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熟了。瓜农把自家那五亩地的西瓜定了一个价格，两毛五一斤，至少第一笔生意要按这个价格卖。瓜商上门来收购，价格最后出到了两毛四，瓜农想了想，没有达到自己定的价，决定还是不卖，生意谈崩了。
一夜之间，黄河发水，五亩地的西瓜全被淹了。
那是1995年，渭河发水。新任的********安启元从渭南下车，“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穿长筒胶鞋，由当地的专员陪着，沿渭河的河堤往下游走。”安启元说那位瓜农无所顾忌的哭声让他知道了悲情，“就一分钱啊！舍不得，结果什么都没有了”。九年之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启元跟记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感叹，“一分钱啊！”从渭南走到了华县，晚上又走到了华阴。在这一整天的行走中，安启元最强烈的印象是农民真穷，“你想象不到。”
陕西临潼人安启元，大学毕业后便离开了陕西，“去了甘肃，又去了东三省，终于在黑龙江大庆找到石油”，大庆石油会战时，安启元任总部第一采油指挥部油矿矿长、井下技术作业处处长，“此后援外去了阿尔巴尼亚，又回大庆，然后去河北、河南”。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安启元，工作一直“都没有脱离专业”，总是在找石油。唐山地震后，安启元进了北京，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这一任就是12年。1988年，安启元终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西安市********，稍后又调回北京，1994年，被任命为********的安启元再次回到陕西。“我真正在陕西工作的时间，要比我在外面工作的时间短得多”，即使这样，安启元仍然很直接地感受到，“渭河是陕西的大问题。哪任领导都关心，问题是没有正式解决的渠道”。
少了一分钱都舍不得卖西瓜的农民，让安启元有足够的印象。“我每年都去那一带考察，这里面的问题实在是很复杂”。
渭河的复杂性在于，陕西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吴建民介绍说：“我们查过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未建三门峡大坝之前，渭河的水量是充裕的。三、四十年代进入西安，一般的选择是从潼关上船，沿渭河而上。由此可见河水是很丰富的。”
渭河流经陕西的这一带，被称为关中地区，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业总产值，但是渭河水逐年减少。吴建民概括说渭河，“上面干了，中间黑了，下面淤了。也就是说，上游来水逐年减少，中游污染严重，而下游由于三门峡大坝的兴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畅。一旦发水，即成洪灾。”渭河流域，平常水少，一旦来水，即成大灾。
洪灾因其突发性，自然最引起安启元的关注。“那年发水，我们安排演出以安定灾民的情绪，第一天还有点人看，第二天基本上没人。你想想，老百姓家都没了，谁还有心思看演出？政府能够救济也只是一时而已，而农民却是一代几代人要过生活。”
说到自己那段********生涯时，“当时痛感农民之苦，但由于我并非学水利出身，所以一直在酝酿”。1998年从书记之位退下来，任陕西省********之后，安启元说：“有了两年时间的深入思索，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
1999年，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考察陕西水利建设情况，在座谈会上钱说起重估三门峡工程的事情；“当时她也仅仅一说而已”。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振义告诉记者，我由三门峡想到渭河治理。把这个想法跟安主席汇报后，他很支持。接下来，再与钱正英沟通，同样获得支持。安启元终于找到“正式渠道”来解决他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即使曾任********之职，而且当时还是省********，安启元向记者感叹，“在中国办事，要讲策略，要善于等待，不能灰心”。
第二年，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安启元向大会递交了“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正是因为这一提案，安启元开始激活了各方力量，使之参与到对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过程。
如果从水利专业的角度观察，吴建民介绍说：“过去一直的惯例是，水利工程建设，国家负责大江大河，即主要为干流的治理投资。像渭河这样的支流，一般会纳入黄河治理的盘子里来考虑。过去很难想象会把它的治理单独拿出来。”但2001年，安启元的政协提案即针对于此，“渭河治理纳入国家‘十五’重点工程”。
接受采访时，安启元很坦然，“我个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渭河治理问题，减少这里的灾害，让农民不再那么苦。三门峡问题，是为了解决渭河问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001年10月，针对安启元的提案，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陕西渭河流域考察团抵达陕西，其中包括两院院士张光斗与潘家铮。记者后来在一份钱正英个人撰写的汇报材料上看到，“在三门峡工程兴建过程中，我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对这一工程，我是负有责任的。”钱正英作为三门峡工程当时参与决策的人物之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来访时回忆说：“她说这个工程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能力改正自己错误的一项工程”。有实际参与三门峡工程经历的钱正英与张光斗，显然其心理背景与安启元有着不同，但共同的是，“努力解决此事”。
