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
曲格平，1930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肥城，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1972年，周恩来总理派出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回国后，他与代表们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环境对照，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如海洋、森林和天空……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原来认为只是局部的问题，却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性的、必须从发展战略和总体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代表们才发现，当时的中国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污染，而世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也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并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们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环保事业终于蹒跚起步了。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思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
“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
曲格平常说，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从宣传开始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宣传，在他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通过新闻媒介，用舆论工具向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保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1993年，曲格平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开始着手实施“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一炮打响，抓了很多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
曲格平卓越的成就，获得了一系列国际大奖。当他获得第一个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后，便将10万美元奖金捐了出来，设立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用一种新的方式投身和促进环境保护事业。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曲格平荣获联合国环境大奖，这是目前世界上在环境领域里的最高荣誉。1999年，获日本国际环境奖“蓝色星球奖”，是目前国际上与联合国环境大奖齐名的最高奖项。2007年，获第三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终身成就奖。
曲格平至今从事环保事业30多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为我国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环境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的制定，环境立法建设，环境大政方针和环境管理体制的建立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环保生涯见证了中国环保的发展历程，被称为中国“环保之父”。
二、“当代愚公”——李双良
李双良，生于1923年9月，山西省忻州市解原乡北赵村人。1983年，在即将退休之际，李双良不要国家投资一分钱，承包治理了一座在太原钢铁公司堆积了50年、占地约2平方千米、最高处达23米、体积约1000万立方米的大渣山，为治理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当代愚公”。
太钢是以生产特殊钢为主的联合企业。它始建于1934年，是我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然而，太钢排出的废渣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渣山，并以每年50吨的速度增长着。80年代初，渣山扩展到2平方千米，平均高13米，最高处达23米。在不少部位，火车头拉不动渣车，3节的运渣车要用一个车头牵引，一个车头推拥。在它的周围，紧连着工厂及居民区，再倒下去就要侵吞四邻了。每天倒渣的时候，都要溅起滚滚的烟尘；尤其到冬季，西北风一刮，裹着有毒物质的渣粉灰尘遮天蔽日，阴沉沉地笼罩着太原。最令人担忧的是要生产，就要排渣，越是高效率的生产，越要大量地排渣；渣排不出去，就难以生产。作为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之一的太钢就有因无处排渣而瘫痪的危险！太钢的领导更是心急如焚。
