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再大，黑社会不怕。江湖中人个个会像李逵一样，只要惹烦了他，那会抡起板斧不管三七二十一，砍将过来。他唯一不会砍的是宋江哥哥，因为宋江是老大。胡雪岩知道，深知其中利弊，打不如拜。这是商路上求生存发展的法宝。
胡雪岩之所以破产倒闭，有诸多原因。一是，他在官场上最有势力和可靠的靠山王有龄死了。二是，他对内可以化敌为友，但对外却低估了洋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量。三是，西方工业革命后，手工业随之没落。胡雪岩不愿改弦易辙，仍用“屯积生丝”的老一套，没有创新意识。胡雪岩的经验告诉我们，若想使构筑的商业王国不倒闭，就必须具有创新意认。古人在《尚书》上说：“器惟新，人惟旧。”没有“弃旧图新”的商业意识，就会落后挨打。
商路13：良贾之风，义关风雅
［提示］
“儒为名高，贾为厚利”。所以很多人认为儒、贾所追求的目标不一，两者界线黑白分明，不可兼容并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山西榆次的富商常氏家族发迹后，更是儒贾相济，作为家业立足和拓展的基础。使家业不致倾覆，这也是常氏家族历经几百年久盛不衰的秘诀所在。
常氏家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卑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
该族原是山西太行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年），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
常氏发迹始于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山寺等处。
《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其中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为著名，号称“十大玉”。“南常”的商号名称都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常氏十世常怀愉乃万达之子，少时读书家塾，不仅聪颖异常而且总有让人出奇不异的奇思妙想。年长以后继承父辈产业。历经艰辛，大有所成。
经过几年的历练，常怀愉更是钦佩前辈们的经商谋略。他深知做生意要注意市场行情，所以他的作法总是灵活机动。同时，怀愉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商人首先要学会做人，商家一定要做到以“义”为重，利次之。他就是要让利于人，要讲信义，事实上，怀愉也确实做到了。
例如他为购货，订货有一套独到的办法。凡买大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贸次，则永不再与其真事。常怀愉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他，由于他处事谨慎，而且总能独辟蹊径。所以他的一些经商谋略和行方式为当时的世人纷纷效法。
常怀愉的做法正是前人谋略，人格素质综合的产物，这也使得常家财源更旺。他的这种经营谋略，常氏家族也始终坚持，直到后来仍是如此。
时人有文倾称其美德“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
常怀愉在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湖期间，表现异常，他经常借故去拜访他，并送上半厚礼物。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灾荒，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背井离乡。父母不得已卖儿女求生，儿女不得已卖身葬父母。百姓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况，常怀愉捐输3万余金来赈济灾荒。
常怀愉听说近日城里已有冻死的，饿死的，一些外来流民和本瓦败家的，生计已难维系，便决定亲自出去看一看。
常怀愉走到街上一看，满眼都是百姓，流民，不冷清却荒凉。于是常氏匆匆径直往回走，连说：“快回，快回。”跟随伺候的下人，跟着小跑才能跑上。忙问：“老爷，出什么事啦？”
常怀愉极力平静地说道：“赶快支棚舍粥，从今天起一直到灾情缓解！”
于是常家便开始支棚舍粥，直到灾情缓解，常戌还亲自到那儿舍粥，对灾民嘘寒问暖。
灾民们用最朴实的方式回敬了这位“活菩萨”——满街的灾良都跪在地上高呼：“谢‘活菩萨’！”
常怀愉还三天两头往粥棚跑，亲自查看粥熬得够不够稠，掌勺的给人家舀得够不够满。时常还亲手掌勺！给饥民舍粥。
所以他一出来，饥民常常跪下一片。
巡抚曾国荃亲自登门拜谢道：
“常大财东，其仁义之风，古今少有啊！堪称百姓的再生父母，当今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常怀愉却笑答道：“达而后应兼济天下，救助苦难乃人之常情，实不足称道，否则，其必难安哪！”
随后，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
庚子后，因段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宫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
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所以常氏虽由商起家，但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
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人邑痒生达78人。
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
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
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
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穌推荐，人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四第87名进士，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
后任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并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
十上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史、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
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至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
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中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中》、《社会科学通论》等。
［评析与顿悟］
有句俗语叫做“打发乞丐的最好办法是慷慨布施”。在人性中有种弱点便是喜欢“落井下石”，对落难人往往不屑一顾甚至横加奚落伤害。然而困兽犹斗，这种不道德行为极有可能遭到“乞丐”的拚死反击，并招致公愤，反而置自身于困境。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做法，会走商路，首先要先学习做人处世的智谋，还应认识到在永恒运动变化的环境当中，乞丐可以变成富翁，权贵也有落难之时。而且今日的落难人，或许正是他日唯一能使自己远离危难的救星。因此，大度为怀，宽厚待人，尤其是“慷慨布施落难人”，便成了富豪经商常用的智谋之一。
利害生出得失，而得失又生出成败。愚笨的人常常困惑于蝇头小利而遭致祸殃；聪明的人却能趋利避害，以义取利。利害之算，实为愚智之分。我们应当向常怀愉那样经商，发达后“救助苦难”，否则，其必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