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出生于法国东部一个有产者家庭。中学毕业后偶然卷入革命洪流，1800年随拿破仑大军进入米兰，次年辞去军职，闲居巴黎，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806至1814，再次跟随拿破仑大军转战欧洲大陆，戎马倥偬中仍不忘文学创作，曾宣称其职业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力求掌握“认识人类心灵的伟大艺术”。1814年，拿破仑帝国颠覆，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从此长期乔居米兰。
从1817年起，他开始从事写作，并用“司汤达”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1830年，司汤达被任命为驻意外交官，但奥当局不予认可，于1831年改任他为法国领事，担任此职直至去世。
司汤达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文学创作是司汤达一生的志趣，他的作品《红与黑》、《吕西安·娄凡》(《红与白》)、《巴马修道院》等都是不朽名著。司汤达的作品有着十分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现实，真实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善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擅长细致的心理刻画，使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在文艺理论方面，司汤达也有建树，他的著名论文《拉辛与莎士比亚》是19世纪初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文艺理论著作之一。他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往事连篇》、《箱子与鬼》、《媚药》、《米娜·德·旺格尔》、《菲利贝》，短篇小说代表作《瓦妮娜·瓦尼尼》、《艾蕾》等。
司汤达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生活环境恶劣。1842年3月23日，这位伟大的作家突然中风去世。
生前坎坷，死后成名
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他的本名叫马里·亨利·贝尔，父亲是格勒诺布尔市(法国东南部)有名的律师，他父亲作为一位资产者，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司汤达的母亲是一位外科大夫的千金，能背《神曲》。她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7岁时便逝世了。失去了可爱的母亲，司汤达从此再也没有得到过家庭给他的幸福。他非常讨厌父亲对自己的管束。而司汤达的外祖父甘尼永大夫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医生，同时也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外祖父家是小司汤达经常逗留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藏书。这些世界名作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沉醉其中往往不能自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卢梭充实着他的内心世界。使他对文学的兴趣也较早地显露出来。这似乎能抵消他失去母爱的不幸，这些藏书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也只敬爱和拥护启蒙主义的外祖父。他曾说：“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教育成人的。”
在森特拉尔学校读书期间，司汤达读了弥尔顿、本·约翰逊、屈莱顿和艾迪森的作品，这让司汤达更深层次地得到了文学的熏陶和影响。不过，这所思想进步的学校真正教会司汤达(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却是数学。他得过数学一等奖。一位威尼斯人后来曾告诫他“远离女人，去研究数学”。这在当时看来，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研究数学也是个捷径。可在当时，司汤达却怀抱着研究科学的理想。
1799年11月，刚参加完理工学校考试的司汤达病倒了，疾病使他的头发全部脱落。从事科学研究的野心也被迫放弃了。这时，一位在拿破仑麾下的表亲皮埃尔·达鲁收留了他，在作战部给他谋了个差事。1800年，达鲁派他参加对奥地利作战的军队。
战争结束后。司汤达又开始过随意的生活了。他大量地读书，还试着写些喜剧挣点钱。1806年，欧洲诸国的战火又起，他再次来到达鲁身边。这一次达鲁可把他推远推高了：拿破仑征服德国北部之后，任命司汤达为驻布朗斯威克军长官。瓦格兰姆战役后，他寓居维也纳，襄助当地的军政长官。回到巴黎后，他坐着官家马车在首都巡察皇家装饰家具用料。司汤达未亲历的是拿破仑二度执政期。在所谓百日王朝之前，他便离开了法国，带着尸横遍野的记忆离开。就在他退出的那一年(1814年)，他的父亲却获得了路易十八颁发的荣誉军团绶带，成了家乡的市长。
波旁王朝复辟期间，司汤达正在自我流放。1817年，他用日后响当当的笔名“司汤达”发表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一书。往来穿梭于米兰和巴黎之间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漫步罗马》、《论爱情》、《罗西尼传》、《意大利绘画史》和小说《阿尔芒丝》。1830年革命前几个月，怀着当年听到路易十六被处死时的喜悦心情，他开始创作流传千古的《红与黑》。
司汤达的内心世界与他的传奇生活一样吸引人。他总怕别人嘲讽他，却常在巴黎的沙龙里发表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言论。他不怕坦露自己的灵魂，却又想方设法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他的笔名就有无数个。
1842年，司汤达在巴黎突然中风而死。这时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人所知。为他出殡送葬的只有他妹妹、堂兄和作家梅里美3个人，谁也没有讲什么话，报上的讣告，也极其简单，不得要领。他在世的时候，没有知音，他的小说发表以后也没有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但是，司汤达却曾经说过：“到1880年的时候，将会有人了解我”，“到1935年我才会拥有读者”。他甚至很自豪地宣称：“我为20世纪而写作”。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是深信不疑的。
事实证明，司汤达的话的确应验了。在他身后，人们开始推崇他的作品，趋之若骛。
而对自己坎坷的一生，司汤达却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这从他的墓志铭可以看出：“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这正表现了他对待生活和创作的极严肃的态度以及对待自己极高的要求。历史是公正的，它最终给了司汤达应有的地位——他是人们公认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宏大创作流派的奠基人之一，他出色的小说被认为是浩如烟海的法国乃至世界小说的名列前茅之作。
司汤达的写作之路一波三折，但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却从来不肯放松对创作的严格要求，哪怕得不到世人的认同，他也绝不辜负和放弃自己的爱好，并深信自己的创作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结果证明，司汤达的预见是正确的。在生活中，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只有明白了它的意义，才会坚持并义无反顾，这是一种信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