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当奇贫之时，应奖励工商之业。广东未成乱也，人心一惊，众商业立败，商业既败，工业自随之而衰，屋价地价随之而落，银根随之而困少，数月所失，已不知几千万。孤老寡妇，稚儿弱女，随之失养者，不知若干万。若武汉之乱，全国震动，争起存款，于是银行大者紧绝，小者倒闭，则举国几可绝生。今不过武汉耳，若再陷落多省，或全国变乱，经累数年，则工商皆绝，人民生路并尽矣，憔悴萧条，虽十年不能恢复之，而外债十五万万，不能偿还也。但此生计之害，已可亡国。
摘自康有为《救亡论》(1911年11月)《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52页
上海商埠之衰落，去年尤甚，虽然剥极必复，天之道也，吾请说今年。今年之上海，贞元会合之上海也，世界大势之所趋，上海其再兴乎，吾请说理由。巴拿马运河明年商船即可通过。世界交通又一缩短，而东方商埠再无一可与上海争者，上海之兴，将来正未可量。中国商人多不知世界大势，以为上海受种种影响，元气必无回复之理，故所有产业多欲脱手，而外国人现在置产业建房屋者，争先恐后，是何也？知上海将来大可有为也。故中国商人，预备商战世界者在今年，恢复元气亦在今年，其可负者，贞元会合之好机会乎？
摘自于右任《贞元会合之上海》(一)(1911年2月2日)《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26页
世人有言，巴拿马之潮，战潮也。虽然莽莽潮流非徒兵战，亦商战也。故已河商船通过之日，即上海市面勃兴之期，而太平洋从此潮流撼无矣。上海之命运最幸者有二：在轮路，则美人开巴河成功；在铁路，则美人办〈粤〉汉失败。故一角上海从此立于不败之地，是以左右世界而有余，吾请略述其历史。
摘自于右任《贞元会合之上海》(二)(1911年2月3日)《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27页
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商业战争，亦战争之一种，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战争，无民族之区分，无国界之限制，常不顾人道，互相战斗，而其战斗之方法即减价倾轧、到弱者倒败，而强者则随而垄断市场，占领销路，直至达其能力所及之期限而止。故商业战争之结果，其损失，其残酷，亦不亚于铁血竞争之以强力压迫也。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吾国地大物博，数十年来咸以农为立国之本，以致重农轻商，士大夫耻谈经商。即有经商之人，而士大夫学子反以市侩之名目之。亦无怪乎今日之商业不能与泰西各国并驾而齐驱也。数十年来，既无重商之政策，则昔日之商业情形实无研究之价值。在吾国商业史上，有足资以为研究之价值者，亦惟自然禁开通以后，五十年之商务情形耳。在此五十年以前之商务，纯为国内之贸易。迨此时期，则国家之门户稍稍开放，受欧美各国商务东渐之影响，以吾国之纯粹国内贸易之场，忽变而为国际贸易市场矣。然此诚足为吾国贺，亦诚足为吾国悲也。何以言之？曰：藉通商之关子，输欧西各国之文化，开启吾国民实业重要之思想，脱昔日埋头书案之态度，以造成今日实业界有用人材，此可贺之点也。反之，试观近十年来，吾国与他国国际贸易之差额，常处不利之地位，以致输金出口，有竭吾国现银之趋势。于是国库空虚，苍生涂炭，以吾国地大物博之国家，不特不能雄执世界商业之牛耳，而国家之商业大权，反落于外人之手，此足以为吾国之悲也。
摘自聂其杰《五十年来之中国商业》(193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40页
赣西南商业素来不发达，限于一种地方性的，主要输入是工业品(如煤油、棉纱、布匹、火柴、染料、钢铁、广货以及食盐等)，货物的价格，近年来日渐飞涨，这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不断混战，捐税日益繁重的结果。……
在过去农产品的输出，主要是米、竹、木、菜、油、纸张、豆子，这些农产品的输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兼营的。至于矿产那是少得很。只是赣南仁凤山、西华山，生产钨砂(是造军用品的)是商人兼买办阶级兼营的，但生产规模不大。总之，赣西南商业还是束缚在封建压榨关系之下，商业资本不是赣西南经济的中心，而完全是封建经济占着优势。
摘自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9页
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
摘自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6页
第一个缺点，就是一部分军队及一部分机关学校，为了要迅速解决迫切的自给问题，比较地或特别地重视了商业，轻视了农业与工业，他们不知道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
摘自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东北书店1943年3月沈阳版第119页
