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应承了为老西安写一本书后，老实讲，我是有些后悔了，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虽然在这里生活了27年，对过去的事情却仍难以全面了解。以别人的经验写老城，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要凭了一大堆业已发黄的照片，但有关旧时西安的照片少得可怜，费尽了心机在数个档案馆里翻腾，又往一些老古董收藏家搜寻，得到的尽是一些“西安事变”、“解放西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国人皆知，哪里又用得着我写呢？
老西安没照片？这让多少人感到疑惑不解，其实，老西安就是少有照片资料。没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西安曾经叫做长安，这是用不着解说的，也用不着多说中国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尤其汉唐，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城市的恢宏与繁华辉煌于全世界。可宋元之后，国都东迁北移，如人走茶凉，西安遂渐渐衰败，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荒废沦落到规模如现今陕西的一个普通县城的大小，在仅有唐城1/10的那一圈明朝的城墙里，街是土道，铺为平屋，没了城门的空门洞外就是庄稼地，胡基壕，蒿丘和涝池，夜里有猫头鹰飞到钟楼上叫啸，肯定有人家就死了老的少的，要在门首用白布草席搭了灵棚哭丧，而黎明出城去报丧的就常见到狼拖着扫帚长尾在田埂上游走。上海已经有洋人的租界了，登着高跟鞋拎着小坤包的摩登女郎和穿了西服挂了怀表的先生们生活里大量充斥了洋货，言语里也时不时夹杂了密司特之类的英文，而西安街头的墙上，一大片卖大力丸、治花柳病、售虎头万金油的广告里偶尔有一张两张胡蝶和阮玲玉的烫发影照，普遍把火柴称做洋火，把肥皂叫成洋碱，充其量有了名为“大芳”的一间照相馆。去馆子里照相，这是多么时髦的事！民间里广泛有着照相会摄去人的魂魄的，照相一定要照全身，照半身有杀身之祸的流言。但照相馆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分之九点九的人只是经过了照相馆门口向里窥视。立即匆匆走过，如同当今的下了岗的工人经过西安凯悦五星级大酒店门口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位南郊的90岁的老人曾经对我说过他年轻时与人坐在城南门口的河壕上拉话儿，缘头是由“大芳”照相馆橱窗里蒋介石的巨照说开的，一个说，蒋委员长不知道一天吃的什么饭，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的辣子调得红红的，他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拾。这老人的哥哥后来在警察局里做事，得势了，也让他和老婆去照相馆照相。“我一进去，”老人说，“人家问全光还是侧光，我倒吓了一跳，照相还要脱光衣报打我说，我就全光吧，老婆害羞，她光个上半身吧。”
正是因为整个老西安只有那么一两间小小的照相馆，进去照的只是官人、军阀和有钱的人，才导致了今日企图以老照片反映当时的民俗风情的想法落空，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感到了老的西安区别老的北京上海广州的独特处。
但是，西安毕竟是西安，无论说老道新，若要写中国，西安是怎么也无法绕过去的。
如果让西安人说起西安，随便从街上叫住一个人吧，都会眉色飞舞地摆阔：西安嘛，西安在汉唐做国都的时候，北方是北夷呀，南方是南蛮吧。现在把四川盆地称“天府之国”，其实“天府之国”最早说的是我们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西安是大地的圆点。西安是中国的中心。西安东有华岳，西是太白山，南靠秦岭，北临渭水，土地是中国最厚的黄土地，城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长安长安，长治久安，从古至今，它被水淹过吗？没有。被地震毁坏过吗？没有。日本鬼子那么凶，他们打到西安城边就停止了！据说新中国成立时选国都地，差一点就又选中了西安呢。瞧瞧吧，哪一个外国总统到中国来不是去了北京上海就要来西安呀？到中国不来西安那等于是没真正来过中国呀！这样的显派，外地人或许觉得发笑，但可以说，这种类似于败落大户人家的心态却顽固地潜藏于西安人的意识里。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幕：有一次我在一家宾馆见着几个外国人，他们与一女服务生交谈，听不懂西安话，问怎么不说普通话呢？女服务生说：你知道大唐帝国吗？在唐代西安这就是普通话呀！这时候一只苍蝇正好飞落在外国游客的帽子上，外国人惊叫这么好的宾馆怎么有苍蝇，女服务生一边赶苍蝇一边说：你没瞧这苍蝇是双眼皮吗？它是从唐朝一直飞过来的！
