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的Paul Nightingale在Research Policy杂志2004年第9期发表文章，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invisibl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un-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dictability:the overlooked fixed costs of useful research（技术能力、无形基础设施和可预测性的非社会构建：被忽视的有用研究固定成本），http：//cournot2.u-strasbg.fr/users/egost/back/nightingaleunpredictability.pdf。文章说：
Keith Pavitt（1937－2002，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学教授）曾提出“弱不可预测性命题”：所谓创新，就是抓取一些可预测的组元，并重新安排这些组元，产生出一些人工物。这些人工物非常复杂，使得对它们的预测成为很困难的认知挑战。
在他的命题基础上，本人提出“中度不可预测性命题”：连组元自身的可预测性往往也得是人们构建出来的。
设想要经过改造才能适应世界。这就是科学说明。
世界要经过改造才能适应设想。这便是技术功能。
可预测性其实也是构建出来的，这一认识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说：分工的益处，来自将复杂的生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较简单的任务，这些简单任务是常规性的，是无论工人、哲学家还是“玄想者”都能够理解的，是能够用机器加以改善的。
采用中度不可预测性命题，就可以解释以下现象：
——不确定性
由于作为物质性人工物的技术、广义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技术有待嵌入的环境一般说都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就是必然的了。
——科学技术互作用增强
为什么科学会影响技术呢？因为，科学说明对技术解决方案有指导意义，可以减少实验走入死胡同的情况。
另外，由于更好的科学仪器创生出了形态更具体的可预测行为，从而有助于对世界进行更精致的分析。
——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支配地位
由于可预测性必须得是构建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局域性投资以产生技术成果。这一局域性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技术转移非常困难。所以说，技术能力基本上是不可交易的。只有简化任务，将较高的固定成本均摊开来，才能提高效率。简化任务的过程，创造出了培育和利用技术能力的更多机会。由于产品的技术复杂性增加了，培育和利用技术能力的效益也随之增加。因此，内部协调良好的企业（其基础设施已经到位）就可能比基础设施不足状况下的其他市场协调方式能更高效地开发出技术。企业意味着组织成功，不是市场失效。从历史上看，企业内部搞研究开发比基于市场关系来组织研发要好，就是因为企业拥有基础设施能力。
——创新性学习的积累性
由于人们需要利用社会的、技术的基本设施来人为创造出规则行为，创新性学习的积累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总之，本文认为，不可预测性是内生的，不是权变的。局域化、部门多样性、不确定性、技术知识的载体性之类的这些技术变革特征永远不会消失，并非在人的认知改善后，这些特征就不复存在了。
基础设施分有形的和无形的。前者包括仪器、仪表、分析技术之类的东西；后者包括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默会的技术技能。
无论有形还是无形，将基础设施置于公共领域均有益处，这是因为增加了人们接触利用基础设施的机会，改善了分工，从而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实践社区在从事开放性的科学活动。
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似乎很少见到像本文这样从理论角度对“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支配地位”进行分析的，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