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的金秋时节，随着《汉族风俗史》的杀青，我为之奋斗了二十余年的汉民族研究的学术体系终于形成了。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我坐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的庄英章先生的办公室里2001年10月9日至11月6日，在庄英章先生的安排下，我应“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应贵研究员的邀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才有时间坐下来，总结开拓汉民族研究的坎坷而艰难的历程，回忆着二十余年来自己孜孜不倦的挚着的学术追求，心潮逐浪高……
一、播 种
1985年4月22日，《光明时报》发表了一篇用5号正楷排出的一篇“豆腐块”，题目叫做《汉民族研究刍议》。这就是我第一次在媒体呼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全文如下：
汉民族拥有近十亿人口，又有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研究现状，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全国数以百计的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唯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研究少数民族的专门刊物虽然不多，但是总算还有几家，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刊物。这种情况，与汉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称的。
有一些同志认为搞汉民族研究没有学术价值，因而不愿去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汉民族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例如，汉民族自西汉形成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内忧外患，不管是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分裂，还是辽、西夏、金的割据，元和清的统治，汉民族都没有被同化或被分裂，反而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其同化力和凝聚力形成的规律和表现，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台湾的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又如，汉民族乡土观念的形成与共同地域的关系，汉民族复杂的方言与共同语言的关系，汉民族“以农为本”的传统与共同经济生活的关系，汉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与共同心理素质的关系等等，都是内容极其丰富的研究课题。总之，对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特征等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系统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文章虽短，但却很快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的民族史学者陈连开教授后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见我，谈起我的这一篇文章时说：“当时看《光明时报》见到这篇文章，心想，这篇文章提的问题很重要，但这个徐杰舜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说起来话长。1961年我从武汉大学附中毕业后，参加高考，阴差阳错地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我年仅17岁，年纪虽轻，虽然经历单纯但却充满了追求理想的热情。进入了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时，不仅没有闹过什么专业情绪，而是一下子被历史吸引住了！
为什么我一下子会被历史吸引住了呢？这是因为我一上课就碰上了岑家梧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原始社会史。岑教授当时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其在日本术学时就以《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本著作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中有“南岑北费”之说，即中国南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岑家梧为学术带头人，北方以费孝通为学术带头人。岑教授深入浅出，把我在中学里认为最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生动且引人入胜，使我一下子就确立了决心终身献身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理想。
就是在岑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刚学完原始社会史的我与已在大二就读的同窗彭英明（现为中南民族学院教授）一起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投身到1961年起已在学术界讨论得不可开交的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去了。当时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出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牙先生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从部落到民族的历史过程。于是我们“现买现卖”，很认真地精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发表了我们的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篇处女作中，我们在论证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提出了汉民族也是从部落发展而形成的观点，从插种下了进行汉民族研究的种子。
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常的话，我想我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不会推迟得这么久。1963年我们处女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后，1964年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我刚进入大四就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四清”工作队。1965年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浙江武义县第一中学当起了中学教师，一干就是20年。但理想如同植物的种子一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总会萌芽的！正如一首名为《播种》的小诗所言：
开始了
当我降落沃土
仿若看见
新旅程
远方的梦
伴随一声春雷
二、萌芽
平地一声惊雷，1976年10月乾坤扭转，严冬过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温暖的春天，我开拓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破土而出，萌芽了！
老天可以作证，凡经历过乾坤扭转日子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学术种子的萌芽多么艰难！因为当时乾坤刚扭转，鱼龙混杂，有权有势的人仍然拿着大棒，以“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为名，行打击知识分子之实。但是春天是挡不住的，种子的萌芽也是挡不住的。就是在被“审查”期间，我开始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
在武义县茭道卫生所受审期间，我的“看守”悄悄地把我家里的专业书带给了我，面对四壁，我潜下心来看书、思考、做笔记，把中断了十几年的学术思路接上“火”，说起来是既可悲又可庆，悲的是1964年以后不仅我的学术研究中断了，全国的学术研究也都中断了，大家一起进入了一个长达十五年的“冰山期”；庆不是庆祝之喜，而是庆幸之感慨，感慨大家都被冰冻了，现在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学术道路上的新攀登。
