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周末》的记者徐帆围绕着“中国妈妈”话题曾数度通过越洋电话采访我，她和同事陈万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采访后，在《青年周末》上发表了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妈妈”美国遭贬的尴尬》，对“中国妈妈”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是中国媒体探讨“中国妈妈”现象最有深度的一篇报道，文中有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话题。下面是该文的全文。
遭贬原因：爱攀比、管太多
“药方”：让孩子走自己的路，平等对待儿女
“中国妈妈‘特别爱攀比，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哈佛、耶鲁，’中国妈妈就会说，看看人家，你也要考哈佛、耶鲁……（中国）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华裔的同学就如小鸡……”
日前，一篇《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其中，华人母亲的缺点就这样被一一“数落”开来。眼看母亲节快到了，一时间，不服者有之，反思者有之，共鸣者亦有之。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作为中国网民的主力人群，80后在这场热热闹闹的讨论中，对于母亲的记忆在另一种文化观的比照中得以重新梳理，年轻的新生代妈妈们由此深思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
网文追踪
“Chinese Mom”如何成美国校园贬义词
《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一文在网上热传后，一度有网站盛传称，作者是一个上海母亲，因陪孩子去美国读书，心有所感而写。事实上，写“中国妈妈”一文的作者并非女性，而是一个定居美国数十年的“中国爸爸”。
这或许意味着：当局者迷，有一些困惑，需要旁观者来指点迷津。
《青年周末》在复原该文的出炉背景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另一些旁观者的追述来还原一个“中国妈妈”的美国形象。
奥巴马助选活动上，第一次听见白人学生嘀咕“中国妈妈”
在发表博文之初，乔磊大概没有想到，《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一文竟会在国内传得这么热闹。
乔磊是美国《侨报》的副总编辑，虽然已经定居南加州多年，空暇之余，还在国内不少网站上开博写文。
4月17日，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这篇题为《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文章。随即，不少网站的教育论坛对其进行转载。再之后，传统媒体跟进，多篇探讨中国母亲应扮演怎样角色的评论出炉。国内一家门户网站还特别为此开设专题——“不要妖魔化中国妈妈”。
当国内的讨论不亦乐乎时，当热议的焦点都指向母亲们该如何正视自己的角色定位时，该文出炉的背景反而被忽略了。而恰恰是这种撰文的背景，或许能带给议论者们更深入的思考。
“其实，有关‘中国妈妈’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已经很久了。”4月24日，《青年周末》记者通过越洋长途电话与乔磊取得联系。电话那头，这位美国热门华文报纸的副总编辑侃侃而谈。
他曾在博文中这样开篇道：“第一次听到美国高中校园，尤其是华人学生集中的高中流行‘中国妈妈’（Chinese Mom）一词时，我并不懂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后来特地和一些高中生交谈后，才了解到美国一些高中校园流行这个词的原因。”
乔磊口中的第一次，是指一年以前，他所居住的南加州洛杉矶地区搞社区活动，为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拉选票。
“这种为政客助选的活动，一般会在当地的公园或广场举行，社区的中学生们也会去参加，尽自己的能力为奥巴马造势。中学生们参加这类活动也算是社区服务的一部分，以后考大学时，社区服务会成为大学录取学生的一个考核指标。”
当时，乔磊以社区居民身份前往，他本想看看活动的盛况。谁料眼前却出现有趣的一幕。二十来个学生聚集在场地上，一边是白人孩子们很活跃地在忙东忙西；另一边三五个华人孩子待在一起，他们身边都有家长陪伴，其中以母亲居多。
本来，这对于习惯了中国式“护犊”文化的乔磊来说，这样的场景或许并不新鲜。可几句英语嘀咕声却传入他的耳朵里，他看见有几个白人学生私下指着华人学生的母亲说：“Chinese Mom（中国妈妈）”。说这话时，他们带着点嘲笑式的神情。
