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之发展，非仅恃输出超过输入为标准。例如英国近十年来，每岁输入超过输出，居其泰半，然英论对外为债权国，兼诸航海业之发展已臻极点，凡关于镑息运费用金各项入款，每岁均足增其国富，此当注意者一。吾国今日尚在过渡时代，欲图工商发展，交通便利，必先多备机器，多兴建筑，是故此后十年间，若多此种进口材料，实为吾国进步之特征，超出超入，无足重轻，此当注意者二。苟吾人在国际贸易界上欲居于自动的地位，必须设法推广海外金融机关。振兴海上航业暨保险业，此当注意者三。处此世界各国悉用金本位之时代，吾以银本位折冲搏俎于其间，安能历久不败，改定本位，事属奇艰，然吾当合群力群策，排万难以成之，此当注意者四。吾国近数年来，所举外债，几至无从计核，外力乘间侵入，种种设备，非独侵我主权，且为进口洋商造成良好机会，吾人今后欲图国际贸易之发展，当思若何消除此种特殊势力，此当注意者五。余若统一币制，废止银两，撤消厘金，整理关税，规定会计制度，矫正商业习惯，多设商业机关，造成健全舆论，均与吾国今后国际贸易之发展，息息相关。
摘自徐广德《为吾国谈国际贸易者进一解》《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第15—16页
前说中国的经济，若无天灾水旱的祸害，则供给和需要，是自然适合的。这是产业上的常态。但自鸦片战争败后，外人要求通商，通商原是好事，以有易无，经济共通，以全人类的生产，供全人类的需要，本是正当的道理，而且又有补益于世界。但是他们所要求通商，不本这种好意，乃用极苛刻的条件，迫我们承认。这种条件，只有益于他们，而损害于我，使我国的产业，不能自由的发展，以致竭尽国民的膏血，适足以供他们的营养。
摘自廖仲恺《中国实业的现状及产业落后的原因》(1924年12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1页
日本因通商而得益，视美国为恩人，我们则视他为仇敌。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就因为日本能够设法摆脱政治上的困难，战胜中国以后便可废除苛约，得以自由发展他们的经济，得到通商的利益。我们则仍受政治上的种种束缚所以对于通商，只见受害，不见有利，以致国民的膏血，尽被外人所吸收，遂使中国贫弱不堪，变为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为今日计，应该合全体国民的力，共谋政治的改革，以至能够自由发展我国的实业而后可。否则，只知用洋货，专事消费，不能生产，受外人的束缚，不特不能独立，并且要步潘、卢、伍、叶的后尘呢。
摘自廖仲恺《中国实业的现状及产业落后的原因》(1924年12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8页
中国处于此种情形之下，是以进口多而出口少，盖出口多为原料，其价贱，进口多为制造品，其价贵，二者不能相抵也。以是之故，中国之国际贸易，乃处于逆势，惟外国人能受保护与获利，华人与外人贸易，则转处于受损之地位。
摘自马寅初《中国经济之根本问题》(1926年10月)《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
今日进步之不能速者，一因世界经济不景气。我国自不能避此漩涡。一因内战频仍，迄无少息。经济之破坏力过强，遂使农村日趋困穷，失望者不免陷入悲观，叹无救药。唯此乃属变态现象，决难永久持续。将来人人觉悟，协力同心，群起建设，进步之速可以断言。凡此种种，国人之观察力不如日人之明，岂庐山真面目，非局外人不能尽窥耶？中国之进步最为日人所忌。所以情急狂吠，肆行破坏，六十年来我国社会无一日安宁，直接间接都可谓受日本之捣乱所致。彼得从中国攫取利权，国民政府成立后，锐意建设，并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军事长官，政治领袖，如能合作统一局面，自可以和平达到。
摘自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第三篇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发行1935年1月初版第87页
国际贸易之改善，此为最大最要之关键，因年年入超过巨，国民经济为外人所操纵，抵抗为难，将来倘能使进出口渐归于平，或进而处出超地位，则银根不致甚紧，利率不致飞涨，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也。
摘自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1月初版第168页
过去中国的国际贸易，何以不能自主而被人操纵？第一个原因，是资本不足。第二个原因是人材缺乏。所以今后要发展国外贸易，就要发展资本，尤其要注意人才。须知从事国际贸易不是一件易事，必须懂得国际情势，政治经济，以致会计、统计、交通运输、银行、汇兑、保险、公司法、贩卖术、广告学……种种关于工商应具的学问，才能应付复杂的环境。否则，愚昧无知，只有处于被动，各种有利事业，都要被人操纵了。
摘自马寅初《中国之国际贸易——1939年6月28日党政训练班讲词》《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4月第1卷第4号
