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从恩格斯的科学认识上和上百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学到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要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跟上社会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自己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观念。试想，我们如果真正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不强制农民“自愿”搞“合作化”“公社化”（如果合作社是在群众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当然是可以的，那就只会有一部分人搞，不会全国都“化”），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吗？革命是一场大试验，就是开始时我们按苏联农业集体化搞了中国形式的“合作化”、“公社化”，而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包产到户”，要求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始终搞不上去，中央领导层里也不断有人反映农民的呼声。毛泽东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就讲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这样，当时我们就应该尊重一下实践，不要用“阶级斗争”
的大棒去乱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勇敢地否定一下自我，改过来，那该多好啊！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曾向民主党派讲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新民主主义是在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要是当时能够言行一致，不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和夺取政权斗争一样，在实践中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要学习恩格斯，以后我们的思想一定不要再脱离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勇于在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
宣南雨又来——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鹰
一百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栖身处所和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
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广仁、梁启超、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官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五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十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3年）、毛泽东（1893年）、邓中夏（1894年）、恽代英（1895年）、邓演达（1895年）、彭湃（1896年）、叶挺（1896年）、陈潭秋（1896年）、王若飞（1896年）、贺龙（1896年）、叶剑英（1897年）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他家乡浏阳不过八十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年）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天，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中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窦鸣犊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窦鸣犊等帮助夺得权力，到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
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遇，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窦鸣犊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
翻译到中国来，为20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十二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十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三十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都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还应该记上一笔的是，在谭嗣同殉难之后的十七年，即1915年，他的家乡浏阳，又出生了一位立志改变旧世界并且为之奋斗一生、无愧于前辈的杰出人物胡耀邦，到明年也已逝世十周年了。
我看张之洞
戴逸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人军机处，直到1909年去世，享年72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
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的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一个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七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去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去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忍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许多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员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者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去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得不到一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购好了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着工厂搬家。像李瀚章这样的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来考察。
首先是伊犁交涉问题。沙俄占伊犁，崇厚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这个时候，张之洞协同张佩纶、陈宝琛带头反对，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虽仍旧不平等，却也多少争回一些权利，应该说张之洞这种爱国的言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