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自壮岁，业余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锺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摘自邵雍《伊川击壤集》《伊川击壤集序》四部丛刊本
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德行之所以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国有诸侯之事，而能端妄束带，与宾客言，以排难解纷，徇国家之急；或务农训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学之有益于时者也。故言语政事次之。若夫习其容而未能尽其义，诵其数而未能行其道，虽敏而传，君子所不爱，此文学之所以为末者也。
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己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摘自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〇《答孔文仲司户书》四部丛刊本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己，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摘自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七《上人书》四部丛刊本
称人之美，未有不喜也。言人之非，未有不怒也。为人所喜，未有非谀也。为人所怒，未有弗罪也。呜呼！三代以后，文章之士，不亦难乎！欲称引盛德赞宣显人，虽典颂裒雅乎，即何得非谄。其或慷慨陈辞，讥切当世，朝脱于口，暮婴其戮。呜呼！当今之世，其可以有言者鲜矣。我观于诗，而知古者之易易也。国有贤士大夫，其民未尝不歌咏其德。虽其同列，相与称道，不为比周。至于幽厉之世，监谤拒言，可谓极乱矣，而刺讥之文多于曩时，亦未闻以此见法。岂风俗尚醇而忌忮不作欤！盖古之君子，诚心为善，而无所修饰。古之小人，亦诚心为恶，而不冀善名。今之君子，为善而不能必其后，今之小人为恶而不欲居其声。是以古者颂刺皆易，而今者善恶难断也。且夫古之时贵有常而善可显，故不藉延誉而无所拘忌。后世之人既沾沾焉务矫声名，又况隆望所趋，诋诬相加，即褒嘉不爽，谀难避矣。人惟无所顾其身，而惟务为恶，则必不顾乎其名。若知其身之可以无患，则虽甚恶，又恶人之名之也。古者是非在人，不可以终欺世也。故虽遇绝痛之言，若曰：我既己知之耳。后世混杂日甚，虽小人有终其身幸免者矣。而独有人焉，布其隐慝，著为文词，其遭贼祸，不其宜乎！
夫居今之世，为颂则伤其行，为讥则杀其身，岂能复如古之诗人哉。虽然颂可已也。事有所不获于心，何能终郁郁耶。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嵩高》之美申，《生民》之誉甫，皆宣王之衰也。至于寄之离人思妇，必有甚深之思，而过情之怨，甚于后世者。故曰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后之儒者，则曰忠厚，又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摘自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一《诗论》竿山草堂本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四部丛刊本
夫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夫学诗所以能言者，岂非以理达气和，故言之有序与？岂非以熟悉于列国之风土民情，故使于四方，有专对之才与？抑或有得清风肆好之旨。故论答之际，言之成文与？是三者皆所谓能言矣，而不尽是也。
夫古圣贤立言，未有不取资于诗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与，彝伦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显而为政事，幽而为鬼神。于诗无不可证，故论学论治，皆莫能外焉。故《中庸》言理之无声无臭，其义精且密矣，而必即诗言以推之。《孔子闲居》言五至三无，其辞美且盛矣，而必以近于诗者明之。其他如《孝经》之所述，《礼记》《大学》之所称，《坊记》《表记》《缁衣》之所引，无不取征于诗。何者，理无尽藏，非触类旁通则无以见。夫诗者，触类可通者也。触类可通，故言无不尽，引而伸之，其义愈进焉。
古人之于言，有因事及诗者矣，子贡之悟切磋是也；有因诗及事者矣，子夏之悟礼后是也；有诗如此而意如彼者矣，孔子因“缗蛮黄鸟”，而悟人之当止，因“执辔如组”而悟为天下之道是也。若夫旨已畅而言尽，复假诗以致其反复之意，以寄其咏叹之情，则自古立言之体皆然。此诗之所资者大，而不尽在乎辞令之善也。夫言其一端而已。用是知古人读经，其求得于身而切于用也，有如此夫。摘自刘开《刘孟涂集》卷一《读诗说下》檗山草堂本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岂其本原固有不同者与？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诗歌以美之。非贡谀也，实爱其君有是令德令誉而欣豫之情发于不容己也。或于颂美之中，时寓规谏，忠爱之至也。其流风遗韵，结于士君子之心，而形为风俗，故遇昏主乱政，而欲救之，则一托之于诗。《序》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然则刺诗之作，亦何往而非忠爱之所流播乎？是故非有爱君之心，则天保既醉，只为奉上之谀词。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孰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摘自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金陵丛书本
呜呼！小说之为道也难矣。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利莎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夷考十五、六世纪，适为吾国元、明之交，宇宙俶扰靡宁宇，礼乐沦为邱墟。暨乎有明，其压制亦与元等。贤人君子，沦而在下，既无所表白，不得不托小说以寄其意。当时所著名者，若施耐庵，若王实甫，若关汉卿，若康武功诸人，先后出世，以传奇小说为当世宗。东西同时，遥相辉映，而结果则各殊者：吾尝谓《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金瓶梅》，则极端厌世观之小说也；《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躯。此风一开，而新小说之出现者，几于汗牛充栋，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说之过也。有此二因，而吾国小说界，遂无丝毫之价值。
虽然，以是咎小说，是因噎废食之道也。夫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迨者也。吾国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渎一演义，则感激涕流者。
虽然，是非所望今之小说家也。今之为小说者，不惟不能补助道德，其影响所及，方且有破坏道德之惧。彼其著一书也，不曰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而曰，吾若何可以投时好，若何可以得重赀。存心如是，其有效益与否，弗问矣。其既发行也，广登报章，张皇告曰，施施然号于人曰：内容若何完备，材料若何丰腴，文笔若何雅赡。不惜数千人之目，以逞一己之私，为个人囊橐计，而误人岁月，费人金钱不顾矣。夫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说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
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者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乌在其可以改良也？曰是有道焉：宜确定宗旨，宜划一程度，宜厘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离怪诞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黜弗庸。知是数者，然后可以作小说。
虽然，知是数者，徒为小说无益也，不可不作小说报。是何也？夫萃种种小说而栉比之，其门类多，其取材富。其收值廉。近日所出单行本，浩如烟海，其中非无佳构；然阅者因限于赀，而顾此失彼者有之；阅不数册，不愿更阅者有之；名目繁多，无人别择，不知何所适从者又有之。惟创为丛报，则以上诸弊免。旦月购一册，所费甚鲜。又可随阅者性之所近，而择一以研究之。是不啻以一册而得书数十种也。吾闻海上诸君子，发大愿和大力，既賡续此报，复求所以改良者，吾未尝不为之距跃三百，喜而不寐也。
抑吾又闻今当四国协约之后，人人有亡国之惧，以图存救亡为心者，颇不一其人。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建效者，莫小说若。而该报适于是时改良，于是时出现，吾故发呓语曰：此报出现之日，即国民更生之期。摘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人民文学1962年版第223-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