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领导要戒嗜欲
古人曰：“嗜有所专，则奸徒而入；长有所属，则感由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嗜好，那么小人就会借以讨好；如果长期偏听偏信，那么就会被蒙骗，做官从政之人更是如此。
战国时期，齐国要发展强盛，邹忌为了说服齐威王，以自己亲身的故事对齐王进行劝谏。邹忌进朝廷去拜见威王，说：“我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徐公漂亮。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小老婆惧怕我，我的客人有事想求助于我，都说我长得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国土方圆有一千里，城市有一百二十座。宫廷里的妻妾和身边的随从人员没有哪个不偏爱您的，朝廷里的臣子没有哪个不惧怕您的，全国的人没有哪个不有求于您的，这样看来，您受蒙蔽很厉害啊！”威王说：“您说得好。”
威王于是下令说：“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受上等奖赏；能够上奏章向我进谏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街市和廷议论我的过失，传到我耳中的，受下等奖赏。”这个命令下达后，许多臣子都来进谏，各国均来朝齐王。齐国一时强大起来。
为此，古人曾警告世人“徇功利者，不虞谄诈；溺鬼神者，独觉形声”，一个人如果沉溺在一片谄媚之中，那么他们就会被追名逐利的人所蒙蔽，丧失判断力。邹忌所懂得的道理正是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人们所应该了解的。
一个人的嗜欲太强，就会失去理智。古时候在青丘山上，住着一只九尾狐，兴妖作怪，找到死人的头骨戴在头上，祭拜北斗，以向上帝求福。老狐见了就对九尾狐说：“死的头骨，胜秽，是死砾所没有的，不能戴啊。上帝威怒不能冒犯，若不改悔，你必遭大祸。”但九尾狐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自己的覆灭。
正因为是嗜欲伤人，所以历代圣贤都能够主动禁止淫逸，远离嗜欲而成就大业。
从前夏禹的女儿命令仪狄酿造美酒，送给禹帝。禹帝饮了觉得味道很美，于是就疏远仪狄、戒绝美酒，说：“后世的君主一定会有因为饮酒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齐恒公有一次在半夜里感到吃得不足，易牙就煎熬烧烤食品，献给桓公，桓公吃得很饱，直到天亮还没有睡醒。于是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吃美味而徇私枉法导致国家灭亡的。”晋文公得到美女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听政，于是就把南之威推而远之。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好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楚王登上强台观看得忘乎所以。于是就对着强台发誓不再登了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迷恋山水的景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
古人尚且知道治国应不忘艰难，远安逸戒嗜欲，今人能不警惕吗？
二、逆境不馁顺境不骄
《菜根谭》中说：“人在清苦的环境中容易发奋上进，人在优裕环境中容易堕落腐败。”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一道理，就能防患于未然。
唐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年轻时就守寡，当时家境贫困，孩子幼小，由她一人管教。有一次，她家房子的后墙塌陷，墙破处发现许多钱。她向天神祈祷说：“我听说不劳而获是自身的灾祸。如果天神怜悯我贫穷，我希望天神让几个孤儿学出成就，这些钱就不敢拿了。”说着，赶快把那些钱掩埋上，把墙修好砸实。
后来，景让获显达官位，尽管如此，他有过错，母亲也决不放过。
他当浙西观察史时，感到手下有个低级军官不顺他的心意，便让人用棍棒将其打死。这件事引起军队的愤怒，欲发生兵变。他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就出来坐在官府办公的地方，让景让站在厅堂上，责备他说：“天子托付你重任，你却把国家的刑法当成喜怒哀乐的工具，胡乱杀死无辜的人，万一造成地方动乱，你有何面目见皇上？”说完，她命令左右的人脱下景让的衣服，鞭打他的脊背。这时，景让手下的人都站出来替他求情。打了很久，母亲才同意把他放了。景让从中受到了教育。
可见，一个人既要能经受逆境的考验，更要能经受顺境的考验。
如果一个人生长在富贵之家，物质方面可说应有尽有，就会养成不良嗜好和喜欢作威作福的个性，尤其是作威作福、专权弄势，对人的腐蚀就好像凶焰，早晚会引火自焚。
三国时，钟会、邓艾以两路大军攻灭西蜀，而钟会心生反意，想据险自守，做刘备第二，进而兵临长安灭魏，再起兵灭吴，一并天下于自己一人之手。但又担心邓艾与己为敌。他想到告伪状的办法，几次密报司马昭，说邓艾心存反意。司马昭毕竟是谋略场中的老手，他虽然担心邓艾逆反，对钟会却也有疑惧之意。接到钟会的密报，他对钟会的真正用意便了如指掌。他写信告诉钟会说：“邓艾有可能据兵自守，所以我派贾充领兵一万入斜谷，屯乐城，前去援助你。我自己领兵十万在长安，随时准备接应。”司马昭另派新兵之意当然不是为了邓艾，而是为了钟会。钟会也不是呆子，他一见司马昭的信，便知司马昭对自己起了疑心，遂仓卒行事，拥兵反叛。不想司马昭早在钟会身边安插人手，钟会反叛尚未真正发动起来，便被杀身亡了。钟会之死正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所以我们要养成逆境不馁、顺境不骄的心态，着眼大局，虚怀若谷，才会使我们不断进步、提高。
三、忍挺兼顾英雄本色
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四、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