□“中国妈妈”两宗“罪”：爱攀比、管太多
当时，乔磊说自己听也就听了，还没太往心里去。身为副总编辑的他也需要常常出去采写稿件。于是，有关“Chinese Mom”的那个短暂回忆又浮上心头。
乔磊走访比较多的区域中有几所社区学校，经常能接触到当地中学的校长、学区委员等不同层次的人物，也能通过社区活动随机采访美国学生。带着“中国妈妈”的疑惑，前前后后，他找了七八次机会，在随意的聊天中向美国的高中生抛出了这个问题。
“我采访的大多是高三、高四（注：美国高中为四年制）的美国学生，有白人、拉丁裔、黑人、华裔学生，等等。当然，你很难指望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你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堆大道理。但就是在很随意的聊天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妈妈’的看法。”
这些看法，乔磊自己总结为文，因而有了那篇《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博客日志。
文中这样说道：“华裔家庭的高中生对这个词的理解和感受是：‘中国妈妈’特别爱攀比，人家的孩子去学钢琴，自己的妈妈也要孩子去学钢琴；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哈佛、耶鲁，‘中国妈妈’就会说，看看人家，你也要考哈佛、耶鲁。总之，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是以别人为标杆，让子女去达成妈妈心中的目标。”
“主流社会或者说是白人家庭的高中生对‘中国妈妈’含义的解释与华裔家庭的高中生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华裔家庭的同学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什么事都由妈妈说了算。妈妈就像一只老母鸡，华裔的同学就如小鸡，总要靠老母鸡的翅膀来保护。”
就这样，“中国妈妈”成了美国高中校园的一个贬义词。
当这篇博文在国内热传后，不少网民有些吃惊，更有些迷茫：没想到，自以为深厚无私的中国式母爱，竟在异国他乡成了一种讽刺？
美国高中生眼中，“妈妈”或许天生贬义
乔磊曾告诉记者，华人移民习惯聚居。在美国，华人居住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休斯敦、芝加哥、西雅图等大城市。为此，记者特意向定居在这些城市的几位熟人打听，在当地中学中，“中国妈妈”的形象是否真的那么糟糕？
他们大多表示，这个词倒不算多么流行，只是因为中美教育文化的不同，中国母亲所表现出的“爱攀比”、“管得多”等特质确实较为明显。
16年前随父母移民美国的一位中国裔美籍白领在MSN上告诉记者，所谓爱攀比的“中国妈妈”，其特性可能更多表现在第一代移民上，因为这些中国裔移民带过来的孩子大多到了美国后直接进入高中，还没熬过语言关，就直接面临考大学的压力。中国裔母亲为形势所迫，因而管教得也更严厉些。
定居洛杉矶的他还回忆起亲身经历：“我大学时，在一家专为华人开设的补习学校里当过两年老师，教美国SAT考试的一些科目。那里全是些被父母‘威胁’着要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他们压力太大，可能会对‘中国妈妈’有抵触情绪。”
而另一个家住休斯敦的正宗美国人阿艾尔·纽瑟姆则回忆起她与一个中国女孩因为中国妈妈引起的不愉快经历。
当时年仅16岁的纽瑟姆是高中校乐队的首席长笛手，乐队里的孩子们相处得很是融洽。高二时，有一个中国女孩转学来到她的高中，这个中国女孩也报名加入了校乐队。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女孩子突然提出，要求和纽瑟姆进行一场“盲试”，胜出者才能成为首席长笛手。纽瑟姆有些奇怪，却还是被迫答应了。于是，比赛当日，一名音乐教师蒙上了眼睛，这样裁判不知道谁在演出，就不能给相熟者打高分。抽签决定顺序后，中国女孩第一个进去了，第二个才轮到纽瑟姆。当两人都演奏完毕后，音乐教师在黑暗中细细品味，宣布第二个演奏者获胜。
“她（中国女孩）站在那里，用一种很郁闷的眼神看着我。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她妈妈希望她在各方面都做到最出色，所以她决定要挑战我。但也因为有这样的比赛，整个高中，我都没有机会太多了解她。”
在给《青年周末》的电邮中，纽瑟姆回忆起这一幕，依旧有些遗憾。或许是觉得这毕竟是个例，不足以代表所有的“中国妈妈”。在电邮最后，纽瑟姆写道：“事实上，就我和我同学们的经历来看，读高中时，不管是美国白人的妈妈、黑人妈妈，还是墨西哥裔妈妈或拉美裔妈妈，‘妈妈’这个词，都是许多中学生用来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之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词在美国中学校园里，天生就是贬义的。因为那是个特殊的叛逆时期，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会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和管制，他们都试图打破那些条条框框。”
