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黯淡前景敲响了警钟。1976年，出生于维也纳的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赫什（Fred Hirsch,1931－1978）发表了题为《增长的社会极限》的专著。他认为，罗马俱乐部谈的是增长受到的自然资源局限，其实，增长还受到某种社会限制。例如，收藏品之所以值钱，就是因为数量少。君不见，金银纪念币的发行单位总是要告诉收藏爱好者，该纪念币总共限量编号发行了多少套，并进行了公正毁版。同理，赫什教授指出，随着学历证书颁发总量的增长，学历其实就贬值了。国内一些人时常感叹，目前的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还不如二十多年前的本科生。这并不说明人的素质今不如昔，而是我国研究生扩招后学历贬值的必然结果。因此，从社会极限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将增长与进步或者发展画等号。赫什的著作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Google Scholar的搜索表明，该书迄今已被引用800多次。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克罗2006年发表文章，提出了“知识的极限”的概念。他采用该词组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某些现象是永远无法认识清楚的，而是说，人类获取、整合和应用知识的集体能力受到6种局限，这就造成了知识的极限。
首先，个人局限。个体出于自利动机而行事，这是理性行为。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举例来说，由于可再生能源价格较高，其推广应用必然困难重重，因为消费者不愿多花钱。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认识到个人理性的局限，在制定公共政策和采取集体行动时计及这个因素，而不能过于理想化，过于天真。
其次，社会生物局限。人类在工具制造、语言、自我意识和抽象思维等方面的特殊能力，使得我们这个物种特别适合从事竞争。人们也有相互合作的时候，那往往也是为更高层次上的竞争服务的。在最高层次上，人类这个物种在与其他几十亿种物种竞争，或是在支配那几十亿物种的命运。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似乎丧失了合作的理智，也缺乏有助于培育有效合作的结构。因此，人类需要有意识地寻找一些方式来超越自己在不善合作方面体现出来的社会生物局限。
第三，社会经济局限。西方国家一般想通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来摆脱个人局限和社会生物极限，但仍旧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苏联体系的国家则试图通过控制个人的短期行为来推进整体的长期利益，又惨遭挫败。因此，如何克服社会经济局限的难题，迄今尚未破解。
第四，技术局限。为了摆脱生物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行为局限，人们转向技术解决方案。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历史经验表明，今后人类必将继续开发出更高效的能源技术，但这些新技术带来的能效增益将被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扩大了的能源消耗量所完全抵消。笔者在《从加州电动汽车推广受挫说起》一文中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不断出现的情况是，我们设计出的技术把我们从今天陷入的泥潭中拽了出来，但又带来明天不得不应付的更多问题。
第五，知识局限。我们所知道的不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比如，生产出7万种合成化学品比较容易，弄清这些合成化学品的大规模应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并找出应对之道则要难得多。
第六，哲学局限。目前，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仍旧专注于一个相对说来较简单的问题：认识自然。而更复杂、更带挑战性的任务是，怀着目的意识去认识自然。我们要搞清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与自然和谐共存还是榨取自然令其为今人服务？
应当说，克罗校长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在全球走向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当口，谨记知识的极限，会使我们走得更稳健，而不要落到因自鸣得意而忘乎所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