煕宁三年（1071年），层檀（坦桑尼亚）首次派使臣到广州，对宋朝进行访问。元丰五年（1083年），再次遣使入宋，赠送本国特产，宋神宗回赠银二千两。宋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钱等，直接或间接地由宋朝商船运到层檀销售。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坦桑尼亚沿海一带不断发现宋瓷残片和宋朝铜钱，表明宋和层檀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
徽宗政和四年（1115年），宋在泉州置来远驿，接待罗斛、占城国人使。缅甸古国为蒲甘或缅国。绍兴五年（1136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经广西，一起向宋朝赠送土产。蒲甘商船也经常运载金颜香等到泉州贸易。蒲甘还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赠送佛经。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门。
占城与真腊战
乾道中（1165年），占城与真腊战，两方皆乘大象，胜负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阳军，为风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习骑射，因得大胜。通过使臣和商人的不断来往，交趾、占城从宋朝获得《大藏经》和儒学书籍。十三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板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纪前，汉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能赋诗作词，与宋朝诗人唱和。占城也出现了许多能赋诗作词的文士。他们的汉文学水平可与高丽比美。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国王指导宫女仿照宋朝的丝织品锦，织造锦绮，获得成功。宋朝传入交趾的中草药不断增多，宋医在交趾受到重视，甚至交趾统治者也延请宋医治病，并服用中草药。交趾的药物如使君子、霍香等，这时也传入宋朝。这在黄启臣的《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书中可见记载。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取代李氏而创立安南陈氏王朝的陈日煚便是福州长乐人，后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长府即墨县，以渔为业，叔陈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煚。交趾的贵族多沿汉姓，如丁、黎、李、陈。交趾的李氏和陈氏王朝，先后与宋元王朝保持经常的朝贡关系，接受赐予他们的官号。彼此之间商贩往来十分频繁。宋在广西沿边邕州和钦州设立互市场，宋和交趾的富贾行商，都到这里来贸易。双方商人还经由海道运货贩卖，宋商大部以巨商为纲首，结伙从泉州、广州等地发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运货到泉、广州，然后贩运宋朝的货物包括书籍、纸、笔等回国。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对方国家定居的人民也络绎不绝。北宋初交趾时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来宋朝。当时广州的占城流民就数以百计，宋朝一些人也侨居在占城。
南海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及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为北宋重要的财源。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说，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徐远人，阜通货贿”。在这种奖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宋朝与南海以及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
元朝在平南宋后，曾向南中国海沿海地区进兵侵掠，但彼此之间的移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息。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关系。忽必烈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善国，发展海外贸易。
书成于大德八年（1304）陈大震、吕桂孙纂修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至正九年（1349年）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写成《岛夷志略》，记述附海舶浮海，遍游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海外物产和商品种类达352种。亲身所经历南海诸国邑名，达99个，范围比《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更广。南海航线已向西延伸，从波斯湾的忽里模子（伊朗阿巴斯港）向南至祖法儿（阿曼佐法尔），西入亚丁湾，进红海，经被称天堂或天方的默伽（麦加）西北行至开罗；或沿东非海岸南下，至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也来到东方，并在广州逗留过，回国后把他在东方的见闻辑录成书，名为《东游记》即《中国印度见闻录》。根据书中记载，苏莱曼东方之旅走的航线基本与“广州通海夷道”符合：从西拉夫Shiraf，即尸罗夫，今伊朗波斯湾港口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至阿曼苏哈尔港Sohar，再往东航行约1个月，抵达今斯里兰卡，途经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后，再航行数月后抵达中国广州，这条航线共需120天左右。
《伊本？拔图塔游记》第二卷136页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的亚齐），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指麻离拔国）”。而《马可波罗行记》中册，冯承钧译本609页记“中国舶商倘前往波斯湾，则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从十四世纪初便开始了游历生涯。他从大不里士、巴格达而至印度。至治元年（1321年）由印度继续东行，历南海诸国而抵广州。再由广州抵扬州，循运河北上，至于大都。
元代出口的丝织品有绸、缎、绫、罗、绢、纱、绉、纺等品种，棉纺织品有30多种，瓷器有青瓷、白瓷、青花瓷等系列的10多种商品，销往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商品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
明宋濂《元史》志第4【食货二】第13页记“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说明元初海上贸易制度基本承袭宋代，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又在上海、溆浦、宁波、温州和广州设市舶司，采取发放公凭船货抽分的制度，积极奖励海外贸易。
这时期出现了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中国拥有世界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大规模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已经形成，政府重视民间海外贸易。其结果是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支撑海外华商网络的海外华人聚居地也逐渐出现，中国商人主导了印度洋和东亚的海上贸易。这一海洋发展的态势，丝毫不亚于16世纪前期欧洲人的海外扩张。
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历时2000多年，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现代港口依然发挥作用，充满活力。无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属罕有。
三、忽吹万里紫霞开
1、南越国
