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合算吗？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近年来，国际上有很多经济学家在估计科学研究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我国也有不少学人热衷于计算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期望获得这类数值的决策者和新闻界从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仿佛都觉得，只要估算出的这类数字较高，就有利于政府和民间各界对科研的投资。
问题是，这样的估计可信吗？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没有充足理由支持科研了吗？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Joseph Coates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进行这种估计从根本上说是误导的，因为它把不能分解的东西硬性分解了。在技术应用过程中，资金不起作用吗？劳动力不起作用吗？
他认为，政府无论如何是要支持科研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对付市场失灵。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来支持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也许靠不住。第二，满足政府的特殊需求，比如国防方面的某些需求。第三，科研工作是科技人员的训练场。高素质的科技人员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第四，对国外一些行动做出及时响应的需要。例如，若国外在支持某一关键技术领域，那美国也不能落后。
根据目前的经济学水平，对科研的经济价值作定性的估计也许比定量的估计更为可取，也更为可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进行探讨的重要意义。关于对科研的经济价值的定性估计，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晶体物理学家和科学学专家阿兰·L·马凯是这样看的：“科学对世界经济的许多贡献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社会应深深地向科学致谢。因此，社会不应由于在科研上花了相对来说很少的钱而产出不够丰厚就牢骚满腹。谁也不知道未来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另一方面，科研的非经济意义也许更为突出，更值得我们强调。在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家，政府支持交响乐团这样的文化事业。政府认为文化活动有其固有的价值，因此，就不会追问交响乐团的票房收入是否足以自我维持。同理，科研活动能非常有效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科学普及有助于领导人成为更理性的决策者，有助于个人成为更负责任的公民，等等，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如果我们更多地强调和发挥科研的文化功能，也许就不太有必要在科研的经济效益方面作太多的纠缠了。
再打一个比方。过去，养儿是为了防老，可以认为养儿在经济上是合算的。现在，还有多少人养儿是为了防老？养儿的经济效益对于很多人恐怕是负值。但繁育后代自有其价值。人总是追求不朽的。由于后代承继了自己的部分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代就使个体生命永续下去了。也有人认为，孩子是一种最有乐趣的“玩具”，值得花钱。事实上，不管养儿的动机是什么，但只要把孩子培养成有出息又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则养儿对于父母在经济上也不吃亏。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把算盘打得那么精，就不会去生儿育女，或生儿育女后不好好投入时间、精力与金钱去教养，那么，就会失去不计其数的人生体验与乐趣，尤其可悲的是，失去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