抽样调查
中国式“母与子”群像
当关于“中国妈妈”的思考从大洋彼岸传到国内时，在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声中，在中国式母爱是否适用于美国标准的争论声中，对于80后而言，这篇网文所唤醒的，更多是他们对于自己母亲的记忆，以及在这种回溯式的梳理中去重新解读母亲这个角色。
“含在嘴里”型：过度的爱让自己无能
身高1.83米的李放（化名）坐在记者面前，个头高大，脸上却流露出一股稚气。
1983年出生的李放是陕西人，目前供职于北京一家国家研究所。他的父母是陕西一个县级市发电厂的双职工，家境较为优越。
像许多80后独生子女一样，李放的经历具有一种普遍式的典型性——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从考大学、找工作到谈恋爱结婚，每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父母都会为他树立一个标杆。
“读高中时，我妈花了很多钱，把我送到省会西安的一家重点高中上学。我是寄宿生，按理说应该住在学校里。可我妈怕我睡不好、吃不好，就在西安托了个亲戚，让我住到亲戚家里去。有一次，外公来西安看我。当时我妈也在，我正在屋子里午睡。后来才听说，外公刚一进门时，大声喊了下我的名字，我妈就跟他急了，使劲比划着，‘嘘——’了一声让外公别说话，担心吵醒我。”
李放有些苦涩地笑了笑。当时的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仿佛所有的人天经地义地应当以他为中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样的母爱让他变得如此“无能”。
按照父母的预先设计，他进了安徽的一所重点大学。可他的记忆中，大学四年，除了整天拎着个茶缸上自习，就是不停地申请换宿舍，理由是宿舍同学老跟他闹矛盾。
“可能我从来没学会过如何与人相处。”说到这，李放叹了口气。
可是，当26岁的他苦恼于自己没能学会一些该学会的东西时，他却在无意识中学会了另一些本不该学会的东西——母亲的价值观以一种富有讽刺意味的方式渗入他的习惯性思考中。
“从小我妈就喜欢拿别人跟我比。我一个表哥考上清华了，她就一直唠叨着说你要向人家学习。2005年时，一个大学比我差的堂弟拿了优秀毕业生证，我没拿到，我妈就特生气，打电话说了我半天。连我表哥娶媳妇，我妈都要说那媳妇娶得不错，研究生毕业，长得也好。你以后找对象也要找那样的。”
李放一口气说了很多。他说自己很烦，母亲把太多所谓好的标准塞给了他，以至于有一天，他发现，他甚至已经用这种标准来考量父母。
“有一天，我跟我妈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现在想来，那次吵架太讽刺了。”他回忆着。
那是去年夏天，李放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他碰见了一个小学同学，对方的父亲刚刚晋升为将军。李放兴致勃勃地上前招呼，可对方却反应冷淡。那一刻，李放觉得很憋屈。他突然觉得，都是自己父母无能。如果父母不是普通职工，而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老同学或许会对他很热情。恰好在当晚，母亲又打来电话，唠叨着让他好好工作，早日获得提拔与重用。无名火在那一刻释放出来，演变成一场嚷嚷着“要断绝家庭关系”的争吵。
当采访进行到这一刻时，记者很有些无语。
毫无疑问，李放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可或许，正因这种极端，让中国式母爱的“隐疾”得以放大，也得以让人正视并反思。
“棍棒出孝子”型：孩子不听话也会打
采访小潘的时候，她几乎是一直侧着身子坐，目光全落在客厅里的小床上。那张铺着红色褥子的小铁床上，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婴正咿咿呀呀，还不时淌着口水咬自己的拳头。
小潘是辽宁沈阳人，1980年生，目前在北京一家市重点中学当语文老师。身为家中独女的她，去年12月底生下自己的女儿后，升级为80后妈妈。刚为人母不久，对于妈妈这个角色，小潘有了一种双重体验：当她回忆起母亲曾灌输于自己的教育观时，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完成了继承和延续，并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教育女儿。
“我觉得，我的成长经历再普通不过了。”说这话时，小潘略略回了点身子，终于看了眼记者的录音笔。
在沈阳长大的小潘说自己从小就读于母亲单位下设的子弟小学。“我妈小时候不怎么管我，唯一念叨的就是‘你要好好读书，咱家条件不如那些领导，可你读书读得比领导的孩子好，就是给父母长脸’。好在我还比较聪明，小时候成绩一直挺好，也不用我妈太操心。”
