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著名英国心理学家葛雷格里·贝特森提出了关于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双重束缚理论（Double Bind Theory）。他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宝宝说“我爱你”，同时却扭过头去不理孩子，这时孩子就受到了“双重束缚”（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所适从”有些类似）。小孩子在身心上都严重依赖于母亲，面临这种情景，他（她）无法对母亲表达出自己心理上的矛盾感受。一个人长期受到双重束缚，就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半个世纪以来，精神病学界围绕该理论正确与否有过激烈的争论，迄今没有取得共识，因为虽然很多人觉得双重束缚理论具有实用价值，但是难以获得经验研究的证实。不过，“双重束缚”这一说法不胫而走，在许多领域都获得应用。
双重束缚总是让人无所适从。比如，你对一个人说：“你必须自主选择”，那人就面临双重束缚。自主选择按说是自由的，但是你规定了“必须”，他又不自由了。他为什么不可以咨询别人意见后再做选择？为什么不可以将“不做任何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一个单位的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是个家长，也应特别注意别使自己的员工陷入双重束缚。假如一位领导在员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嘛，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找我谈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员工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的。同理，不同政府机关推出相互矛盾的规章，使老百姓受到双重以至多重束缚的事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贝特森是一位了不起的渊博的思想家，人们没法给他归类。他是人类学家（与著名人类学家马格利特·米德是夫妻，二人合写过专著），也是心理分析家，还是家庭诊疗师、控制论学者和海豚研究专家，在系统和沟通理论方面有重大建树。他自己也将双重束缚概念推广到了沟通领域之外。据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回忆，一次她陪父亲在林中漫步，她父亲开玩笑地说：“大自然就是个双重束缚我们的脏女人”。贝特森没有解释他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我们一般都习惯了说“自然母亲”，因为人类的生存端赖大自然的恩赐，不过，这位母亲并不十分仁慈，火山喷发、海啸、地震、飓风、雪灾，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人类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努力把握自然规律，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于是，人们凿井取油、劈山修路、围海造田、南水北调，在此过程中，就不断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语）。直到今天，“敬畏自然”与“利用厚生”的适当边界到底该划在何处，人们并未取得共识。这就是贝特森对大自然表示不敬的原因之一。
贝特森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双重束缚是：从一个层次上说，人类进化已经到了很发达的程度，可以为个体的生存而抗争（比如，在科学和医学不发达的时候，有残疾的婴儿很可能被父母抛弃，或者夭折，现在，无数残疾婴儿生存了下来且长大成人了），而从另一个层次上说，人类作为一个有性繁殖的物种，仍然摆脱不了死亡。大部分宗教其实都在试图帮人类摆脱这个基本的双重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贝特森认为，与其说《圣经》（或其他宗教经典）的创世故事是迷信和谎言，还不如说它们是表达真理的另一种版本——隐喻的、诗意的版本。
经过对双重束缚现象的深刻反思，贝特森提出：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使学生们能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思考，理解不同语法之间的关系（知道在哪种社会交往中采用哪一种语法），理解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效率和程序，理解真理不一定是唯一的，不同种的真理之间未必相互矛盾，它们只是在不同的维度上为“真”。
大自然对人类的双重束缚也许永远无法摆脱，但人类试图摆脱双重束缚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而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法别使自己的部属陷入双重束缚，不然，正如贝特森骂大自然一样，双重束缚别人者也一定会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