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贤使能，安富尊荣。孟子认为，国君用人是否得当，是“仁政”能否推行，国家能否得到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君若能用贤人，就可以“安富尊荣”，相反，“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为使贤人能臣乐于为君效力，孟子提出三条措施：一是国君虚心“尊贤”，给贤者以高贵的礼遇。二是国君对臣下要赤诚相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三是国君应虚心向贤者求教，孟子希望当时的当政者向商汤、桓公学习：“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另外，孟子一再规劝当政者要居安思危，“是故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国家无内忧外患时，应及时修明政治，推行“仁政”。这样，“虽大国，必畏之矣”。相反，“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
孟子还主张必须有一批人专门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他的社会分工说。他批评了有的学者要每个人都自己生产生活用品的狭隘观点。他提出，务农的人不能同时兼做织布、制帽、冶铁为器、陶土为皿的事情，如果需要这些手工业品可通过交换获取。各种生活所需，“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破败，困穷）也。”
先秦历史时期，除上述主要人物的管理思想外，还有：《管子》中的兴农、兴矿及发展手工业思想；子产的集贤治国思想；晏子的节俭管理思想；子贡的商业经营思想；老子的“无为”即顺应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管理思想；墨子的兼爱、尚贤、尚同、节用、非攻思想；庄子的农业和人才管理思想；荀子的“礼”、“法”结合的管理思想以及韩非的中央集权思想和国民经济管理思想。这里值得一书的是反映儒家创始者思想的《大学》（一说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一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是一部议论如何平治天下国家的政治论著。它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开篇就写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我国军事家萧克在“居安思危，从严治党”一文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封建社会较为开明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借鉴。一个共产党员，其身不修，其家不齐，他又怎么能够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呢？
（第二节）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管理思想
这一历史时期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60年，我国先后建立了秦、汉、晋、隋、唐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封建社会由初步发展走向繁荣。
秦始皇的集权管理思想与实践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姓赵氏，名赢政，13岁继承秦王位，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国，自称“始皇帝”。他一生功与过都非常突出，从管理角度值得书写的两点是：
（一）强化中央政权。秦始皇把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政事无论大小，最后全由皇帝裁决。中央设置丞相（帮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管理军事）等官职。在全国建立一套中央、郡、县、亭多级组织的行政体系，郡守、县令皆由朝令任免、指挥，从而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号令一致、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网络，成为2000余年的定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和推行政令，在商鞅原拟的法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整理出了一部更严峻的法典。
（二）建立统一法度。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秦政府规定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秦始皇下令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另外，统一规定“驰道”和马车的宽度，整治河渠，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刘邦的尊贤任能的人才管理思想
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原为秦代泗上亭长，沛县人，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乘机举兵，被项羽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灭楚做了皇帝，史称汉高祖。刘邦面临战乱之后哀鸿遍野，凋敝残破的局面，除了建立法制减轻田赋、兴修水利、健全行政组织、罢兵归田、严格财政外，值得后人效仿学习的是他的知人善任，尊贤纳士的思想与实践。
战胜楚霸王后，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之所以战胜项羽，是由于刘邦能够使用在各个方面比自己高明的部下，并通过组织、引导、协调，发挥了这些部下的长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群体力量。而项羽之所以落得个“霸王别姬”的下场，是因为他“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韩信曾对刘邦予以评价：“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在魏徵、陆贾等贤臣辅佐下，很快得到休养生息，在经济上得到迅速发展。
桑弘羊的经济管理思想
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洛阳人，曾出任西汉政府的财政长官和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位有成效的杰出的理财家。面对汉初战乱创伤、匈奴侵扰、水灾和豪强富商盘剥局面，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桑弘羊所采取的措施，学者吴慧概括了以下几点：
（一）盐、铁、酒实行专卖，起到了抑兼并、摧豪强的作用，减少了农民破产的痛苦，增加了汉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倡导军垦。在西北边境组织军民垦殖，既解决了戍边军士的用粮，又可用屯田的积谷赈济内郡灾民。桑弘羊可算是中国历史上领导大规模西北军垦的第一人。
（三）统一币制。经过对紊乱不堪的币制整顿，富商大贾借私铸钱币和币制混乱来投机取利之途被堵塞，从经济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推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是政府利用各地的贡赋收入作底本，由官府来进行某种大宗商品的地区远程的贩运贸易，以调剂物资余缺的一种经营方式。平准法是由官府来吞吐物资，“贱则买，贵则卖”，平抑物价，通过经济方法来调节市场供求。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人玩弄价格投机倒把的活动，“如以，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五）改进手工业生产和管理。冶铁和制铁业由官府直接经营，建立了冶铁工场和原料生产地相结合的大型基地，有的作坊2000人以上。由于官营铁工场资金雄厚、材料充足、设备齐全、工序规范、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熟练的工人，所以，工艺技术有许多改进，铁器质量大为提高。在中国历史上，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从桑弘羊开始的。
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继父职，任太史令，因李陵案被牵，受腐刑，出狱后发愤著述，终于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学者刘佩对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了以下阐述：
