或传世的青铜器有数万件，这只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单是中国青铜礼器的发展史，就已经能描绘出那遥远的，辉煌的青铜时代。
青铜器上的文字
青铜铭文，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指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铸造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总称，又称“钟鼎文”或“金文”。在青铜器物上铸文，也出现在商朝，因铸刻在青铜器物上，古人称铜为金，“铜”乃近世才有的名称，故称金文。金文的字有凹凸之分，凹为刀刻，呈阴文；凸为先用刀刻模型，然后浇铸呈阳文，又称钟鼎文，因青铜器最多见的乃是乐器和礼器两大类，钟和鼎又分别为其代表，故以此代称铜器上的刻文。金文多为诏录礼典、征伐、约契等，是承甲骨文体而又有新发展的文字。其特点是笔画线条浑朴自然，结字壮美多姿，字体渐趋整齐雄伟纯朴。但因字体笔画尚未完全固定，往往一字，笔画和写法也各异。目前可见到铸造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较多，浩如烟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
现今发现最早铸有文字的铜器，是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商中叶二里岗文化期的一件铜鬲，上面只铭刻着一个“亘”字，当是器物作主或受器者的族氏名号。商代后期殷墟出土的铜器，铭文已较为多见，但仍属族氏标记或作器者私名的性质，如殷墟妇好墓所出铜器上的铭文“妇好”。还有的出现了祖先庙号的记识，诸如父某、祖某、妣某、母某之类，“司母辛”、“司母戊”等就都属此类。随后又有将族名（或私名）与致祭对象的庙号并列、表示某族（或某人）为某位祖先作祭器的文字，如“册大父乙”、“韦父己”等等。至殷墟时代晚期，金文有了初步发展，出现了超过十个字以上的铭文，其中字数最多的《小子卣》器，铭文合计共四十七字，为作器者立功受赏后铭器以述其事，并藉此告慰母亲之作。
周代金文便是承续此类记事文字而来，不过，由于这种铸文将记功、彰德、宣教的形式与周人崇文尚德、礼乐兴国的方针大略作为了主要内容，金文在周代便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与周器纹饰这种趋于简洁素雅、旨在装饰的倾向正相反，周器中的铭文却表现出繁复恢弘。《五祀卫鼎》、《史墙盘》、《颂壶》、《虢季子白盘》、《师簋》，几乎全部铜器都铸有铭文，而且字数一再增加。比如周初武王时的《天亡簋》有七十八字，成王时的《令彝》就达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的《大盂鼎》又达到了二百九十一字，《小盂鼎》铭字已有剥蚀，估计已达三百九十余字，而西周后期，《曶（hū）鼎》达四百一十字，《毛公鼎》更多达四百九十七字。如此用心又如此普遍地在器物上刻铸出动辄上百的大段文字，这是只有周代才有的奇迹。因此，如果说周器特征，铭文才是当之无愧者。
字数增多当然是最显见的标志，而文字繁复意味的是内容含量的扩大。周代金文上至改朝换代、天子祭享、先王历史功业、今王的重大战事以及册命分封，下至诸侯卿大夫的受赏获赐、诉讼官司，涉及到的历史事件乃至上层贵族的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广泛。《利簋》、《天亡簋》即是武王伐纣、禁绝殷祀的历史见证。
有的是王公贵族受到册封之后的铭刻纪念，如西周早期的《宜侯矢簋》，西周中期的《颂壶》，这些铭文对于周代分封、命官等制度，无疑是最真切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