坏事有时是可以变为好事的。审查我当然是冤枉的，我一度被剥夺了自由，但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又迫使我在逆境中崛起，使我能静下心来潜心做学问（当时的审查实际上不是审查，说轻点是软禁，说严重一点是私设监狱），使我能把中断了的学问继续下去！在茭通卫生所被软禁了十个月后，1978年冬又被软禁到王宅公社的马昂大队，直到1979年的春天才放我回武义一中管学校农场，这时我自由地如饥似渴地把学校图书馆有关藏书翻了个尽，看了个够（好在武义一中的前身是前国民党、陆军司令汤恩伯为董事长的明邵中学，有不少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著作）这样准备了近二年后，我觉得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于是我开拓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就从这里开始萌芽，正如一首《萌芽》的小诗所言：
我触碰
天的蓝
风的轻柔
朝阳的温暖
于是急切伸展
三、抽 枝
万事开头难。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为学术界的一个前沿性课题，要由我这么一个“布衣”去完成谈何容易？
开始是没有时间，现在想起来真是艰难，白天要劳动，武义一中的农场不仅有一个200多亩的茶叶山，还有几十亩稻田，我一个人既要种稻，又要育茶，还要安排和带领学生劳动，而且学校家场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每天奔来奔去，辛苦不用说，就是最宝贵的时间大大不够。于是我每天吃上挑灯夜战。记得1979年的冬天特别阴冷，且多雪，我常常用毯子把下身包起来，每天写到凌晨时分。但是就是这样，喜欢整人的人仍不放过我，正当我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开笔撰写《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时，他们突然宣布要我到武义县桐琴果园去劳动，每个月发35元生活费。不能申辩，也无处上诉。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第二天我就带着行李和刚开始动笔的书稿被“下放”到了桐琴果园。
在果园，我白天与农工一起劳动，下午收工后用井水洗了澡，吃了饭后就“躲进小楼成一统”（好在果园领导关心我，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奋笔疾书，几乎每天都写到凌晨二三时才睡觉。刚上小学放寒假跟我在一起的儿子徐武，每天晚上睡醒时总看见我坐在书桌旁的背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在读初中写作文时，就写过一篇《父亲的背影》的作文，极富感情，获得语文老师的好评，语文老师还特地向我推荐了这一篇作文，我读后，心中暖洋洋的，能得到儿子的理解和认同，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样挤时间，抢时间，经过二个多月的挑灯夜战，1980年春节前，5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杀青，当时虽是深夜，正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之时，但我为在汉民族研究的北大荒里开垦出了一块土地而感到暖烘烘的，正如一首名为《抽枝》的小诗所言：
终于
稳稳站在芬芳的土地
太多未来等待开始
将有艰难必须面对
成长是一种使命
四、扎根
从萌芽到抽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从抽枝到扎根是一个更艰难的过程。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的初稿杀青后，1980年春节我乘回武汉探望年迈的父亲之时，把书稿给母校的老师刘孝瑜教授审阅。没想到刘教授给书稿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我的稿子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发展了范文澜先生关于汉民族是一个特殊民族的观点，第三方面提出了汉民族形成是夏商周三代的新观点，是民族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建议我交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此我向早在我读大学期间曾鼓励我和彭英明研究民族形成问题的牙含章先生求教，牙先生建议我把书稿寄给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编辑李峰铭先生审阅，于是开始有了把《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这棵小枝培育成《汉民族发展史》这棵大树的过程。
1980年夏，我将《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一稿寄给了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李峰铭先生。不久，收到李先生的来信，明确告诉我选题很好，有学术价值，建议我补充一些内容，写成6—7万字的书，并将书名改为《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封信对于身处逆境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副兴奋剂。白天劳动虽然辛苦，尤其是果园里的梨子成熟时，晚上还要值班巡逻。由于蚊子又多又大，大热天还要穿上雨衣雨裤和高帮雨靴防蚊，但我仍然坚持边工作边修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按李先生的要求对书稿作了修改，并补充了汉民族的特征一节，于是1981年春将《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寄给了李先生。
这一次书稿寄出后，出人意料，除收到李先生一封书稿已收到的来信以外，久久不闻音讯。从果园到县城有30多公里，我每周回家过星期日时，问我夫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四川有信来吗？这样，在企盼中，我苦苦地等了一年半，那时我常常想，我的《汉民族形成与发展》这才是小小的嫩枝能成活吗？当时还没有能奢望它成为一棵大树。
1982年6月，我终于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和退回的稿件。当收到这个邮件时，我心中一沉，是不是退稿了？但打开一看，既喜且忧，喜的是并没有退稿，而是我的书稿经过审阅，并征求了牙含章先生的意见，出版社决定出版；忧的是李先生经过审阅，对书稿提出了70多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写成了小纸条，夹在稿子的相关地方，要回答和解决这70多个问题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难题，又将是一个新的高峰，我能攀登上去吗？过去是没有时间的难现在则是缺乏资料的难，在当时来说，我所处的武义及其周边的图书馆凡能借来的书我都借来看了。怎么办？从那里去找资料呢？想来想去，只有去上海图书馆。但每月只有35元生活费的我，当时虽然因胡耀邦总书记签发了落实有关政策的文件，我正从果园回到家中等待分配工作，但要到上海去又谈何容易？这时我的患难伴侣，我的夫人徐桂兰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说：你们家不是有亲戚在上海吗？你坐到我们仓库来运蛋的上海车去，不是可以不用花钱了吗！当时徐桂兰在武义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每年蛋季都有上海食品公司的汽车来运蛋。于是我决定坐运鸡蛋的汽车，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
从武义到上海，有800多公里路，头天下午从武义出发，在义乌县过夜，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上海。坐蛋车当然没法与现在流行的豪华空调大巴车比，但当时我为能不花钱到上海去看书查资料心中美滋滋的，高兴极了！上海的亲戚叫黄北康，是父亲的表弟。当时他们住在老西门。他们家虽然十分狭窄，人口又多，但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我住在他们家中，晚上打地铺，住宿条件当然也没法与现在老百姓普遍住的新装修的房子相比，但在上海有一个安身之地，且又不花钱，早、晚还管饭，那是我父亲的面子，也是黄北康表叔对我的关心。
就这样，我每天早上在北康叔家中吃泡饭，然后走路到地处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看书，中午在馆里买两个面包当午饭，晚上再回到北康叔家中就餐。但是我第一天进上海图书馆时却碰到了进门难的问题，因为我既无介绍信，又无工作证，却想看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尤其是港台出版的书，怎么办？连门都进不了，还谈什么看书查资料？难道这一趟要白跑了吗？还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很了解一个做学问的人的心理的。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问我带有什么证明材料，我想到我仅带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的来信，这位工作人员叫我找馆领导去解决我进馆查资料的问题。经他的指点，我找到了馆长办公室，一位主管的副馆长，听了我的叙说，看了李峰铭的来信，就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进馆查阅，由于签名十分潦草，我当时又不敢问，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啥，但我至今都不能忘却那刹那，我这个被提起来了的心才落实下来，开始了对培育《汉民族形成与发展》这才是小枝成大树的最关键的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