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的普通话词汇要“以北方话为基础”，是在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它标志着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端。我国使用北方话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
当前，普通话词汇的规范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干扰：一是使用方言词汇的习惯性影响；二是外来语的不当引用。当然，在使用过程中的滥用现象，也常有发生。这些词汇中出现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播音员、主持人、记者即兴表达的口头语言（无稿播音）中。譬如：普通话中本来就存在表意明确的“再见”、“漂亮”、“出租车”、“付款”、“普通话”等，却非要说成“拜拜”、“靓仔”、“的士”、“买单”、“国语”……滥用词汇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譬如：“梅开二度”指的是寡妇再嫁的意思，却常被用于“二次创业”、“再次进球”等；把别人的父亲，称作“你家父”（家父指的是自家父亲），把别人的母亲称为“令尊大人”（应为“令堂大人”）等，这都是很不礼貌的。
“无稿播音”没有文字依据只能自己组织词汇。“有稿播音”主要强调的是语音的规范，而“无稿播音”则更要讲求词汇和语法的规范。在“无稿播音”的情况下，必须自己来选词用句，怎样才能选得准确、适度、合体、规范则大有讲究。
词汇规范化的原则
词汇的规范，既要尊重历史词语发展的一般规律，还要考虑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恰当吸收并引用一些新的词汇，对丰富和发展民族共同语是颇有益处的，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普遍性原则
广泛使用、普遍知晓是现代汉语采用新词汇，并加以规范的重要条件。因为普通话词汇是以北方话为基础，首先就要考虑这些词汇在北方方言中是否普遍使用。例如：“马铃薯”有多种词汇概念“土豆儿、洋芋、洋山芋、洋芋头、山药蛋”等等，在北方更多的地方称它为“土豆儿”，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规范的词汇。北京土话里一些方言俚俗，如“傻帽儿”、“格瑟”、“耗子”、“旮旯儿”等就不宜采用。
有的古汉语词汇过去带有文言色彩，但沿用至今，已经家喻户晓，也可以通行。如“诞辰”、“百姓”、“拂晓”、“琢磨”、“推敲”等等。
同一概念有多种语词形式，没有重复的必要，就可以选择一种来加以规范。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哪一种使用的频率最高、最普遍。如：“洋灰、水门汀、水泥”中，取“水泥”；“巧克力、朱古力、巧格力”中取“巧克力”……另外缩略语也要服从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但是“杂技艺术家协会”称为“杂协”显然不合适，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再如：大家已经习惯把“彩色电视机”叫“彩电”，“筹集资金”简称“集资”，“挖掘潜力”就叫“挖潜”等等，使用这些词汇不会引起歧义，所以被一直沿用了下来。
（二）必要性原则
无论是古汉语、方言词，还是外来语的引用，都要考虑是否有补充普通话词汇不足的必要。如果普通话词汇中已经有了相应的、确切表达的词汇，就没有必要另外引用其他词汇。如上海话中的“白相”（玩）、“辰光”（时间）、“马路”（公路）等，普通话里已经有了恰当的表达词汇，就没有引用它们的必要了。
引入外来词汇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明明是“小饼子”，就没有必要叫“曲奇”；“激光”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没有必要称“莱塞”；“话筒”不应该再叫“麦克风”，如此等等。
由于社会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有时很难用相应的词汇来表达准确的含义.出现了一些新词和借用词。如“反思”、“磨合”、“强势”、“打造”等等，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大家都能心领神会，很难找到更恰当的语词来取代它们，于是也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于“三明治”、“汉堡包”、“热狗”等音译词都是特指国外的某种食品，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词汇来替代，所以也就沿用下来了。
（三）意义明确的原则
普通话里所普遍使用的古汉语，大都是为大家所熟知、所了解的，意义很明确。反之，一些含义不明、晦涩难懂的古语词，如“鼎辅”、“葳蕤”、“蹭嶝”、“天天”等，都没能得到普遍应用，当然没有采用价值。
普通话所采用的方言词汇，也要求是意义明确、普遍知晓的。如我们采用“香肠”，而不用方言的“烟肠”、“腊肠”、“酿肠”；采用“西红柿”，而不用“番茄”、“臭柿仔”、“番茄俟”等；取“钞票”而不取“铜钿”、“纸字”、“银纸”、“纸币”、“票子”等。
汉语还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汇，如藏族的“哈达”、“热巴”、“酥油”；维吾尔族的“热瓦甫”、“冬不拉”；朝鲜族的“金达莱”、“伽耶琴”等；满族的“福晋”、“萨其玛”等。现在习惯使用的“胡同”、“站”等语词也都起源于蒙古族。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往往是借词，后来另造新词，主要还是为了明确表达词意。如：“雷达”、“卡车”、“咖啡”、“拖拉机”、“马克”、“里拉”、“冰激凌”等等。有的在音译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注音方法，但应以国家语委确定的统一标准来施行，如“冰淇淋、冰搅凌、冰其凌”等，但得到确认的是“冰激凌”。
普通话与方言区常会混淆的词汇
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北方话词汇也有分歧的现象，普通话采取的只是北方话中最通行的词汇。所以相同的词义，在各方言区仍有不同的表述形式。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同义的方言词
一些意义相同的词在方言里有不同的说法，如“太阳”被叫做“日头”、“热头”、“阳婆”，“月亮”被叫做“亮月”、“月娘”等，“下雨”叫“落雨”，“厨房”叫做“镬灶间”、“灶头间”、“灶间”，“煤油”被称作“火油”等。这些同义的词汇，不自觉地加以混用，往往会影响词义的准确表达，甚至形成歧义。如“洗头”在吴方言中变成了“打头”，“没有”在江淮方言中说成了“没得”等。
（二）义同形别的方言词
同样概念或事物，被用不同的方言词语来表达，这是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区别的最主要的表现，见下表。
在江苏各方言区中，如“小孩儿”，在扬州叫“小霞子”、在南通叫“小伢子”、在苏州叫“小人”、在常州叫“细佬”。再如“闲谈”，南通人说“谈闲”，苏州人说“讲张”，常州人说“讲白相”。还有“吵架”，扬州说成“罔伤”，苏州说是“寻相骂”，常州则干脆说是“相骂”，如此等等。这些带有方言色彩的词汇，适用的区域很窄，是不难与普通话区别开来的。
（三）义别形同的方言词
有些词汇在不同方言里发生了词义的转移，形成了同词异义现象。如“馒头”，在普通话里是指没有馅儿的面粉蒸品，而在吴方言中则把“包子”也都涵盖在内了；普通话中的“祖母”，无锡、常州人叫做“亲娘”，泰州、扬州则称之为“太太”；“面”在普通话里指的是小麦或杂粮的粉制品，在吴方言中则单指“面条”……义别形同的词汇在各个方言中大量存在，是形成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分辨，就会造成歧义。义别形同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