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韩国的贵族，自幼敏而好思，他与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况为师。在“战国七雄”争强之际，韩国势力最弱，经常受到魏、楚、秦等强国的欺凌，韩非为此不胜感慨。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倡仪变法富国、积财强兵。但韩桓惠王韩安昏庸无能，不辨良莠，不采纳韩非的主张。
韩非不善辞令，常常因不能在口头上把道理说清而急躁红面。但他才学渊博，文思神俊。他见韩王不采用他的主张，便发愤著书立说，阐明变法图强的道理。
他纵观天下“争于气力”的利害形势，针对韩国法不彻底的弊端，又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已处于动荡时期，礼崩乐坏，想用昔日宽厚的政治来治理民众，就像不用绳索、马鞭去制服野马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指出只有严峻的刑罚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写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文章，俱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有度》、《用人》、《内外储》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讲治国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辞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纵横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为社会上的五种蠹虫，即五种有害之民。说“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借助仁义进行政治说教，讲究仪容礼服，修饰游说言辞，以乱当今法度，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来沽用钱财行贿，请托权贵，沈避汗马之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他认为，只有农民和兵士才是国家有用之民。此种言论，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极深的时代烙印。
韩非很善于运用简明寓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对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种嘲笑。韩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和氏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国，他认为治国不能离开法律，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刑律制服不了民众。但君主制订出法律后，还要有一套权术驾驭臣下，有一定的权势推行法令。否则法令不能贯彻，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另外，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只有通过奖励耕战，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军事力量，然后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
秦王嬴政对韩非的主张大加赞赏；他也认为文章的作者定是个杰出之人，因而对作者特别敬佩。他对大臣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谈话)，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并指名要韩非到秦国来。韩王安为政昏庸，不知韩非有杰出之才，便答应秦国的要求，让韩非出使秦国，名义上是韩非被邀访秦。果然韩非奉命使秦，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谈话投机，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国，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但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说明秦韩为近邻，不能略韩国。书中又揭发了秦王的特使姚贾是个“梁父大盗”，说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这使姚贾与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们自知才华不及韩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机向秦王诽谤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之子，是为韩国谋利益的。今大王要并吞诸侯统一全国，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万不可重用他。时间久了，再放他回韩，无疑是自留后患，不如借此杀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宠臣，秦王对李斯等人的诬陷自然是信赖无疑，尽管韩非与秦王相见如故，接待如宾，但秦王还是把他投入监狱，以观动静。
李斯、姚贾唯恐秦王改变主意，将韩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药把韩非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