凡是去过镇江的北固山的西安人，是嘲笑那个梁武帝在山上写着的“天下第一江山”几个字的，但我在北京却遭遇到一件事，令我大受刺激。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要去天桥找个熟人，不知怎么走，问起一个坦胸露乳的中年汉子：“同志，你们北京天桥怎么去？”他是极热情的，指点坐几路车到什么地方换坐几路车，然后顺着一条巷直走，向左拐再向右拐，如何如何就到了。指点完了，他却教导起了我：“听口音是西安的？边远地区来不容易啊，应该好好逛逛呀！可我要告诉你，以后问路不要说你们北京天桥怎么去，北京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是全国人民的，你要问就问：同志，咱们首都的天桥在什么地方，怎么个走呀？”皇城根下的北京人口多么满，这一下我就憋咧。事隔了10年，我在上海，更是生了一肚子气，在一家小得可怜的旅馆里住，白天上街帮单位一个同事捎买衣服，跑遍了一条南京路，衣服号码都是个瘦，没一件符合同事腰身的，“上海人没有胖子”，这是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夜里回来，门房的老头坐在灯下用一个卤鸡脚下酒喝，见着我了硬要叫我也喝喝，我说一个鸡脚你嚼着我拿什么下酒呀，他说我这里有豆腐乳的，拉开抽屉，拿一根牙签扎起小碟子里的一块豆腐乳来。我笑了，没有吃，也没有喝，聊开天来。他知道了我是西安人，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沿处盯着我，说：西安的？听说西安冷得很，一小便就一根冰拐杖把人撑住了！我说冷是冷，但没上海这么阴冷。他又说，西安城外是不是戈壁滩！我便不高兴了，说，是的，戈壁滩一直到新疆，出门得光膀子穿羊皮袄，野着嗓子拉骆驼哩！他说：大上海这么大，我还没见过骆驼的。我哼了一声：大上海就是大，日本就自称大和，那个马来西亚也叫做大马的……回到房间，气是气，却也生出几分悲哀：在西安时把西安说得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外省人竟还有这样看待西安的！
当我在思谋着写这本书的时候，困扰我的还不是老照片的缺乏，也不是头痛于文章从哪个角度切入，而是真的不知如何为西安定位。我常常想，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旦成形，它都有着自己的灵魂的吧，我向来看一棵树一块石头不自觉地就将其人格化，比如去市政府的大院看到一簇树枝交错，便认定这些树前世肯定也是仕途上的政客，在作家协会的办公室看见了一只破窗而入的蝴蝶，就断言这是一个爱好文学者的冤魂。那么，城市必然是有灵魂的，若大的一座西安，它的灵魂是什么呢？
翻阅了古籍典本，陕西是被简称为奏的，秦原是西周边陲的一个古老部落，姓赢氏，善养马，其先公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了封于秦地的，但秦地最早并不属于现在的陕西，归甘肃省。这有点如陕西人并不能自称陕人，原因是陕西实指河南陕县以西的地方一样。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开疆拓土，这下就包括了现在陕西的一些区域，并逐渐西移，秦的影响便强大起来，而在这辽阔的地区内自古有人往来于欧亚之间，秦的声名随戎狄部落的流徙传向域外，邻国于是称中国为秦。所谓的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莱人称中国为希尼，古印度人称中国为支那、震旦，其实全都是秦的音译。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北土……被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秦的英语音译也就是中国。中国人又称为汉人，中国的语言称汉语，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专家称之为汉学家，日本将中医也叫做汉医，那么，汉又是怎么来的呢？刘邦在秦亡以后，被项羽封地在陕西汉中，为汉王，刘邦数年后击败了项羽当然就在西安建立了汉朝，汉朝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人都自称为汉家臣民，西方诸国因称他们为汉、汉人，沿袭至今。而历史进入唐代，中国社会发展又是一个高峰期，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海上交通与国际交往也盛况空前，海外诸国又称中国人为唐人。此称谓一直沿续，至今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巴西的圣保罗，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以及新加坡等地，华侨或外籍华裔聚居的地方都叫唐人街。
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都起源于陕西和陕西西安，历史的坐标就这样竖起了，如果大概不错的话，我以为，要了解中国的近代文明那就得去北京，要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得去上海，而要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却只有去西安了。西安或许再也不能有如秦、汉、唐时期在中国的显赫的地位了，它在18世纪衰弱，20世纪初更是荒凉不堪，直到现在，经济发展仍滞后于国内别的省份，但它因历史的积淀，全方位地保留着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现在人们习惯于将明清以后的东西称为传统，如华侨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会功夫，会耍狮子龙灯，穿旗袍，唱京剧，吃动物内脏，喝茶喝烧酒等，其实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东西在汉唐），使它具有了浑然的厚重的苍凉的独特风格。正是这样的灵魂支撑着它，氤氲笼罩着它，散发着魁力，强迫得天下人为之瞩目。
