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皇帝，在位50多年(公元前140～前87年)。在他执政期间，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沉重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机构；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能够达到“盛世之治”，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西汉帝国，是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改革政策分不开的。
汉武帝即位之前，汉王朝经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几代经营，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兴盛局面。年轻的汉武帝，既具文才大略，又雄心勃勃，力图振兴汉帝国，于是在统治地位稍事巩固以后，便一反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多欲”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力求思想上的统一。
西汉是继秦之后建立的封建大一统政权，虽然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在立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汉承秦制”，继续加强封建制度，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数量。但是，实践经验证明，黄老的“无为”思想对加强中央集权是不力的。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和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再提倡“无为”，就必然会危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建立一个适应封建统治的理论十分必要。所以，汉武帝一执政，即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荐“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度过的。据说他自幼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的习惯，特别对儒家经典(春秋)，更是细心钻研。在他家房后有个小花园，他三年没进去过一次；号称“三年不窥园”。到了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当汉武帝的诏令下达以后，他立即接连给汉武帝上了三道奏章，称为《天人三策》，宣扬他的那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创造了自然和人类，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就是皇帝。“天”和人能感应相通。皇帝受命于“天”。皇帝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皇帝按照“天”的意志来统治百姓。“天”常常用灾异符瑞来指导皇帝的行动。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变化，国家的兴亡治乱，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甚至人的模样也是“天”按照自己的模样来生成的。他胡说“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他就这样硬把“天”和人糅合在一起。他的这套“天人感应”的学说，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化了，这就是“君权神授”论。
董仲舒又编造了一套封建的道德观，叫做“三纲五常”。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尊贵的为主，阴是卑贱的为次。所以，他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叫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把这所谓的“三纲”，说成是符合天意，不可改变的东西。所谓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孝悌”、“忠恕”之道，是所谓“仁”的思想的发展。“三纲五常”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是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绳索。
董仲舒的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秩序和皇权的需要，因而他的思想和理论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易》、《礼》和《春秋》。“五经”博士有弟子50人，成绩优良者可以做官。“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把儒家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他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者无不采纳，因而后世一些所谓的纯儒评论汉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叶公之好龙”，其实是并不明白作为统治者的汉武帝是需要文武两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改造后的儒学把法家尊君抑臣、维护专制集权的内容保留下来，又将阴阳家学说糅杂进来，神化君主权力，鼓吹德刑相间、德主刑辅的统治之术，使儒家学说从先秦儒学中脱胎换骨，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学说，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推为正统，延续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