在近代初期，中外贸易之内容，犹甚简单，其主要贸易品不过寥寥十数种，在此十余种中，中国人之仰给于西方者，犹不若西方人之需求中国者之殷，此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端：(一)中国物产向称丰富；可以自给自足，无须外求，……(二)其次中国政府在此时期，尚视通商为一种“柔远政策”……由此原因，故在近代初期，由欧美输入中国之货物，除鸦片外，仍不过公行贸易时期中之呢绒布疋五金等数大宗耳。
摘自武墒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商务印书馆发行1927年1月第149页
商之藏于吾市，吾市之利也。后世公理不明，耻尚失所，于是倡为锁港闭关之说，以通商为大变，以开口岸为大蠹。闻之西人论通商公例，谓主国之利九，而客邦之利一。故西方无论何国，尺土寸地，皆可互市。日本旧论，亦主锁港，后乃举全国而口岸之，曷尝见其害乎？故史公论及富强，必以人物归之为主义。今之腐士，犹惴惴以通商开口岸为惧，冀绝外货之入，而止内泉之流，其犹受《老子》涂民耳目之余毒欤！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页
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
从出入口贸易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的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呢？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
摘自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北京第2版第115—116页
中国国际贸易之输入超过输出已一发千钧，若不急求救济之方，必致国家破产民族消亡。为今之计，惟在全国同胞，及早觉悟，万众一心，共谋统一。如是则其他救济方策，方可随之而行。不然，则根本问题未有解决，他种救济方策，终属空谈梦想，中国不沦于破产，同胞不悉作外人之经济的奴隶不止！总之，必须政治革新，国是大定，乃得从事改良关税，废止厘金，统一金融；整理币制，发展交通，振兴产业。
摘自资耀华《中国国际贸易之现状及其救济方策》《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印行(第22卷第17号)1933年9月10日第45页
我国国际贸易之弱点及今日国人所应注意者矣。第一，我国进口多工业品制造品而出口多农业品原料品也。一转移间，人之工商交利，我之损耗不贷，金钱外溢而日穷矣。第二，应运用科学方法以生产，巩固商业组织以推销也。如我国称雄一世之丝茶，今以产制技术不精，日就衰落矣。对外贸易，不能直接独立，受洋商之操纵而被其压迫。故今后亟须一方面采用最新之知识，谋出产品质之改良，一方面集合国人之实力，树立贸易自主之机关、同时更须砥砺商业道德，至诚不欺。既竭物力，复尽人事，庶出口商业，振兴可期。
摘自尤季华《中国出口贸易》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版第67页
吾人对于我国之出口贸易，……窥得其特征数点。第一，出口贸易总额自然地继续增加。贸易总额增加，本为自然之趋势。其增加之最重之原因，则为因进口贸易之发达而生之结果。洋商在中国销售之进口洋货既见增多，其所购取所需要之土货亦随之增多。证以历史进口激增之年，出口亦每有加多，即可明见。最近数年，虽因外则世界普遍恐慌，内则天灾人祸，出口不免减色，一旦情势顺转，定可突飞猛进，日趋增长也。第二，出口货中以原料品最多，其次则为消费品及制造品。此于国计民生，大不相宜。盖我以价廉之原料品予人，而购取他人价贵之制造品，此中损耗，有目共见，大好金钱流入外国，徒以助长外人工业之繁荣耳。故设使此种现象不变，则虽出口贸易随进口贸易之增加而有所增加，而绝无裨益于本国之经济，不能臻于健全之域也。
摘自尤季华《中国出口贸易》商务印书馆发行1934年1月版第27页
东北对外贸易最近有两种显著倾向：第一是输入商品例如棉布麦粉车辆机器等类的迅速增加，和输出杂粮的显著减少；因此而从巨额出超变为巨额入超。第二是东北对外贸易中间日本所占比重的青云直上，而且输入比较输出增加更速；中国本部所占地位恰巧相反，输出普遍减少，输入只及输出数额的40％左右。
摘自莫乔《日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东北对外贸易》(1934年7月7日)《中国经济论文选》第1集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4年12月初版第284页
中国对外贸易的衰落，并未妨碍或减弱了帝国主义对华贸易战的强度，反之，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它所需要的原料，特别是为了准备未来的世界大战所需要的原料，它们还是争相吸收，……同时，更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一面为了迫切地找寻它过剩生产品的销售市场，一面鉴于门户开放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正是它唯一的竞争场所。于是它们不惜采用种种争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来在中国市场上大演其贸易战争。