有一句老话：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我去过江浙一带，每到一县，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那里的博物馆里差不多都有几个以及几十个中过状元的名单表，而漫长的科举年代，整个陕西仅只有康海和王择两个状元，据说一个还有后门之嫌。可陕西的黄土的确也是厚的，在西安之东的黄河边，随处便见几百米高的岸层尽是黄土，无一拳大的沙石，西安郊外的水井，井台上都是架有巨大的轱辘，两个人或四个人抱着轱辘绞动半天才能绞上一桶水的。在这厚土上，气脉沉绵，除了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墓和始皇赢政墓外，单是围绕着西安的汉唐两代的帝王陵墓竟多达30余座，如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乾陵。这些陵墓，唐时是以真山为陵，遍布于渭北平原的浦城、富平、三原、径阳、礼泉、乾县，而汉陵除文帝灞陵是以土源为坟之外，其他均是在咸阳源上人工筑成的方尖堆形大土坟，颇有类于埃及的金字塔。坟堆经过两千多年的雨水冲击和人为的破坏，墓基业已缩小，尖堆早不整齐，可望去仍如山丘。关中平原的地下是没有什么矿藏的，它只长庄稼和皇陵，庄稼是供人生存吃粮的，皇陵埋葬着王朝的象征。如果说埋一颗种籽可以生长草木，那么埋下一个王朝的象征而生长出的就是王气，这恐怕是明清之后陕西少有秀才的缘故吧，学文从艺毕竟是一桩“雕虫小技”啊。
15年前的一个礼拜日，我骑了自行车去渭河岸独行，有一处的坟陵特别集中，除了有两个如大山的为帝陵外，四周散落的还有六七个若小的是那些伴帝的文臣武将和皇后妃子的墓堆，时近黄昏，夕阳在大平原的西边滚动，渭河上黄水汤汤，所有的陵墓被日光蚀得一片金色，我发狂似的蹬着自行车，最后倒在野草丛中哈哈大笑。这时候，一个孩子和一群羊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我，孩子留着盖子头，流一道鼻涕在嘴唇上，羊鞭拖后，像一条尾巴。我说：“外，碎人，碎人，哪个村里的？”西安的土话“碎”是小，他没有理我。“你耳朵聋了没，碎人！”“你才是聋子哩！”他顶嘴着，提了一下裤子，拿羊鞭指左边的一簇村子。关中平原上的农民住屋都是黄土板筑的很厚的土墙，三间四间大的人深堂房是硬四缘结构，两边的厦房就为一边盖了，如此形成一个大院，一院一院整齐排列出巷道。而陵墓之间的屋舍却因地赋形，有许多人家直接在陵墓上凿洞为室，外边围一圈土坯院墙，长几棵弯脖子苍榆，我猜想这一簇一簇地村落或许就是当年的守墓人繁衍下来所形成的。但帝王陵墓选择了好的风水地，阴穴却并不一定就是好的阳宅地，这些村庄破破烂烂，没一点富裕气象，眼前的这位小牧羊人形状丑陋，正是读书的年龄却在放羊了！我问他：“怎么不去上学呢？”他说：“放羊哩嘛！”“放羊为啥哩？”“挤奶嘛！”“挤奶为啥哩？”“赚钱嘛！”“赚钱为啥哩？”“娶媳妇嘛！”“娶媳妇为啥哩？”“生娃嘛！”“生娃为啥哩？”“放羊嘛！”我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却酸酸地不是个滋味。
关中人有相当多的是守墓人的后代，我估计，现在的那个有轩辕墓的黄陵县，恐怕就是守墓人繁衍后代最多的地方。陕西埋了这么多皇帝，辅佐皇帝创业守成的名臣名将，也未必分属江南、北国，倒是因建都关中，推动了陕西英才辈出，如教民稼穑的后稷，治理洪水的大禹，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一代史圣司马迁，仅以西安而言，名列《二十五史》的人物，截止清末，就有1皿多人，这1皿多人中，帝王人数约5%，绝大部分属经邦济世之臣，能征善战之将，侠扶义胆之士，其余的则是农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史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音乐歌舞艺术家，三教九流，门类齐全。西安城南的韦曲和杜曲，实际上是以韦、杜两姓起名的，历史上韦、杜两大户出的宰相就40人，加上名列三公九卿的大员，数以百计，故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
骑着青牛的老子是来过西安的，在西安之西的周至架楼观星，筑台讲经，但孔子是“西行不到秦”的。孔子为什么不肯来秦呢？是他畏惧着西北的高寒，还是仇恨着秦的“狼虎”？孔子终于不来陕西，陕西的王气便逐渐衰微了，再没有出过皇帝，也没有埋过皇帝，民间的传说里，武则天在冬日的兴庆宫里命令牡丹开花，牡丹不开，被逐出了西安，牡丹从此落户于洛阳，而城中的大雁塔和曲江池历来被认为是印章和印泥盒的，大雁塔虽有倾斜但还存在，曲江池则就干涸了。到了20世纪，中国的天下完全成了南方人的世事，如果说老西安就从这个时候说起，能提上串的真的就没有几个人物了。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难西安，这便是西安临时又做了一回国都吧。这一次做国都，并没有给西安增添荣耀，却深深蒙受了屈辱，更让西安人痛心的是庚子之乱的结果将西安人赵舒翘处死。
赵舒翘的家是居住在城西南的甜水井街上，我也曾在双仁府街居住了数年，因双仁府距甜水井极近，偶然就认识了赵氏的后人并成为熟客，常去他家吃酒喝茶。那是个大杂院，拥挤了十多户居民，但在那以砖墙和油毛毡分隔出的七拐八弯的往里走，随处是楼粗的屋柱，菱花雕窗，墙头的砖饰，想见着往昔是多么豪华。我坐在惟一产权归他的那间偏房小屋，光线阴暗，地面潮湿，撑起那精致的揭窗，隐约地看着几件老红木椅柜，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幽冤之气，疑心落在窗前一棵紫藤上的小鸟是赵舒翘的托变。赵舒翘是当时西安人做的最大的官，由刑部尚书到军机大臣，甜水井街几乎就是赵家府。慈禧西逃，就是赵舒翘护驾到他的老家的。清室代表与八国联军谈判时，联军提出必须严惩义和团的幕后支持人刚毅和赵舒翘，而刚毅在西来途中病死，赵舒翘自然被洋人盯住不放。慈禧是欣赏赵的，曾亲笔为赵题写“镜清光远”挂屏一幅，所以不想杀之，先是革职留用，后改为“斩监候”（死缓）但洋人一再威逼，慈禧才拟改斩赵取得联军谅解。消息传出，西安各界人士便群起为赵舒翘请命，数万人在钟楼下游行示威，慈禧遂改“赐自死”，让他得个全尸。赵舒翘时年54岁，体质强壮，加之内心总在想慈禧能有赦免的懿旨追来，因而服鸦片不死，又服毒药数种不死，折腾了几个时辰，最后是被捆在木板上以黄裱喷烧酒一层一层糊面憋死。赵舒翘一死，家府中的男人就鸟兽散了，仅存下一大群妇道人家靠往日积储度日，女人多阴气重，家境一败再败，屋舍典卖从一条街到半条街，由半条街到三处院落，直至解放后，赵家的正宗后人，也即我的那位熟人只能栖身于一间小屋了。据说赵舒翘临死前遗训子孙“再勿做官”，此话准确与否，没有深究，但事实是赵家的后人皆以技艺生活，再无一人在仕途上。