一般而论，商品生产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携手并进；不过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由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所促成。因此商品生产尽管发展，伴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而是千万小农的无望挣扎。离开了生产过程来谈交换(商品生产)和离开了生产过程来谈分配(封建剥削)同是要不得的研究方法。
摘自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34年1月)《中国农村》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但这时候的商品生产，主要还只限于工业部门，和若干经济中心——都市；至于一般农民，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还在那里过他们的自给自足生活。农产商品化的普遍发展，显然是帝国主义侵入后的事情。所以中国农业中的商品生产，与其说是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所促成，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造成的后果。
摘自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1934年)《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
中国大多数农民，虽然已经变成资本支配下的商品小生产者；中国农民们的血汗，虽然有一部分变成商业资本和帝国主义者的超额利润，但是这种生产，决不能够完全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摘自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1934年)《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
在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封建生产方式渐渐动摇。地主经营和农民经营的日渐扩大，使多数农民的份有地缩小到不能维持全家生活，或竟完全脱离土地，不得不到都市中去。或是在乡村中间出卖劳动力。
摘自薛暮桥《封建、半封建和资本主义》(1937年3月)《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59—60页
国内贸易所以如此衰落的原因，主要的无非是一般购买力的减缩，和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一蹶不振。但是，大家知道，这两种原因，在目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同样存在的，不过，中国的国内贸易的不振假如与外国比较，却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是东北的丧失，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差不多减缩了三分之一。……第二是交通事业的落后，和各地税捐负担的深重，这种有形无形地表现出中国国内市场的割据性。……第三是法令不统一，例如征收洋米进口税一事，到如今广东征收的税率还是与中央所颁布的税率未能一致。中国的国内贸易，假如一般购买力不能提高，假如出口贸易不能扩张，则其前途的危机正同世界各国一样，是无从克服的。但是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了上述三个特殊原因，这就是说，假如这三个原因不能首先解决，则中国国内贸易的前途比其它各国更多一层障碍，何况其它各国对于提高购买力和扩张输出贸易二点，也仍无法解决呢？
摘自蔡正廷《中国国内贸易的衰落》(1934年7月10日)《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4年12月初版第53—54页
各地商业之衰落，固系于农村破产，社会秩序欠安，购买力之一般的低落，然苛捐杂税的奇重，亦为重要的原因。
摘自陈明远《废除苛捐杂税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1934年7月16日发行第215页
时至今日，凡百事业关系个人社会国家之休戚者以商业为最著。商业盛，则国富民强；商业衰，则民穷国弱，已成为不易之定理，证之过去事实，更足深信无疑，商业之重要与此可见。
摘自孔工谔《商业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发行1934年8月版第1页
黄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市者不预贾，道不拾遗，城郭不关，邑无贼盗。商旅之人，相让以财，商人得以安心经营。又恐商贾辐辏之区，或有意外之警，使重门击柝，以御暴客，保商场之安谧，佐商业之发达。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版第6页
