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这个词，是我从幼年开始就时常听到的，它多半出现在面孔威严的报刊社论或层层下发的学习资料中，还有行列整饬的群众集会上或游行队伍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原初意思，更没有人培养我追问起源的习惯，我只是凭这个词的唇齿间的摩擦，感觉到齿冷，感觉到一种血腥气味。也正因为这种感觉的恐吓，我以为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无论从空间到时间，都距离我们极其遥远。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在个人的阅读中得知，法西斯（FASIO）一词，来源于拉丁文FASCIS，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志，象征着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这样一个标志，似乎与我们理解中的公共秩序并不相左，甚至符合我们早已习惯的某种社会理想。它最终会沦为杀人如麻的恶魔，几乎毁灭了世界，对此，仅仅用一个反逻辑的现代神话来解释，是很令人怀疑的。即便就说神活，那柄斧头固然是罪魁，然而那群棍棒呢？毕竟，仅凭一柄斧头，无论它如何锋利，还是不能把四散的棍棒们捆绑在一起的。
捆绑在一起，这究竟是斧头的理想，还是棍棒们的理想？清理这个问题，不需要怎样超凡的智慧，需要的只是诚实和勇气。我同意“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的说法，然而，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群众——它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因为无论怎样的法庭对它都无从追究。即使它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海潮一样地冲决过什么，吞没过什么，其威力真实得足以让你刻骨铭心。但时过境迁，潮水一夜之间退去，那个实体顷刻就不存在了，你无法寻找它，它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场，你甚至怀疑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掌握政权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那些喜欢细节，喜欢情节曲折的历史学家可以举出许多偶然的因素，这个基本的事实仍是事实，议会民主制被理葬，各个政党被消灭，通过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惟一政党”（不要依据某种道德标准，给法律一词打上引号，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内容的善恶，其效力都是一样的），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的自由条款；解散工会；取缔罢工；建立恐怖的秘密警察和恐怖的集中营……既然这一切都没有遭到什么反抗，接下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群众，雅斯贝斯写道：“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器。”
雅斯贝斯，这位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侥幸活下来的哲人，对此命题的思考，绝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进行的，他的哲思必然地凝有个人的，乃至人类的血泪的成分。
历史中有一些场景，是很可以让人类难堪的，这绝不仅仅指奥斯威辛死亡灭绝营一类。它们很小，可能算不上一个“事件”，但与我们生存的性质是更贴近的。
时至今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描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呢？
事实是，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专制制度残忍，相反，却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给予这个民族新的秩序，而秩序对于他们，从来是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的，歌德老头——这座德意志精神的山峰——不就曾说过吗？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还因为这个政权消除了失业，使经济出现了奇迹，被剥夺去工会权利的工人们捧着午餐饭盒，轻松愉快地取笑共和时期的辞藻，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
为了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他们甘愿做出独裁者所要求他们的牺牲。个人的渺小，卑贱，无能为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于是，人们渴望加入一个集团（尽管可能是一个碾碎个人的集团），加入一个事业（也许是一个非正义的事业），人们渴望依靠在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这是漫长的奴役制度压铸出来的习性。而在庞然大物的面前，一个深怀感激的人，一个不能确定个人为何物的人，除了服从和牺牲，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先公后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纳粹时期一个流行的口号，忠实、虔信、无条件服从和无条件牺牲，自然成了至高的道德标准。你甚至可以从那里感觉到时代的伟大与崇高。