就在赵舒翘被赐死的时期，却有另一个人被赐了“一品诘命夫人”，这便是三原安抚堡的一个寡妇。寡妇是人物漂亮，处事果断，远近盛传她是金蛤蟆精变。夫家原是当地的首富，她初为人妻，男人就病死了，村人都只说她得改嫁，这户人家从此要败了，她偏就顶门立户，将一个大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难得一个妇道角色，几十年里鸡啼起身，描眉油头，打扮得容光焕发，然后提了曳地长裙，惦着三寸金莲，登坐于专门修筑于大院中的一个板楼上，监督百十号长工短工劳作。慈禧逃来西安，也正是所谓国难之时，这寡妇竟有主见，用马车拉了满满一车金银捐贡朝廷，感动得慈禧要认她做干女儿。
一是个朝里人，一个是民间事，在清朝末年，陕西人演出的悲喜剧绝对是陕西人的特色。在西安，甚或在关中的任何县任何村，随时是可以听到秦腔的，外地人初听秦腔，感觉是“死狼声吼叫”，但那高亢激越的怒吼之中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的哭音慢板，就加冬日常见到的平原之上铅幕之下的粗桩和细枝组合的柿树一样，西风里，你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悲怆和凄凉。时间又过了几十年，又是一个政坛上的强人和民间的奇才登场，这就是杨虎城与牛兆濂。关于杨虎城的事迹，各类“西安事变”的文献书中已经说得太多，他原是渭北一带的刀客，为人豪爽，处事勇敢，但绝不是个粗人。我读过一篇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某人的回忆录，其中有两处描写印象深刻，一是说杨虎城识不了多少字，但记忆非凡，多少年前的某日某事某某参加皆清楚不误，演讲时，他可以拿讲稿，但在讲稿上折好多角，折什么样的角讲什么样的话，只有他明白，然后开讲就全然不用别人为他写的讲稿。二是说他和张学良合作，相互并不是没有存疑，张学良的出身，学养，势力自然是杨虎城不能比的，但杨虎城办事除了有豪侠之气外，因出身农家，自有农民的一点狡黠，两人决定了兵谏，他却担心张学良提前撇了他，时时注意着张的动静。一次张学良的一位重要部下在易俗社看戏，他当然有人也就在剧场，戏演到一半，那个部下匆匆离去，他手下的人遂也赶回将情况告诉他，他便估摸张学良要动手了，紧急召集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即将出发前得到情报那个部下离开剧场是去干别的事了，方停止了行动，险些出了大的事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照片，一个英武潇洒，一个雄浑沉健，杨虎城的相貌是典型的关中人形象，头大面宽，肉厚身沉，颇有几分秦始皇墓出土的兵马俑。现存留在西安城里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公馆，便足以看出两人风格，一个西式建筑，一个是庭院式的传统结构。出身于草莽的武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兵谏，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可歌可泣，但他又是传统的，农民式的，他的结局必然与张学良截然不同。我曾数次去拜谒过他的陵园，在肃穆的墓碑前，看终南山上云聚云散，听身后粗大的松树上松籽在无风里坠落，不禁仰天浩叹。
与杨虎城几乎同一时期的，在城区的蓝田县里却也出了个奇人牛兆濂。民间里提牛兆濂是没人知道的，说牛才子则妇孺皆知。西安方圆历来出奇人异事，近多年来曾不断地传出哪儿哪儿有了个神人，我是相信神抵是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的，且是对一切神秘现象都敬畏的人，所以，但凡听说，就去拜见，倒是结识一帮高士。当我来到西安时，牛才子已经作古得很久了，但他的故事却常常在市民的茶摊上、麻将桌上谈说不已。一个细雨的中午，我在出租车里听司机给我谈天说地：“你知道终南山里隐居着三万个真人吗？”我不知道，过去有“终南捷径”之说，现在有这么多人隐居在那儿，何不显世呢？司机：“你瞧着吧，现在世上狼虫虎豹少了，狼虫虎豹都托变成人，这些高人就该显世在人类危难的时候了，就像牛才子当年那样！”于是，他开始讲牛才子，说河南军阀刘镇华1926年率军围困西安8个月，久攻不下，从城外向城里挖地道，城里人都知道地道要挖进来了，但谁也不知道地道口将在何处出现，每个街巷都埋了大瓮，灌满了水，派人日夜守在水瓮边听声看水面。牛才子就出来说话了，但他并没有说地道口从哪儿出来，他只建议城防当局把一个叫莲花池的地方扩大，让四周的水都引过去，成为一个湖。湖是形成了，水深齐腰，竟于某一日湖水突然下泄，原来是地道正出口在湖中，湖水就把地道全泡塌了。说牛才子在蓝田老家更是有许多神奇，以至大红的日头下，他出门带了伞，村人都立即要带伞的，偶有不效法的自然就遭了雨淋。说杨虎城有一段曾地位发发可危，请教于牛才子，牛才子正在马房门街的酒馆里喝酒，他长年穿一件长袍子，在酒馆里喝酒是立在那里买上一盅子仰头一口喝下，杨虎城的卫兵来请他，他不待卫兵说话，写了个字条让带给杨虎城：“重用名字里有山字的人。”云从龙，虎凭山，杨虎城果然起用了一个叫王一山的人，事业真的发达开来。