我国开化四千年，为世界文明古国。今人所指欧美商政之最新者如“经济统制”、“法币政策”等，我国古代旧制已发其端。终以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荐绅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辍学者之耻也。近年以来，苛捐杂税虽除，而商困未苏，显宦虽多商人，而商业不振，其故何哉？盖商业以政治之治乱为盛衰，国势随商业之盈虚而隆替。我国今日外受强邻经济之侵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势阽危，甚于畴昔；内则政刑未修，寇盗充斥，农村破产，市井萧条，及今不国振兴之术，转瞬之间，神州商业将绝于天壤。然欲振兴商业，必先研究我国商业史。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版第1页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莱、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而我国今日反不能立足于商战舞台者，其原因有四：一物产之丰盈。我国地处温带气候，寒燠适宜，黄河扬子江流域，物产殷饶，人民无俟外求，力农足以自给，故中古以上，人民多老死不相往来，而竞争之念自绝。竞争为进步之母，无竞争则无进步，此为商业不发达之第一原因。
二交通之阻梗。西哲有言“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我国多高山峻岭，道路阻梗，古中国仅中原片壤，交通既已不广；东南海岸线又复不长，故航海贸易之事业，未能振兴，此为商业不发达之第二原因。
三历代之贱商。我国贱商之习，相沿已久，商业知识，殊甚幼稚，即有一二豪商富贾，亦皆市井马侩之徒，故有志之士，多鄙而不屑，此为商业不发达之第三原因。
四资本之浅薄。我国历代营商者，多系个人之资本，鲜闻合力经营之事业，是以见小利则趋，遇小害则辍，无进取之毅力，乞冒险之精神。国家既无奖励，而反屡事挫抑之，此为商业不发达之第四原因。
综此四因，我国虽早入商业时期，而言进步，则甚迟滞。欧美东瀛，反以后起之秀，凌驾神州之上，内地商权，渐多外夺，故在今日而言中国商业之历史，殆亦一不完全之历史而已，一商战失败之历史而已，可慨也夫。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版第1页
淮南子曰：“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泉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所拙。”由是观之，则分业之制，已始于陶唐氏之时矣。盖唐尧之时，民业分而地力尽，远出羲农之上。书所谓“黎民于变时雍雍者，盖即指此。至于有无工拙，互相为用，则商业之盛，固兴农工渔牧诸业，相辅并进矣。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6页
夏禹之时，本部九州之内，商业既已发达，而本部与外部之交通，亦渐萌芽，商业之蒸蒸日上，实为黄帝以降第一新时期也。禹在位时，两会天下诸侯，其一会于涂山，其二会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玉为王等之圭，而帛则为玄黑黄三色之币，观当时朝会之盛，则商业交易之繁荣可以知矣。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14页
武王克殷之后，因殷积粟，大兴商业，以巨桥之粟，与缯帛黄金互易，粟入于民，而缯帛黄金入于天府，瞻军足国，不恃征敛，其恤商裕库之政，深堪为后世取法也。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21页
禹既平水土，奏庶艰食鲜食，即以懋遇有无化居为训，足见大禹治水之后，即以通商为要图。洪水既平，交通便利，因之各地商业一时勃兴，而时帝都在冀州，则冀州为商业之中心，八州之商旅，无不以冀州为归宿，故禹既平水，即将其疆域区分为九州，而定其入贡之道路。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13页
我国北部为黄河流域，多丰沃之地，汉族自西北方移居于是，人口渐次繁殖，建诸部落。人类既蕃，则需要愈多，知识渐开，则欲望愈奢，于是交易之途启。中国之地，宜于农桑，其时男务耕耘，女勤蚕织，以为衣食之原，而用以互相交换。农有余粟，则以易布，女有余布，则以易粟，此交易之始也。既有交易，于是市因以立。易系辞曰：“庖牺化没，神农化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即市之起源也。市廛既立，交易益便，于是有贮藏以待人之需要者，是为商业。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4页
封建的生产，是小规模的个人生产。生产机关，只适于个人使用，因而是粗笨的、微小的，只能获得贫弱的效果。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本身或领主的直接消费，在消费以外，有剩余生产物时，才拿去出卖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是很幼稚的，但是其中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了。
摘自李达《封建的经济形态》(约1937年)《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