摘自蔡正廷《列强对华贸易的新趋势》(1934年9月15日)《中国经济论文集》第1集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4年12月初版第39—40页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世界国际贸易中所负的主要任务本来是在特产原料和半制品的提供，但在列强对于自身经济危机的挣扎中，其历行锁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首先受到巨大影响的便是中国特产原料和半制品出口额的急减，因为它是最无倾销竞争能力的国家。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才行，列强在其厉行锁国政策的时候，必然地又会发生种种矛盾，其中最重要者，即列强在其奖励生产若干进口原料的代用品时一定会感到得不偿失的负担。这种负担增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原来需要仰求于进口的货物，特别是为了准备战争所必需的军需材料，就会照常地更多地输入列强，近年来，中国若干原料如钨、锑、锡、桐油等出口额的增加，就是端赖于列强此种矛盾的恩赐。因此，在中国出口贸易一般衰落的情势中，假如只有这些军需原料出口可以增加的话，那只是表明中国殖民地化的加强，对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摘自蔡正廷《怎样从对外贸易上去观察中国的国民经济》(1935年3月11日)《中国经济论文选》第2集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5年12月初版第52页
中国对外贸易的萎缩，一方面是由于出口贸易的江河日下，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贸易更为激急的减退，世界市场的特殊萎缩，列强锁国政策的厉行，尤其是列强过剩商品的积极倾销，关税壁垒的愈筑愈高，以及银价高涨等，那些都是使中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愈加不易立足的重要原因。同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积极扩张，以及多半为增加兹收，很少为国民经济着想而相当提高了关税，这是中国进口贸易激减的一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农业恐慌，在世界恐慌的影响之下，——纵使是极度贬值了的商品——其购买力因此也终必陷于愈趋饱和的状态，这是中国进口贸易所以激减的更重要的一面，也就是有人认为颇堪乐观的入超减少的主要原因。
摘自蔡正廷《列强对华贸易的新趋势》(1935年7月29日)《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5年12月第54—55页
其输出之货，内地以运销商埠，由输出商转与外商交易为原则，商埠之输出商，亦概由贸易局总其成，各业公会为分部，各企业为小组，故内地商愿与何小组交易，亦许其便。如迳与分部交易者，可酌指何小组与其洽办，惟洋商有自愿迳至内地办货，内地输出商亦可迳自售给，随时报告经委会，唯不得向其买回，以免我货商权转操外商之手。如洋商愿转假何小组之手，而协同至内地办货者，则何小组亦可承办。倘收货有余，愿仍在本地售脱者，该小组亦可代办，惟不得代其贩销于我内地，夺我商权。各小组办理之事，须随时报告分部与局，如与外商订立契约，须先得分会与局之许可，不得擅自办理，总之各企业应知己乃局之支体，万事须背其意旨与危围也，如此则我对外贸易有完全统一之机关，可以计算出入，而求其维持平衡之法矣。
摘自徐青甫《经济革命救国论》杭州启文印书馆1936年1月版第368—369页
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总原则之下，我们的贸易政策要成为粉碎敌人对我们的经济阴谋的武器之一。……我们的贸易政策是：(1)对外贸易来统制主义；意即统制对外贸易。(2)对内贸易来自由主义；意即边区内部自由贸易。
摘自晋察冀边区政府《我们的贸易政策》(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356页
战区各关进口贸易锐减之故：一因战区游击队至为活跃，秩序无法恢复，运销极不安全；二因战区居民流离失所，家室荡然，购买能力，至为微薄；三因经济重心已移至后方，有此三种原因，故除华北、天津、秦皇岛、烟台等关，因敌伪劫据时间较久，在伪组织掩护之下，敌货可以大量销售，其进口尚能与战前之一年相颉抗，至于东南战区各关，即素为洋货输入首要口岸之上海，其抗战一年来之进口额较战前之一年减落不啻三分之二，其它如南京、镇江、芜湖、苏州等各关更毋论矣。
摘自朱羲农《战时对外贸易》独立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