赵舒翘和杨虎城是西安近代史上两个无法避开的人物，而民间传颂最多的倒是那个安抚堡的寡妇和牛才子。赵舒翘和杨虎城属于正剧，正剧往往是悲剧，安抚堡寡妇和牛才子归于野史，野史里却充满了喜剧成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的是波澜不起地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方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晴飞里的萤虫自照，如水宿中的禽鸟相呼。
以西安市界，关中的西部称为西府，关中的东部称为东府，西府东府比较起来就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东府有一座华山，西府有一座太白山，华山是完整的一块巨石形成的，坚硬，挺拔，险峭，我认作是阳山，男人的山，它是纯粹的山，没有附加的东西如黄山上的迎客松呀，峨嵋山上的能看佛光呀，泰山上可以祀天呀，上华山就是体现着真正上山的意义。太白山峰峦浑然，终年积雪，神秘莫测，我认作是阴山，女人的山。东府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府里有霍去病石雕博物馆，我对所有来西安旅游的外地朋友讲，你如果是政治家，请去参观秦兵马俑以张扬你的气势，你如果是艺术家，请去参观霍去病墓以寻找浑然整体的感觉。在绘画上，我们习惯于将西方的油画看作色的团块，将中国的水墨画看作线的勾勒，在关中平原上冬天里的柿树，那是巨大的粗糙的黑桩与细的枝丫组合的形象，听陕西古老的戏剧秦腔，净的撕声吼叫与旦的幽怨绵长，又是结合得那样地完美，你就明白这一方水土里养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了。
如果说赵舒翘、杨虎城并没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他们大的气候，那么，从这个世纪之初，文学艺术领域上天才却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风里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想象这些人物当年走动于这座城市的身影，若是没有他们，这座城将又是何等的空旷啊！
于右任被尊为书圣，他给人的形象永远是美冉飘飘的仙者印象，但我见过他年轻时在西安的一张照片，硕大的脑袋，忠厚的面孔，穿一件臃肿不堪的黑粗布棉衣裤。大的天才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者，它的所作所为，芸芸众生只能欣赏，不可模仿。现在海内外写于体的书法家甚多，但风骨接近者少之又少。我在江苏常熟翁同和故居里看翁氏的照片，惊奇他的相貌与于右任相似，翁氏的书法在当时也是名重天下，罢官归里，求字者仍接踵而来，翁坚不与书，有人就费尽心机，送贴到翁府请其赴什么宴，由于将帖传人，翁凭心胜，上次批一字可，这次批一字免，如此反反复复，数年里集单字成册作为家传之宝。于右任在西安的时候却是有求必应。相传曾有人不断向他索字，常坐在厅里喝茶等候，茶喝多了就跑到街道于背人处掏尿，于右任顺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他拿回去，重新剪裁装裱，悬挂室中却成了“小处不可随便”。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他同当时陕西的军政要人张钫，数年间跑遍关中角角落落，搜寻魏晋和唐的石碑，常常为一块碑子倾囊出资，又百般好话，碑子收集后，两人商定，魏晋的归于，唐时的属张，结果于右任将所有的魏晋石碑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而张钫的唐碑运回了他的河南老家，办起了“千唐志斋”。正应了大人物是上苍所派遣的话，前些年西安收藏界有两件奇石轰动一时，一件是一块白石上有极逼真的毛泽东头像，一件是产于于右任家乡三原县前径河的一块完整的黑石维妙维肖的是于右任，惹得满城的书法家跑去观看，看者就躬身作拜，状如见了真人。
从书法艺术上讲，汉时犹如人在剧场看戏，魏晋就是戏散后人走出剧场，唐则是人又回坐在了家里，而戏散人走出剧场那是各色人等，各具神态的，所以魏晋的书法最张扬，最有个性。于右任喜欢魏晋，他把陕西的魏晋碑子都收集了，到了我辈只能在民间收寻一些魏晋的拓片了。在我的书房里，挂满了魏晋的拓片，有一张上竟也盖有于右任的印章，这使我常面对了静默玄想，于右任是先知先觉，我是浑厚之气不知不觉上身的。
于右任之后，另一个对陕西古代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当属王子云。王子云在民间知之者不多，但在美术界、考古界却被推崇为大师的，在三四十年代，他的足迹遍及陕西所有古墓、古寺、山窟和洞穴，考察、收集、整理古文化遗产。翻阅他的考察日记，便知道在那么个战乱年代，他率领了一帮人在荒山之上，野庙之中，常常一天吃不到东西，喝不上水，与兵匪周旋，和豺狼搏斗。我见过他当年的一张照片，衣衫破烂，发如蓬草，正立于乱木搭成的架子上拓一块石碑。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可以说是他首先发现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并能将这些圆雕拓片，这种技术至今已无人能及了。