钱正英院士的介入，以及后来形成以全国政协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的《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调研报告》，吴建民说，“这是这一系列程序中真正发生作用、有转折价值的行动”。朱振义解释说，“政协向中央反映意见，一般程序是必须通过全国政协提出”。
安启元介绍说，“******领导先后两次就渭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作出了批示”，此后政府各机构实际运作正式开始。渭河流域各省开始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水利部也委托黄委会制定整个渭河流域的规划设计大纲。
多次参与规划设计工作的吴建民说，渭河综合治理最为核心性问题就是，“第一，渭河是资源型缺水，寻找什么解决办法？第二，潼关高程问题，这也事关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如何处理？”朱振义介绍说，“渭河治理，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达到一致，关键仍然是三门峡问题。”
此后在全国政协提案这一线路上，朱振义说：“由治理渭河，并把治理纳入国家重点工程规划转入到希望尽快审批，进而又进入到讨论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问题上来。”安启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年年提出相关提案。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记者研究发现，在安启元向全国政协提交相关提案，促使渭河流域问题得到重视与解决之际，关于三门峡的作用与功能的研究，在中国工程院专家进行“西北水资源咨询项目研究”，也成为关注重点。
在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与中科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原院长林秉南《对黄河潼关高程问题的认识》的论文里，他们提供了从科学角度重新认识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2000年），三门峡水库的作用。结论是，“三门峡水库在防洪、防凌、蓄水灌溉和下游河道冲淤等方面的作用，将主要由小浪底工程承担”。“降低潼关高程首先需要冲刷水库，在短期内需增加下泄泥沙量。在没有小浪底水库或当小浪底水库的拦沙库容大量消耗之后，三门峡大量排泄泥沙将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的淤积，是不可行的。只有在目前小浪底水库拥有较大拦沙库容的时机，利用其本来就会淤积占用的拦沙库容来消化三门峡水库冲刷排泄的粗沙是合理的。所以，应当抓住当前难得的机会。”
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成为渭河治理的核心问题，水利部对此也安排了黄委会黄河水科院、中国水科院、清华大学、陕西省水利厅、西安理工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相关人士介绍说，各家单位得到的结论却“相差很大”。
在综合治理渭河这一具体的规划设计里，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看上去，似乎到了必须对三门峡工程给出一个明确判断的时机了。
2003年渭河的洪灾，被普遍认为“小水大灾”的这次洪灾，终于使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进入媒体与公众层面。在回复水利部办理政协委员提案的意见表里，安启元对他的提案“关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案”的“对办理情况是否满意”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明确，“不满意。如果及早采取实施，今年渭河流域的洪水就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今年的政协会上，安启元告诉记者：“我专门找到水利部有关领导，说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会一直提下去。”
今年********，安启元再次也是第五次提交《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提案。与此同时，陕西省人大代表也联名提交相同的议案。相关人士介绍说，稍早一些时候，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也联名向上级机构提出类似的建议。
3月19日，媒体报道说，“渭河近期重点治理规划通过专家审查”。这一包括水资源配置与保护、防洪、水土保持等内容的规划，“2010年前规划安排投资205亿元”。水利专家吴建民解释这笔投资，“这是渭河治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入，在全国支流河域的治理投入中也没有过这么大的额度。”记者查了一下今年陕西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记录“陕西省去年地方财政收入175亿元，加上上拨中央税收共322亿元”。
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安启元用一句话概括：“抓大事抓落实。”五年坚持得到的这样一个中央大额度的治理投入，安启元很平静，“这算一个阶段性成果吧”。由安启元启动并激活各方参与的对三门峡工程价值的重估，就这个规划而言，安启元说，“没有对三门峡工程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