就这样，小潘一路读来，顺顺利利地进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而后结婚生女，这所有的成长经历看似普通，但也算得上中国式好孩子的典型。
如果非要说起跟母亲的摩擦，她印象里，只有偶尔不听话时，会被母亲打。“小孩子时候被打，太正常了。那时候就是掐你屁股，打孩子不能打脸。”小潘说得滔滔不绝，突然来了句：“没听过‘慈母多败儿’吗？中国古人的话还是挺对的。以后我们家孩子要不听话，也得打。”
也许是在家中接受采访，小潘颇为坦率。她也承认，当自己站在中学教室里开家长会时，她会想到去说一些现代的教育理念；当学校把她们派到美国去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时，她也会写那样的学习总结：让孩子快乐成长，比期待他们学有所成更重要。
但某些通过中国母亲口耳相传的教育理念，早已渗入血脉，根深蒂固。
“放羊型”：从小能自己理清奋斗路
在《青年周末》抽样采访的“标本”中，刘琳（化名）的母亲大概算得上一个另类。身为“北漂族”的一员，1984年出生的刘琳目前供职于北京一家媒体。
“我妈基本不管我。”QQ上，刘琳打过来一个笑脸符号。读高中时，由于她所在的中学实行“不补课”、“不拖堂”的素质教育，她一直玩得很疯，而母亲对此也不多加干涉。连模拟考试没进全班前20名，母亲都只是淡淡说了句：“要不行，就去读师院吧。”所谓的师院，是当地一所刚从大专升为本科的学校，刘琳从来都没把这所学校放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母亲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刺激了她，从那次起，她收敛了心思学习，终于考上了人民大学。
在刘琳的记忆中，母亲的教育观是“只要大方向上没有偏差，就不会多加管束”。她觉得，这种“放羊式”教育还挺成功的，至少，母亲能以母亲的方式让她意识到自己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如选择工作而放弃读研，如放弃家乡的稳定工作而选择在北京打拼。
与此同时，刘琳又在思考：母亲究竟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
目前刘琳母亲还在外地老家。每天，母女俩都要在QQ上聊聊天。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某道菜的做法，或是网上最新流行的电视剧。
“我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对这些新鲜玩意儿，她还挺有兴趣学。”当刘琳的母亲开始能玩转欢乐豆豆和飞信这些时髦玩意时，她的母亲甚至开始用女儿的方式影响女儿。
她说：“我想，有时候即使是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母亲，为了能贴近儿女，也会试图去扮演儿女的角色。换句话，我有时想，我妈可能不是真心喜欢上网看片和玩飞信，她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才去喜欢。”
反思
中国式母爱的“自愈”模式
或许，中国式母爱有其教育文化淤积下的“隐疾”和因此产生的“后遗症”。但同时，中国文化又有历经两千余年的自愈力。“中国妈妈”的角色总会有一种更与时俱进的模式。
在所有的采访进行到最后时，记者都问了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母亲才是合乎理想的母亲？
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一直逼着孩子学习，什么都管头管脚，是有些不对。可这种不对，真轮到自己为人父母时，似乎也会那么做，但可能自己会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更多地与孩子沟通，成为儿女的朋友。
4月27日，《青年周末》记者最后一次给乔磊打去电话时，这位《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作者说：“毕竟，国内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每个家庭就一个孩子。现在的小孩，1个孩子上面，有6个大人盯着，12双眼睛瞧着，要说不怎么管，也不大可能。”
聊到最后，乔磊推荐记者去看他博客上的新作《“中国妈妈”培养子女成才的秘诀是什么》，里面总结了三点：第一，子女的路要子女自己选择；第二，要勇于让孩子自立；第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更平等一些。
“这些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或许，能对你有所启发吧。”电话那头，乔磊温和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