石鲁和柳青可以说是旷世的天才，他们在40年代生活于西安又去延安再返回西安发展他们的艺术，他们最有个性，留在民间的佳话也最多，几乎在西安，任何人也不许说他们瞎话的，谁说就会有人急。在外地人的印象里，陕西人是土气的，包括文学艺术家，这两人形象也是如此，石鲁终年长发，衣着不整，柳青则是光头，穿老式对襟衣裤，但其实他们骨子里最洋，石鲁能歌善舞，精通西洋美术，又创作过电影剧本，柳青更是懂三四种外语，长年读英文报刊。他们的作品的长存于世，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动资产，而他们在文化革命的浩动中命运却极其悲惨，石鲁差点被判为死刑，最后精神错乱，柳青是在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去医院看病了数年后，默默地死于肺气肿。
当我们崇拜苏东坡，而苏东坡却早早死在了宋朝。同样地，我出生太晚，虽然同住于一个城市，未能见到于右任、王子云、石鲁和柳青。美国的好莱坞大道上印有那些为电影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家的脚印手迹，但中国没有。有话说喜欢午餐的人是正常人，喜欢早餐呀喜欢晚餐的人是仙或鬼托生的，我属于清早懒以起床晚上却迟迟不睡的人，常在夜间里独自逛街，人流车队渐渐地稀少了，霓虹灯也暗淡下去，无风有雾的夜色里浮着平屋和楼房的正方形、三角形，谁家的窗口里飘出了秦腔曲牌，巷口的路灯杆下一堆人正下着象棋，街心的交通安全岛上孤零零蹲着一个老头明灭着嘴唇上的烟火，我就常常作想：人间的东西真是奇妙啊，我们在生活着，可这座城是哪一批人修筑的呢，穿的衣服，衣服上的扣子，做饭的锅，端着的碗，又是谁第一个发明的呢？我们活在前人的创造中而我们竟全然不知！人人都在说西安是一座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城市，但它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积淀起来呢？文物是历史的框架，民俗是历史的灵魂，而那些民俗中穿插的人物应该称作是贤德吧？流水里有着风的形态，斯文里留下了贤德的踪迹，今日之夜，古往今来的大贤大德们的幽灵一定就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
199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空气十分地清冷，我游逛到了碑林博物馆的附近，一家字画店还未关门，进去竟购买了一张康有为手迹“应无所住”的拓片。我喜欢康有为的书法，也知道这四个字的原石碑现在仍保留在兴善寺里，但回来对拓片还是看了许久，发着笑声，画下了一张画。我画的是一条鱼，鱼无鳞，遍布了青铜器上的那种纹饰，旁边题道：“鱼以人腹为坟墓，我的毁誉在民间。”我想到的全然是康有为了。
1923年康有为被陕西督军延请入陕，老夫子颇有风光，所到之处参观，讲学，吃宴，并要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留下墨宝，“应无所住”就是那次写就的。他乘兴而来，每到一处恭维的话听得耳朵也磨出茧了，总不免要谦虚一句“老而不死了，”没想到待他离开西安却是十分败兴，西安城里从此留下了一副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寿而康”。事情是这样的，康有为去了一趟碑林附近的卧龙寺，卧龙寺的和尚见是康有为，便将珍藏于寺的举世珍籍《碛砂藏》拿与他看，康有为当然知道它的宝贵，借口拿回寓所翻阅，竟不再言送还而匆匆离陕。待他的车马已走，寺里和尚立即呈报督军府，众人一片哗然，以李仪祉为首的一批地方名流力主要讨回珍宝，但康有为是何等人物，又怎么当面剥他一张贼皮呢？和尚们就紧追不舍，一直到了潼关追上，拦道挡马，婉言说了康夫子学富五车，见识广博，别人都不识《碛砂藏》，只有您慧眼识得，遗憾的是此经书1532部，6362卷，你看到的是卧龙寺分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藏于开元寺，若先生喜爱，不几日将全集装订一起了结先生送到府上过目。如此云云一番巧说，康有为哈哈大笑，交出了《碛砂藏》，还说了一句：“我明白孔子为什么西行不到秦了！”
康有为做了一回贼，可他是性情中人，并不羞耻而成全了一段饭后茶余的趣话。最令西安人60多年来义愤不已的是六骏马的失盗和破坏。唐太宗昭陵上的六块浮雕骏马，算得上是中国的艺术珍品，它为太宗生前出征战时所骑的战马，各有马名，即飒露紫、拳毛呙、特勒骠，白蹄鸟、什伐赤、青骓。唐代的雕刻本来就是很写实很生动的，这六件浮雕的马，三跑三立，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唐代西域名马的硕健形态，更透射出了唐崇尚雄浑重力量的时代风度。明清以后，陕西是再也没见过像样的马匹，关中平原上有的只是耕田驮货的驴和骡，驴骡那是马的附庸，所以陕西人看重这六骏马。但是1936年的一个风高月昏之夜，一个美国人勾结古董奸商盗运了飒露紫和拳毛呙，又将其余四马打碎而藏匿下来。西安人闻讯缉拿，终于缴获了被打碎的四马，如今碑林博物馆展出的四骏，就是将碎块重新磨制的。
从20世纪起，陕西的文物不断地被挖掘出土，每一次莫不轰动国内外，而以文物生出的故事更是灿烂又离奇。蓝田猿人头骨是因为当地人在一条沟里常挖一种石头研粉治疗外伤而引起了专家的注意，查明了那是远古兽骨化石进一步发掘所收获的。秦兵马俑坑是临潼农民打井机打出一堆陶片而发现的。法门寺地宫是寺塔倒塌后清理地基显露的。更有那些盗墓贼一个在墓坑下一个在墓坑上，待到文物吊上来，墓坑上的丢下绳索使墓坑下的人活活饿死的事。有盗窃了一颗秦兵马俑头而丢掉了自己的头的事，有偷藏了汉代稀罕陶器，一连三日夜晚做梦，梦见陶品里发出声音一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以此吓得精神失常的事。我于西安已经生活了27年，长长短短在九处安家，几乎见到在什么地方搞建筑，但凡挖地基都有文物出现，而那些秦代的砖，汉朝的罐，瓦当，铜钱，陶俑，虽也是够等级的文物，可实在太多，国家并不严格管理，于是差不多的人家都有那么几件。80年代初，我借居于北郊农家，村里许多人家的厕所墙角总有一大堆打碎了的汉陶罐片，农民是用其揩屁股的，揩过了又丢在那里，经过雨淋干净了，如此再用。秦的汉的瓦当，老太太们则是要用来拓印锅盔馍上的花纹的。叨年代初，我在城南一所疗养院治病，疗养院外的草地上倒着一堆一堆破砖烂瓦，农民在怨恨着地里的破砖烂瓦太多影响着耕犁，原来这里曾是唐时的一座寺庙，因和尚诱奸民女，附近村民将和尚活埋地下，仅露出个光头，而用铁耙来耙，将寺称耙头寺，后又一把火毁了。我每日下午去那破砖片堆里挑捡，竟在病愈回家时带回来了十几块有花纹和文字的砖瓦。