于是有了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火炬之夜，人们手持火炬像洪水一样席卷而来，从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人们，举旗列队，唱着，叫着，向高台上的大独裁者欢呼着，如醉如狂。夜复一夜的火炬游行，整个民族以为沿着这火光的洪流就能进入伊甸园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描述道：“整个时代没有幻想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长串旗帜在德国人头上飘扬，人们可以听到铿锵的命令声，嘹亮的喇叭声，一座由上千块石级和上百个头衔组成的伟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纳粹建立起来了，人们从这座金字塔上带下来抽徽，新帽子，特别是一双马靴，虽然实际上已无马可言。”
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盛况空前。巍峨庄严的主席台，顶部雕塑着巨大的德意志雄鹰；将夜空照射通明的探照灯光柱；广场，广场上站成方阵的数量达二十万之巨的人群。鼓声，口号声，军乐和瓦格纳的音乐，元首的振奋人心的演说，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场景，有谁不感到自己强大有力，不产生一种忘我的激情呢？仅凭个人自由个人自决的时候，我们何曾如此强大？何曾如此睥睨世界？难怪那位青年首领有那样挚诚的声音：“这样一个时刻令我们深感骄傲和幸福。”于是，当元首讲演说：“你们只是千百万人的代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为的是学会服从。”海洋一般的群众就报之以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群众的海洋是一个恐怖的磁场，一旦涌动起来，周遭的一切都无法辨别自己的方位，几乎逃不脱被吸附的命运。德国的艺术家把这史无前例的场面拍摄成大型新闻纪录片，不就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和赞叹么？这部名为“意志的胜利”的法西斯影片，一连获得数项大奖：纳粹国家奖（这是当然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甚至还有巴黎电影节法国政府大奖！——文艺复兴的伟大传统在哪里？法国的自由精神在哪里？
现在，群众的海洋处在汹涌潮涨的时分，用“被迫”或“被蒙骗”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疯狂的潮涨，是很有几分可笑的。路德维希愤而指出：“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
在一群个情振奋的时代，歌曲总是少不了的，歌曲能有效地使群众的情感获得统一。重温一下那时的歌曲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是党徽的军队。
高举红旗，为了德国的工人。
我们铺设通向自由的道路。
你在哪里，那里的人心跳得更有力。
你在哪里，那里的德国工人工作更顺手。
你在哪里，那里的德国儿童露出幸福笑容。
你是领袖！你是救星！你是希望！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们全心全意献给你！
我们愿意每时每刻服务你！
于是，“希特勒万岁！”就不仅只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它成了人们之间相互打招呼的形式，成了同僚之间通电话时的问候语。于是，《我的奋斗》就不仅仅只是党员必读，而是成了新的《圣经》，人人必备，成了亲朋戚友向每一对新郎新娘赠送的结婚礼物。于是，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刽子手，而幸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嘟起小嘴，两手不停地上下舞动，冲着他们昔日的玩伴高喊：“滚蛋！犹太猪！”……这种群众的意志，渗入一切的生活细节，奴役灵魂本身，从而成为多数人的专制和暴虐，将整个民族拖入罪恶的深渊。如果人们还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在希特勒即将获得命运攸关的任命的前夜，还曾有十万工人拥进柏林市中心的公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我们便会对“群众”这个实体感到惊愕。逃亡之中的茨威格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绝望地写道：“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难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这样恣肆汪洋不会留下任何一角生存空间给苟活者，不能把它关在窗外，而在你的小屋顶下过你超然物外的日子。你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岸，更不知道在哪里。无边无际的汪洋，它是地平线本身，是生存现实本身，逃亡者还能依凭什么呢？绝望的茨威格便在异国他乡，以符合一个自由人的尊严的方式，选择了死亡。
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只是人类历史很晚才出现的，它是以个人的行为能力，自己的能力，对个人命运和公共事务承担责任的能力为先决条件的。然而，奴役的制度却由来已久，服从听命，崇仰权威的性格也由来已久。尽管自由这个词通体都闪耀着星星的光芒，但责任一词的负荷必定沉重。畏惧责任，因之逃避自由，宁愿依附一个庞然大物，又乐于被看做是自由的，这样一种沿袭久远的心理惯性，构成了坚固的群众秩序，它的衍变，比起朝代的更替缓慢得多。有了如此稳固的秩序，极权统治就有了赖以立命的基石。
所谓集体的罪责，事实上是无从追究的。卑怯的从众和强横的凶恶都深知这一点。
在纽伦堡审判法庭上，面对足以装满六辆卡车的罪证文件，面对数不胜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那二十一名被告——仅仅是二十一名，其中包括德国空军元帅、统帅部参谋长、盖世太保头子、纳粹党元老、煽动反犹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就是这样一些被告，竟无一例外地申明自己无罪！他们互相推诿、责备，以服从命令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受蒙蔽或无力反抗！无一例外地申说自己不负有个人的罪责！
当我们看到我们早已习惯的群众迷信或说群众游戏规则被推演到如此地步，我们能不为自己置身其中的群体，能不为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哀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