据张荣芳、黄淼章先生所著《南越国史》载，1982年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岭南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出土。证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征发50万大军征伐岭南百越，经南越国、两汉和六朝诸时期的开发，岭南社会经济灿然改观，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岭南两广、南海诸岛及越南一些地方相继出土一批秦汉六朝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例如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帝陵、南越国宫殿遗址、贵县罗泊湾汉墓、合浦与徐闻等地的汉代海外交通遗址、遂溪南朝金银器以及波斯银币窖藏。这极大改变了岭南古史景观，展现了岭南的海洋经济特色，大大丰富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秦统一六国后，广州早就和海外通商贸易，多有海外奇珍异宝。故《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处番禺之都”；《史记王翦传》说“南征百越之君”，把岭南纳入帝国版图。秦亡后，赵佗在岭南拥兵割据，自立南越国。汉初，南越国鼎盛，东至闽越，西抵黔滇，南达越南中部。汉时“强胡劲越”，“胡”指北方匈奴、“越”为南越。南越立国90余年，在岭南推动秦汉制度封建化，推动岭南社会大发展，推进了秦汉南海的交通与贸易。《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当时，中国有邯郸、燕、临菑、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九名郡，《史记货殖列传》记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出土的南越国文帝陵东耳室的提筒器腹中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绘有4条船，首尾相连，船上有羽旌、长杆、羽纛、木鼓等物。船上有5个羽人，饰长羽冠，有持弓箭、短剑，有执首级，有击鼓，有执俘虏，有划桨。每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从图形看，概是越人在船上杀俘祭海神的图像。这显示了古代越人远航的海船，说明南越民族是面对海洋生活的。
广州汉墓考古发现12件木船或陶船模型，可看出南越国时期船只动力主要有楫、桨、橹，还有尾舵、爪锚等，说明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水平，这是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基本条件。
南越文帝陵出土不少海外的珍贵遗物，如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器物。南越国流行香炉熏香说明南越国与南海海外地区存在香料贸易。
南越文帝陵主棺椁“足厢”银盒造型与纹饰都与汉代及以前的均不同，却类似波斯帝国(公元前550～330年)的金银器穗状鎏金纹带；并有类似波斯帝国薛西斯王金钵和银盘刻铭。在陵西耳室出土的陪葬品有5支粗壮象牙并排堆放。鉴定证明象牙是非洲象象牙，不是岭南的亚洲象的，应是海外贩运而来。
在番禺发现如此之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物品，说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已经贯通。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远航而至，当然也可能是中国商人转辗接驳，“重译而至”。
公元前4世纪以前，闍那迦著《利论》说到“支那帕塔”，即中国的丝绸，说明当时中国与印度已有贸易交往。南越国文帝陵出土种类繁多的绢、罗、纱、锦等丝绸织品，而这些丝绸织品正符合“支那帕塔”的特点，与印度产的丝织品明显不同。汉代南越国的缫丝、织造工艺技术已经很高超，好比绢的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就达最高的320×80根纱。
汉武帝时，汉朝强盛，丝绸之路穿越中亚，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波斯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设南海、儋耳、珠崖、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从长安南下，通过湘水—灵渠进入岭南，循岭西沿海的徐闻、合浦、日南出海，是通往南海诸国最便捷的海上通道。唐代名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汉代曾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南七里置左右候官。记云：“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直至唐代，该地仍流传这样一句民谚：“欲拔贫，诣徐闻。”近年，在徐闻县五里乡仕尾村华丰岭东汉墓考古，出土外来的水晶玛瑙玻璃串珠有282粒，证明该地就是古徐闻港。无独有偶，作为古徐闻所辖广西合浦县，数百座汉墓的考古，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有铜凤灯、铜屋、琉璃璧、琉璃杯、琥珀、玛瑙、水晶、陶器等，其中琥珀雕成的狮子、青蛙及琉璃璧等，经考证原产地在印度、欧洲、非洲等地。而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却出土大量中国汉代陶瓷，这说明合浦在汉代也是南海古港之一。
班固《汉书》说，粤地多犀角、象牙、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中原商人到番禺做生意，因而发财致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至9世纪末，藩镇割据，相继出现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并称“五代”。及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北汉、南平(荆南)十个小王国，此为“五代十国”。917年八月，刘岩在广州称帝，年号乾亨，国号大越，第二年改为汉，为别于太原刘氏北汉，故称南汉。
南汉刘氏世代是商贾出身，懂得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盘剥，兴王府所建宫殿的珠宝都是舶来品。因此，在其统治期间，比较注重商业，特别是利用“广州通海夷道”同外国进行通商。同时，通过大庾岭和湘漓水陆道路与中原地区通商；还通过牂牁道同黔蜀通商。商品贸易主要是珠玑、珍宝及香料等为主，商业比之其他小国较为发达。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有记述说，广州在唐朝便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乾符六年，黄巢率农军攻占广州，血洗“蕃坊”，杀害外国侨民12万人，导致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而改在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此后，由于藩镇割据，广州对外贸易已是风光不再。
早在唐代，刘岩父刘隐加封清海、静海节度使，割据割据南越，掌握包括外贸管理和市舶之利等地方大权，致力恢复海上贸易旧观。刘岩称帝之前，其官职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持节都督广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市舟使即市舶使。他利用所掌握的南海贸易权，积极向海外发展。称帝后，便于乾亨二年（918年）秋，派大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破之，缚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十月，又派梁克贞帅舰队远征占城，胁以兵威，载宝以还，使海外慑服。不过，南汉对交州的统治好景不长，大有四年，交州得而复失；此后，交州先后为杨廷艺、皎公羡、吴权所占据，与南汉保持藩属关系。
大宝七年，陈守中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至今仍存在翁源云门寺。碑铭记载大宝六年后主刘鋹派韶州都监军府事梁延鄂，会同本府官员往翁源云门山开塔，内侍监秀华宫使李托至云门寺迎文偃真身入宫的故事，其中说道：“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证明外国商民在兴王府享有居留贸易自由，受到优待。
五代宋初人陶榖《清异录》记载后主时后宫有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鋹嬖之，赐号媚猪。”《清异录》还记录了南汉牙人在广州的活动，这些记述表明，在南汉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