西安多文物，也便有了众多的收藏家，其中的大家该算是阎甘园了。阎家到底收藏了多少古董，现已无法考证，因为文化革命中，红卫兵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往外拉四旧，有的烧毁了，有的散失了，待国家反正拨乱的时候，返回的仅只有十分之一二。鲁迅先生当年来西安，就到过阎家，据说阎甘园把所有的藏品都拿出来让这位文豪看，竟摆得满院没了立脚的地方，等到我去阎家的时候，阎家已搬住在南院门保吉巷的一个小院子里，人事沧桑，小院的主人成了阎甘园的儿子，阎秉初，一个七八十岁的精瘦老人了。老人给我讲着遥远的家史，讲着收藏人的酸辣苦甜，讲着文物鉴定和收藏保管的知识，我听得入迷，盘脚坐在了椅上而鞋掉在地上组成了个“X”形竟长久不知，后来就注意到我坐的是明代的红木椅子，端的是清代的茶碗吃茶，桌旁的一只猫食盘样子特别，问：那是什么瓷的了？老人说了一句：乾隆年的耀州老瓷。那一个上午，阳光灿烂，几束光柱从金链锁梅的格窗里透射进来，有活的东西在那里飞动，我欣赏了从樟木箱里取出的石涛，朱耷，郑板桥和张大千，一件一件的神品使我眩晕恍惚，竟将手举起来哄赶齐白石画上落来的一个飞虫时才知道那原本是画面上绘就的蜜蜂，惹得众人哄笑。末了，老人说：“你是懂字画的，又不做买卖，就以5000元半售半赠你那幅六尺整开的郑燮书法吧，你我住得不远，我实在想这作品了还能去你家看看嘛！”可我那时穷而啬，竟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半年后再去拜访他时，老人早于三月前作古，他的孙子不认得我，关门不开，院里的狗声巨如豹。
世上的事往往是有牙的时候没有锅盔大饼，等有了锅盔大饼了却又没了牙。待我对收藏有了兴趣，日子也不至于一分钱要掰开两半来使，但我却没能收藏到很好的东西，甚至有相当部分是假古董。有一次有人提供在东郊的一户人家后院的厕所墙是用修大寨田挖出的墓砖砌的，发现砖上有浮雕图案，连忙赶去，厕所墙却是新砖砌就，老太太说前日来了一个人，见过有这么好的人吗，拿新砖把那些旧砖换去了，又有一次我买了十多个汉陶俑，正欢天喜地往书架上放，来了能识货的朋友指出这是假的，我坚决否认，骂他生嫉妒之心。朋友说：“我也曾买过几个，和你这一模一样，我老婆不小心撞坏了一个，发现里边有一枚人民币的。”我当场将一个敲开，果然里边有一枚贰分钱的镍币。从此我改变了收藏观，以为凡是经我看过的东西就算我已收藏了，我更多地去国家博物馆参观。陕西的历史博物馆是非常多的，我到周原博物馆去看青铜器，到咸阳博物馆去看秦砖秦陶，到碑林博物馆去看石雕碑刻，到西安历史博物馆去看汉俑和唐壁画，到西北大学博物馆去看瓦当，封泥，到陕师大博物馆去看古帖名画。做一个西安人真是幸福啊，每一件藏品都在展示着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都在叙说着一件惊天地泣神鬼的悲伦故事，周秦汉唐一路下来的时空隧道里，一切都变得湿漉漉的，伸手可以触摸的，你就会把放在挂于墙上的秦兵马俑照片认作你自己，该去吟唱李白的诗了：“秦王骑虎游八极，举剑向天天自碧。”
我是得到过一张清末民初时期西安城区图的，那些小街巷道的名称与现在一模一样，再琢磨这些名称如尚德路，教场门，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后宰门，马场子，双仁府，北院门，含光路，朱雀路，马道巷，非常有都城性，又有北方风味，可以推断，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最晚也该是明朝。西安是善于保守的城市，它把上古的言辞顽强地保留在自己的日常用语上，许多土话方言书写出来就是极雅的文言词，用土语方言吟咏唐诗汉赋，音韵合辙，节奏有致。它把古老的习俗一直流传下来，生了孩子要把鸡蛋煮熟染红分散给广亲众友，死了人各处报丧之后门前的墙上仍要贴上“恕报不周”，仍然有人在剪窗花，有人在做面花，雨天穿了木泥展在青石小巷呱嗒呱嗒地走。它将一座城墙由汉修到唐，由唐修到明，由明修到今。80年代，城墙再次翻修，我从工地上搬了数块完整的旧砖，一块做了砚台，一块刻了浮雕，一块什么也不做，就欣赏它的浑厚朴拙，接着遂也萌生了为所有四合院门墩石的雕饰拓片和考察每一条小街巷名称的计划。但这计划因各种原因而取消了，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我去了一家豪宅做门墩拓片时被人家误以为是贼，受了侮辱，后来又患肝病住了一年医院。《废都》一书中基本上写到的都是西安真有其事的老街老巷，书出版后好事人多去那些街巷考证，甚至北京来了几个搞民俗摄影的人，去那些街巷拍摄了一通，可惜资料他们全拿走了，而紧接着西安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区改造，大部分的老街老巷已荡然无存，留下来的只是它们的名字和遥远的与并不遥远的记忆。
