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邓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我曾经对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说不太理解。水太深的地方，摸不着石头怎么办？老是没有理论指导，就这么一味摸索下去吗？最近，我忽然悟出来，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其实不仅蕴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思，而且符合人类（文化）进化的规律。并没有一个上帝在主宰着进化的方向。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同个体的相互作用（竞争、合作、寄生、互惠共生等）决定着系统的未来状态。大家都在摸索，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失去了多样性的世界，是注定要死灭的世界。“不争论”的说法，黄猫黑猫的譬喻，特区的实践，其实都是尊重多样性、利用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多样性思想的胜利。反过来说，只承认或规定某种学说为真理，则是失败的前奏。
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行径，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定于一尊”的可怕。有的智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97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现定居于澳大利亚的著名未来学家索哈尔·伊纳亚图拉就分析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导意识形态当今的潜台词是：我们是真理的化身，我们过去的两千年是凯歌高奏的两千年。与我们作对的苏联等那么多共产党国家不是都垮了吗？“现在只剩下伊斯兰国家还那么嚣张，东亚人还那么不服气，大自然仍有待征服，其他都不在话下了（非洲自顾不暇，南美已被我们招安）。我们还有一千年的时间来实现我们的蓝图，但是更可能的是，再有一百年就差不多了。条条道路通向大熔炉。”2004年的时候再来回顾这段话，更觉其精辟。美国唯我独尊（唯自己的意识形态独尊）的行为，世人不齿。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唯我独尊心态，往往不警惕。不警惕的最终结果，也会像美国一样，弄得众叛亲离，败坏自己的事业。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作家韩少功，说过一段听起来似乎有点偏激的话：“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凡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人，都会对韩少功的想法心有戚戚焉。不是说不提倡讲理想，而是说，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我认为是正确的理想。随着世事变迁，握有权力者的理想也会发生变化。可是，若过去我曾强力迫使别人接受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想，在我转变观念后，此时想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来不及了，悲剧早已酿成。当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化学家拉瓦锡（他是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前政府的一名税务官）是反动派，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砍下他的头颅只要一瞬间，可是法兰西再用一个世纪也未必能再产生这样一个天才”。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反复发生，就要提倡多样性。提倡多样性，就必然提倡容忍。提倡容忍，不等于反对批评，而是说，手段不要那么过分激烈，不要小题大做。
最近，科技界围绕“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等概念的内涵和倡导哪一种提法为好，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些人士在争论中，对持有不同观点者的言辞攻击甚为激烈，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然，这些激烈的批评者也许觉得，他们与自己的批评对象不是同根生，而是誓不两立的！）有些同志希望大家警觉科学至上主义（或是类似说法）的危险，这本身并没有错。毛主席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科学也应当一分为二。至于说，要考虑言论的社会效果，正如文学作品要考虑社会效果一样，那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想再次引用索哈尔·伊纳亚图拉的一段话。他说，“我们正目击现代性的终结。这就意味着，我们处在改变以下种种主义的过程中：父权制（我是男的，故我横）；个人主义（我赢，故我在）；实利主义（我买，故我在）；二元论（我思，故我在）；科学教条主义（我实验，故我比你懂；或者是：我不讲价值观念，故我对）；民族主义（我恨异族，故我在），等等。不过，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是消解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这位先生也反对科学教条主义，是否也该给他加几顶帽子？但是，他是旗帜鲜明地反资本主义的，那么我是否要给批评他的人加几顶帽子？显然，这类做法是可笑的。
曾有朋友与我辩论说，韩国比朝鲜发展快，联邦德国比民主德国发展快，可见资本主义好。我回答说：我不想断言谁好谁赖，我只想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由于有了对立面，有了竞争对手，它们就要注意改正自己的毛病，吸收对手身上的好东西。假定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定是个比现在更坏的世界。朋友说，此言不差。大到国际政治，小到伺候庄稼，多样性都强过单一性，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