（一）天下熙攘皆为利。追求财富、满足需要作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这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司马迁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心对财富的追求：“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客，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戈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因求富益货也。“司马迁透过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事各种活动的现象得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结论。
（二）主张轻徭薄赋，发展商品生产。司马迁在阐述了从汉高祖至汉昭帝的12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之后，认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可使生产得到逐渐地恢复和发展；在商业上“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历史证明，被誉为“文景之治”的社会富裕景象是与这些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的。
（三）主张农工商虞各劝其业。司马迁认为应当顺乎自然地进行社会分工。他在《货殖列传》中写道：“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主张政府管理经济不可抑制，但可进行必要的干预，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四）量吏禄、度官用的财政管理原则。司马迁提出的“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也就是量出为入的原则。为了防止帝室开支无度，他非常赞赏汉初实行的将帝室私奉和政府收支予以分开的政策。这一政策在财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司马迁认为财政收入应遵守合理无害的原则。
（五）利息与利润是经营管理的两大法则。司马迁经过对农业、林业、畜牧业、种菜、渔业调查之后，得出百分之二十利润率的结论，他认为百分之二十利润率是一切经济事业活跃起来的必要条件。他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不能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就不算理想的事业，因此在投资决策时就应把它排除掉。司马迁还发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将会繁荣兴旺，他认为那些不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而仅拥有少量资金的所谓贫者，要用贫求富，那就“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诱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因为都在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率条件下，商业资金周转快，所以获利就多。他说，只要“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把握商业时机，压价收购，高价售出，就能以较快的速度致富。
另外，司马迁赞成禁止私人铸币，并主张运用经济手段，由政府铸造大量足值的货币，来满足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并取代不足值的、质量不好掺有铁、铝的劣币。
曹操的管理思想
曹操（公元155——220年），东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之后，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部，208年，曹操进位为丞相。郭济兴对其主要管理思想总结如下：
（一）重视农业，实行屯田，曹操看到军阀混战、连年灾荒、土地荒芜、民人相食境况，提出：“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他把粮食生产看得十分重要。曹操提倡耕战，公元196年颁布“屯田令”，令中强调“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进之良式也。”兴置屯田获得巨大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其效果，一是解决了军粮；二是安置了大量流民；三是防止土地兼并；四是恢复了社会经济。
（二）重视法规，不徇不枉。曹操20岁做了洛阳的北都尉，洛阳是当时的都城，是皇亲国戚、豪门大族的云集之地。他们平时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搅得社会很不安宁。曹操到任后，迎难而上，制做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悬挂于大门左右，并贴了禁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一次，权重势力的宦官蹇硕的叔父犯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依法将他打死。曹操执法不徇私情，长社县令杨沛，对不肯如法的曹洪（曹操的堂弟）的宾客，先打折其脚，后又杀之。在军队治理方面，曹操坚持以法治军，颁布了一系列严明的纪律和制度，如《军令》、《战船令》等，从行军、扎营到临敌作战都作r具体规定。他进一步强调：军法“设而不犯，犯而必诛”，不管什么人，在军法面前一律平等，即使是亲生儿子，也“动以王法从事”。曹操自己也不例外，“割发代首”就是说的曹操严于律己的故事。
（三）唯才是举，用其所长。他在《度关山》一诗中，开头就说：“天地间，人为贵。”他把人才看做胜利的保证：“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指谋臣，“力”指武将。他把能否用好人才作为兴衰存亡的关键：“为国失贤则亡”。他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自比，抒发自己纳贤礼士的宏大胸怀。曹操求贤似渴，公元210年发布的《求贤令》中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大胆从寒门、基层等各方面，尤其是善于把敌人营垒中倒戈过来的人才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荀彧原是袁绍的谋士，张辽曾是吕布的战将，程昱、郭嘉、乐进、于禁皆出身细微，都受到曹操的信任、重用。
（四）“欲攻敌，必先谋”。他强调掌握主动权，驾驭局势。他说：“战在我，非在敌”。他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他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并要做到“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刘劭的人才管理思想
刘劭，魏国著名的人才学家，他十分注重人才管理的研究和探讨，写了一部关于人才问题的专著——《人物志》。
刘劭认为知人用人，是管理者的头等大事，他在《人物志》中指出：“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还讲：“君以用人为能”。
在使用人才时，刘劭提醒用人注意以下三点：1.充分发挥其才能，使其有用武之地，否则，“若不杼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是故功力不违”，事业就会蒙受损失。2.要尽量满足人才的愿望，使其心情舒畅“杼其所欲则喜”。3.尊重人才，要以谦恭态度待之，其人才会欢悦，“以谦损下之则悦”；不要四处张扬其短处，更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那样，就会使其恼怒、怨恨，“若以长较短是所谓以恶犯婟（hu、喜好、嗜好），则妒恶生矣”，不利于积极性的发挥。
在鉴别人才时，刘劭提出了“八观”和“五视”。
所谓“八观”，即：“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所谓“五视”，即：“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由于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管理者在观察人才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偏颇、谬误，刘劭又提出了识别人才的“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刘劭认为一个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性格上具有两重性，他在《人物志》中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
“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
“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
“强楷坚劲，用在祯干，失在专固。”
“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
“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
“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
“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
“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
“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