我在西安居住最长的地方是南院门。南院门集中了最富有特色的小街小巷，那时节，路面坑坑洼洼不干，四合院的土坯墙上斑斑驳驳，墙头上有长着桔塔子草的，时常有猫卧在那里打盹，而墙之上是蜘蛛网般的陈旧电线，从这一棵树到那一棵树拉就的铁丝，晾挂了被辱、衣裳、裤衩，树是伤痕累累，拴系的铁丝已深深地陷在树皮之内。每一条街巷几乎都只有一个水龙头，街巷人家一早一晚用装着铁轮子的木板去拉桶接水，哐哐哐的噪音吵得人要神经错乱。最难为情的是道里往往也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又都是污水肆流，进去要小心地踩垫着的砖块。早晨的厕所门口排起长队，全是掖怀提裤蓬头垢面的形象，经常是儿子给老子排队的，也有做娘的在蹲坑上要结束了，叫喊着站在外边的女儿快进来，惹动得一阵吵骂声。我居住在那里，许多人见面了，说：“你在南院门住呀，好地方，解放前最热闹啊！”我一直不明白，南院门怎么会成为昔日最繁华的商业区，但了解了一些老户，确实是如此，他们还能说得出一段拉洋片的唱词：南院门赛上海，商行林立一条街，三友公司卖绸缎，美孚石油来垄断，金店银号老凤祥，穿鞋戴帽鸿安坊，享得利卖钟表，“世界”、“五洲”西药房……说这段唱词的老者们其中最大80余岁，他原是西门瓮城的拉水车夫，西安城区大部分地下水苦或咸，惟有西门瓮城之内四眼大井甘甜爽口，他向我提说了另外一件事。大约是1939年吧，他推着特制的水车，即正中一个大轮，两侧大架上放置水桶四个，水桶直径一尺，高二尺，上有小孔，用以落水倒水，又有小耳子两个，便于搬动，在瓮城装了水才唱唱嗬嗬要到南院门去卖，南院门却就戒严了，说是蒋介石在那里视察，他把水车存放在一家熟人门口，就跟着人群也往南院门看热闹，当然他是近不了蒋介石的身的，光是站在一家茶社门口的棋摊子前，后来当兵的赶棋摊子，他随着下棋人又到了茶社，下棋的照常在茶社下棋，他趴在二楼窗子上到底是见了一下蒋介石，并不断听到消息，说是胡宗南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弄虚作假，让店行的老板都亲临柜台迎宾服务，橱窗里又挂上一尺高的三尺长的蒋的肖像。蒋到了老凤祥，看一枚明代宫廷首饰“钗朵”，顺口问：西安黄金什么价？蒋介石身后的胡宗南忙暗中竖起右手食指和中指，随又弯成钩形，店老板便回答：二百九。其西安的黄金价已涨到每两四百元。从老凤祥出来，蒋介石这家进那家出，问了火柴又问盐，问了油又问布，油已涨成一元二三一斤，但仅被报成七角。
在南院门居住，生活是确实方便的，这里除了没有火葬场，别的设施应有尽有。所谓的南院，是光绪十四年陕西巡抚部院由鼓楼北移驻过来的称号，民国以后又都为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西安行营占驻，一直为西安的政治中心。1926年南院西侧的箭道开辟了小百货市场，而粉巷、五味什字、马坊门、正学街、广济街、竹笆市，集中了全城所有的老字号。竹笆市早在明代就是竹器坊集中地，至今仍家家编卖竹床竹椅竹帘竹笼之类。涝巷是传统的书画装裱、纸扎。棚坊、剪刀五金等工艺作坊区，三家五家了，门面或摊点上出售传统的小吃如杏仁油茶、粉蒸肉、镜糕、枣沫湖、炒养粉。克利西服店是洋服专卖店，那个长脖子喉结硕大的师傅裁缝手艺属西北第一，给胡宗南做过服装，给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也做过服装。老樊家的腊汁肉，老韩家的挂粉汤圆，老何家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王记粉汤羊血都在涝巷外的正街上，辣面店、香油坊卖的是最纯正的陕西线辣面和关中芝麻香油。马坊门的鸿安祥是专卖名牌的鞋店，正学街家开笔店，校石版印刷，篆刻图章，制作徽章，广场的雨道里有西安最早的新式制革厂，有一摆儿卖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的“摩登商店”。有创建于清宣统元年的陕西图书馆，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大东和北新书局分店，有慈禧来西安所接受的但未被返京时带走的贡品陈列所“亮宝楼”。南广济街有广育堂，制配的痧药和杏核眼药颇具声名，更有达仁堂，藻露堂中药店。藻露堂创立于明天启二年，该店名药“培坤丸”，调经和血补气安胎而声播海内外，日均销售额200银元。每年春节这里都办灯市，可谓是万头攒拥，水泄不通，浮于半空的巨大声浪立于钟楼也能听见。正月十五前后的三天晚上，灯谜大会自发形成，由南院门正街、广场一直延伸到马坊门，马坊门就有了一家叫“礼泉黄”的算封小屋，礼泉黄的谜面、谜底是不离经、史、诗文的，有着几根稀黄胡子的屋主在人们那里啧啧夸赞声里，肯定是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呼噜呼噜噜一锅接一锅地吸水烟。
南院门的衰落是民国17年以后的事，那时西安建市，市政府把满城区划为新市区，开辟东西南北四条新街，后又是陇海线通车到西安，新市区逐渐发展成新的商业区。解放后随着50年代中期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一些店铺、作坊合并，有些业主歇业、改行、迁走，南院门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往昔的热闹了。它和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的商业街有相似处，但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现在依然繁华而西安南院门衰败，这是因为它毕竟偏处西安城西南隅而不在旧城中心，再是商业往往依托旅游而发展，它并不是西安的游览热点。现在的南院门待巷名字还是老名字，面目已经全非，尽是崭新的高楼大夏了，当年我居住时推着架子车咯咯噎噎去拉煤饼的那个煤炭店呢，一下雨水便积起半尺深，用木板堵住门槛，用塑料白布苫住墙头的那保吉巷呢，那长着一棵香椿树，王家老太太每到初春会给我送一把椿芽的四合院呢，每日清早推着三轮车尖锐叫喝“教场门的合合来喽”的麻脸女人呢，那个迟早坐着的眼睛只盯过往行人脚的钉鞋人身后的木电线杆呢，但是，过去的两种传统小吃的生意却做大起来，“春发生”葫芦头泡馍馆已盖起了数层大楼，樊家腊汁肉铺也扩大到豪华的两间大门面，满城的好食者搭了出租车要赶去门口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