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的儒道佛虽然都传到日本，但它们早已脱胎换骨。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而忽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在两者交流和竞争日趋频繁的今天，对彼此认识浮浅带来的麻烦，有时甚至冲淡了对利益的考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和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把日本文化看清楚，再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21世纪世纪比较冷落的印度文化研究和日本文化研究，今天该加加温了。
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那些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也有些逼着我们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症”，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这套丛书，希望收入的书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