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
摘自郭沫若《生命底文学》《学灯》1920年2月23日
……然而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低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俄国的文学，只不过如吴季札的观诗，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
摘自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1920年)《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卷第544页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摘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卷第195—196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最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摘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卷第350页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
摘自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卷第104页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摘自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卷第314页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
摘自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卷第106页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摘自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1929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07页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
摘自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66页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实事是如此的。
摘自鲁迅《谚语》(1933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15页
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象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摘自鲁迅《又论“第三种人”》(1933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09页
……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问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时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虽不能范围一切，却能表现一切。只可说艺术的生活，应该要求表现一切的自由，却不可说艺术是创造一切的。
摘自楚女(萧楚女)《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
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文学。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
摘自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
在革命的时期当中，文学是很容易地沾染一种特别的色彩。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在革命的时期当中，一切的作家必须创作“革命的文学”。
摘自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10日
……我们不否认文艺的伟大作用，它是诉诸情感与直觉的最有效果的东西，在整个的文化运动之中，文艺是一个极有力的武器。所以，我们第二个实际任务，应该是“建设”(注意——不是提倡)革命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不消说，这建设的途中，依然不能放松对反动文艺如所谓三民主义的文艺等的斗争。)
摘自沙洛(殷夫)《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1929年)《列宁青年》第2卷第6期1930年1月1日
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发生关系，这是必然的道理，因为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它一定要有政治的意义，一定要与政治运动取同一的步骤，它才能深入到广大群众的中间，才能有实际的作用。而且它既成了一种运动，定是这样性质的东西，所以“新月”的先生们开初尽管是回避政治，但现在也终于不得不讨论政治了，不，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人权运动了。对于这点，我们不像有些人一样，说“新月”是离开了本来面目走入政途了，不，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随着客观条件的深化所伴起的必然的发展。
摘自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0年2月28日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这句话，大多数的学者，批评家，文学家都不肯承认。比较进步一点的，只承认文学有时代性，有民族性；但一涉及阶级性的问题，他们便咬定牙根不肯说出一个“是”字来。但是他们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正是他们自己阶级的暗默的命令，正是文学有阶级性的一个明确的反证。其实，文学就它的本身讲，就它发生的起源讲，就它发展的途径讲，明明白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文学是用言语的技巧以传播感情思想而组织社会的东西。
摘自何大白《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在我们这一群的意见，文艺作品应该是集团之下的生活表现，决不是个人有福独享的单独行动。中国人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全体中国人所利用，决不容许众人皆浊而唯我独清的自由思想。
摘自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前锋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11月10日
作家是借形象的手段去表现客观真理的，而形象又是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去吸取。没有实际生活的经验就决写不出真实的艺术作品。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
摘自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1938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卷下册第626页
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而口语是最散文的。
我在一家印刷厂的墙上，看见一个工友写给他同伴的一张通知：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是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里的最好的句子。
摘自艾青《诗的散文美》《广西日报》1939年4月29日
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对于未来的信赖。
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万人的福利为准则。
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的生活的外形。
摘自艾青《诗论掇拾(二)》《七月》第4集第2期1939年8月
如其我们所写的东西，欺骗了那些最诚挚的读者们对于它的信任，让我们羞愧地哭泣吧。
曾问过自己吗——
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么？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么？
我的悲哀比人家的深些，因而我的声音更凄切？
我所触及的生活的幅员比人家的更广么？
还是我只是写着，写着，却是什么也没有呢？
摘自艾青《诗论掇拾(二)》《七月》第4集第2期1939年8月
艺术的任务，除了认识生活以外，还在于教导人们正确地评判这些或那些社会现象。
这也就是说，艺术不仅是消极地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积极地批判现实，组成社会意识。
摘自艾青《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48年)《华北文艺》第6期1949年7月1日
艺术家不该骗人，这是常识。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臭的，不论用怎样的技巧，你不能在舞台上说是香，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他是坏的，你不能在舞台上说他是好。即使是有从坏到好的可能，你也只能告诉大家，如此如此之后，他才会改变过来，不要对他绝望。否则，坏蛋一抹面孔变成好人，观众必然的会报之以倒彩而无疑。
摘自夏衍《谈真》(1939年)《戏剧春秋》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