在改革开放初期，太钢年产量已突破百万吨，渣山急剧增长，时间和资金两大难题让太钢治理渣山无从下手，甚至连专家、学者都感到头痛。
1983年春节，即将退休的李双良找到太钢总调度李洪保提出了他承包渣山的方案，方案阐明了“以渣养渣，以渣治渣，综合利用”的方法，并提出了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7年搬走渣山的设想。这年，李双良已经61岁了。其实在他决定承包治埋渣山之前，就和儿子带着皮尺到渣山测量，结果令人惊讶：渣山体积约1000万立方米，重约1200万吨。如果每天用4台解放牌卡车运输，单程10千米，每天运4趟，也要13年才能运完。但结果也令人兴奋：每10吨钢渣中约含废钢铁500千克，还有大量废电极、废镁砖、废有色金属等可利用物资。整个渣山的有用物资，价值估计在4000万元以上。李双良的脑袋里逐步形成了一个战斗方案：以渣治渣，以渣养渣。
1983年4月20日，李双良的治渣方案得到了太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与太钢签订了治理渣山的承包合同，李双良全面负责整个治渣工作。
1983年5月1日，李双良带着600多号人、数百辆车和拖拉机开上了渣山。运出的钢渣被倒在太原东山大槐沟里。可是大槐沟很快就填满了，没有填埋废渣的地方了。李双良便骑着自行车四处寻找废渣的回填坑。他找到盖房的、修路的就对人家说，废渣当回填料结实、耐压，不怕腐蚀，我们可以免费提供废钢渣。就这样，他为治理渣山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操劳着。
李双良开挖渣山进入了筛选、分类和开发利用的阶段。可是由于机械设备的落后和缺乏，严重拖延了工程的进度。筛选钢渣和提高效率是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李双良每天都在琢磨着。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来一大堆废钢铁和工友商量做几只能装60吨废渣的大漏斗，他和大伙没日没夜地干了30多天，4个大漏斗终于做成了，总共只花了700元钱。从那以后，用漏斗装车的效率比以前高出9倍，一年光装车费就节省了36万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双良在北京某钢铁厂参观时发现了一种叫磁选机的设备。听人家介绍说这种机器筛选中小废钢铁的效率很高。可是买一台磁选机得花10多万元，于是，他从北京回太钢时带回了几个大磁滚。最后他和工友们开动脑筋装成了4台双滚磁选机，并加工出几百个手携式磁选棒。这样，每年除了多回收小块废钢6000吨，增收72万元外，还把拣出的碎块小铁铸造成条铁，每年可生产4000吨，又可收入40万元。
随着渣山一天天变矮变小，在治渣第四年的春天的一天早晨，太原刮起了大风，太钢的渣尘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李双良急忙跑到棚里揉眼睛，他靠着工棚的墙抓了把废渣，往上一扬，发现墙体能挡住渣尘，于是他便把想法跟大家说了一下，最后大家决定修一道梯体状的护坡墙。可是修墙的方砖按60万块算的话需要150多万元。为了节省成本，李双良找到两个泥瓦工，用一袋水泥、沙子和废渣做了6块方砖，并且自己做的方砖承压力比买回来的砖还要好，成本也低，60万块方砖修筑护坡能节约七八十万元。这套施工方案赢得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座高13米、宽20米、长2500米的防尘护坡终于建成了，太原的渣尘再也不会刮到外面去了。最后这个工程还赚了28万元。为了把护坡美化得漂亮点儿，李双良又把酷爱植树造林和养花种草的退休干部、原陆锤工段党支部书记舒心请来，专门负责渣场的绿化和美化工作。几年时间下来，渣场的里里外外，防尘护坡的上上下下都被花草树木覆盖。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李双良列入《保护及改善环境卓越成果全球500佳》名录，并发给李双良“全球500佳”金质奖章。
1983~1995年年底，历经12年零8个月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李双良和他的治渣大军共挖排废渣2381万吨，挖掘回收废钢铁112.4万吨，连同回收的废电极、废镁砖等十多种废旧物资和综合利用，总计创收2.469亿元，总赢利1.273亿元。渣山占地由原来的2平方千米缩小到0.54平方千米，腾出土地2200余亩，太钢用这块地盖了20多栋职工宿舍，并建了学校和福利房，为太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很多外国专家和名人前来太钢参观，都对李双良的精神大加赞颂。“双良精神”至今仍是中国环保界津津乐道的旗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提着菜篮行走
中国——陈飞
陈飞，家在温州的楠溪江边，楠溪江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而闻名国内外，是1988年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区。每年的7~9月是楠溪江的汛期。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每次发洪水时，楠溪江上都会漂浮着成堆的塑料袋，有时连岸边的树上都挂满了。时间一长，河道成了垃圾场，还发出阵阵恶臭，江里的鱼也明显减少了。原本清澈的溪水，翠绿的树木不见了，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烂塑料袋在漂，一些外地来的游客很是失望。这一切让陈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一次，他让儿子帮着从网上下载环保方面的最新信息和塑料袋污染的资料。查完才知道，塑料袋不仅对食品，而且还对土壤和人体造成危害。
楠溪江
陈飞想起在1984年以前，家乡当地人都是用竹篮子买东西的，既实用又环保。在那以后，人们渐渐开始用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于是他便萌生了宣传“重提竹篮子买菜”的念头，决定倡导禁用塑料袋。
2000年10月23日，陈飞第一次提着菜篮上菜市场宣传。他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讲，塑料袋虽方便，但对身体不利，还污染环境。竹篮子买菜干净、卫生又环保。刚开始效果并不好，人们有冷嘲热讽的，也有不接受的，陈飞便经常思考如何寻找出一种最适合社会大众接受的一种宣传方式。
2002年，陈飞决定免费送菜篮子，虽然竹篮不贵，但要免费送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的，一开始家里并不十分赞同。但陈飞认为，只有免费送人竹篮，才能让人们接受这个观念。他以天然毛竹为材料，编制了许多竹篮。首先，他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家人买菜都使用竹篮。之后，他又将竹篮带到街上去免费送给村民，并为他们讲解塑料袋的毒性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劝村民们尽量少使用塑料袋。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冷言冷语。陈飞感到自己身单力薄，便想到了借助新闻媒体来扩大宣传力度。
2002年1月23日，陈飞提着竹篮找到当地一家报社，将自己写的一封信交给了一名编辑。那名编辑觉得一个农民能想到这件事很新奇，第二天便刊登了《一位普通市民的马年心愿——提着菜篮“走四方”》的报道。很快，当地许多人开始关注陈飞，关注他的菜篮子。第一次的成功，让陈飞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带着自己的环保理念和这份报纸，也带着他的“环保梦”走出县城，去了杭州、金华、衢州、嘉兴、台州、宁波、丽水、绍兴等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到各地农贸市场、报社等手提菜篮子，身披绶带进行宣传。
一次，他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澳大利亚有一个城市变成了没有塑料袋的城市。于是，他开始琢磨，凡事从身边做起更省力，动员村民建一个中国的无塑料袋村，并把菜篮子推广出去，这样效果会更好。
2005年2月，陈飞打定主意后，就向村支两委请示汇报，打算创建中国第一个无塑料袋村。他的这一建议马上引起村干部们的重视，并马上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一决定。陈飞便在老家珠岸村挂出“中国无塑料袋第一村”的牌子。
陈飞找到村里的每个肉铺老板，说明自己的想法后，这些老板都非常赞同陈飞的做法，答应以后不再使用塑料袋，重新使用弃用多年的稻草绳。他又给全村700多户每家都送了一个竹篮，还给村里每个菜摊、商铺各配备了10个竹篮，如果谁忘了带篮子就免费租给他，而且每个竹篮都标有店铺的记号。
村民们的环保意识大大提高了，不仅非常支持，还纷纷开始重提菜篮子。村里的池塘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陈飞就购置了一只小船，请村民每天驾船清理池塘。他不但出资雇用了3名清洁工每天打扫卫生、清除路边的垃圾，还出资2万多元，在村中央建造了一座标准公厕。
从2006年8月4日开始，珠岸村老年协会300多名老人自觉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环境保护监督小组。每天有2位老人作为环保监督员，在全村进行环保监督检查。他们对各家小店是否推广纸袋、拒绝塑料袋、垃圾是否倒在指定位置等日常行为进行检查。
后来陈飞看到在家乡宣传环保获得成功，便开始向全国宣传。他准备了2000多只竹篮，每到一地，都到大型的菜市场，一边分发竹篮子，一边宣传环保。2002年11月，他从去北京开始，然后又去了上海、南京等11座城市的大型农贸市场。他的行动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自2000年至今，陈飞自费跑遍了全国19个省、区、市，送出了上万个菜篮子。他的行为由最初的不被人理解，也逐渐转变为受到广泛尊重。
2007年6月4日，他发起的“永嘉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了，陈飞任会长。协会成立后，陈飞带领志愿者们在楠溪江保洁、铲除“牛皮癣”，各地成立分会让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开展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系列环保活动，还启动了“菜篮子进百村”等活动。
2007年9月，陈飞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节能减排”晚会。晚会现场，他大胆地向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赠送菜篮子，受到了曾副总理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