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在饥饿中的萧红听到小伙计偷偷传来的消息感到绝望极了，她不明白生活为何竟会如此残酷，她想听天由命，可内心却分明有个声音在否定这个念头，告诉她不能坐以待毙。茫然间，萧红不经意地发现了贴在墙角上的《国际协报》，她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该报写了一封求援信。在信中，萧红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她愤怒地写道：“难道现今世界上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这封信深深地震撼了该报编辑部中的萧军等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决心要尽全力拯救这位火坑边缘的女性。
萧军是一个性格开朗、豪爽的年轻人，当时是《国际协报》的长期撰稿人，靠稿费维持生活。在主编裴馨园的委托下，萧军于一天傍晚带着介绍信和几本书来看萧红，敲门后的情景，萧军后来有很精彩的追忆：“……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地微微有些颤抖……”此时的萧红犹如惊弓之鸟，她害怕门前的这位不速之客会于已不利，待明白萧军的来意后，她那颗饱受惊悸的心才稍稍稳定下来。她向萧军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恳切地希望报社能伸出援助之手，说罢，萧红充满期待地看着眼前的这位救星。萧军躲避着萧红的目光，他无意间瞥见散落在床上的字、画和诗，忙问这是谁的作品，萧红告诉他是自己无聊时的随手之作，边说边拿出一支已用剩半截的紫色铅笔给萧军看。萧军惊呆了，“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觉得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萧军虽已决心要帮助萧红，但要切实行动起来却又难上加难。根据旅馆老板的说法，要接出萧红，必须还清全部的欠款，否则，“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而六百多块钱对像萧军这样一位依靠稿酬度日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不可能筹得数目如此之大的赎金，正当萧军绞尽脑汁，四处奔波之际，天公帮了大忙。八月的松花江如一条难以驯服的巨龙，桀骜不驯，水势猛涨，洪水把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片汪洋，松花江畔的东来顺旅馆的一楼也浸泡在水中，当时的局势十分混乱。萧军急中生智，从一位南方朋友那儿借得一双男式皮鞋，给萧红穿上，两人趁机逃之天天。
刚出旅馆，萧军立即把快要分娩的萧红送进了医院。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后，萧红产下了一个女孩，出院时，由于萧军无钱交纳住院费用，只得把刚出生的婴儿当作抵押留在了医院。出院后，两人在一家白俄所开的欧罗巴旅馆租得了一间小屋，过起了酸甜苦辣，五色杂陈的蜜月生活。此时的萧军已失去了以前的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萧红则产后身体虚弱，整日卧病在床。新生活刚刚开始，他们就尝到了艰涩的苦味。有时他们整天整天地没有食物，只得在饥饿中挨过，能够吃上黑面包已成了他们生活的最大享受。后来，萧军招收到了一个学生，终于有了一份十分微薄的固定生活来源。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萧红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她发表了一些作品，在哈尔滨青年作家群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到这时为止，两萧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萧军、萧红安居乐业的梦想很快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1933年，伪“满洲国”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和密探遍布东三省。萧军和萧红感到东北已难以立足，不得不告别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南渡青岛。1934年初夏，两萧抵达风景如画的青岛，在这儿，他们生活了半年，这半年是萧军和萧红共同生活的最好时期。由于萧军有了固定的收入以及知心朋友舒群的热情帮助，他们毋需再为生活四处奔波。萧红借这段少有的安定日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生死场》，这是一部被鲁迅誉为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力透纸背”的佳作。初战告捷，坚定了萧红在文学道路上开拓的信心，从此她一直笔耕不辍，迭有佳作问世。
本来萧军和萧红可以在青岛长期生活下去，可好友舒群的意外被捕使他俩感受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同时也因为萧军已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到鲁迅身边去战斗的愿望时时激动着这对文学青年。这年10月，萧军与萧红再次南下，来到了十里洋场大上海。
在上海，萧军、萧红见到了倾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在先生的帮助下，萧红出版了《生死场》。然而正当两人在事业上节节前进的同时，萧军、萧红的感情却出现了危机。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毫无疑问，患难中的萧军、萧红绝对是一对情深义重的夫妻，可当生活改善，双方都有更多的追求时，两人的性格差异成了点燃冲突的火星。萧军豪爽、不拘小节，萧红则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用萧军的话说：“由于自己是健康的人，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此深刻”，对妻子的关心，充其量“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至‘礼貌’上的关心，很快就会忘掉的。”这自然不是萧红所奢求的，况且这时萧军和另一个女子的关系也让她深受刺激，双方的这种隔阂乃至感情上的疏离使得两萧的小日子过得磕磕碰碰、很不顺心。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萧军和萧红也像其他文化人一样内迁武汉，随后又去山西临汾和陕西西安。在西安，萧军和萧红平平静静地分了手，据萧军晚年回忆说：“1938年初夏，……正当我洗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三郎——我们分手罢！’‘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确定下来了。”两人分手后，萧红随端木蕻良返回武汉，不久就结了婚。差不多在同时，萧军也在兰州与王德芬女士结为连理。
满打满算，萧军和萧红的同居关系约维持了6年的时间，萧军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注定是有始无终的。
当今年轻人心理浮躁加上生活条件好，性成熟较早，一旦萌动同居，就易酿成悲剧。如今疯行同居，疯行自由恋爱，那么这则掌故值得引起深思。
张爱玲一失足成千古恨
张爱玲是在民国文坛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她创作过许多缠绵悱恻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佳作，其中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两部惊世之作最有代表性。看过张爱玲小说的读者都会发现，她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些为情所困、以致不能自拔的婚姻牺牲品，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小说的主人公竞成为现实世界的张爱玲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出生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祖父是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名士张佩纶，曾外祖父就是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父亲张廷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封建遗少，母亲黄逸梵却是一个出过国留过洋的新式女子。张爱玲就是在这种旧传统的大家庭行将土崩瓦解、让位于新时代的时候出生的。家庭的这种不和谐甚至截然对立的氛围铸就了张爱玲矛盾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她孤僻、冷漠，对世事毫不关心；另一方面她又多愁善感和用情专一，正是这种自相冲突的性格为她以后的失败婚姻埋下了伏笔。
张爱玲初识胡兰成是在1942年，当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上海滩也小有名气，而胡兰成更是大上海的“闻人”，时任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兼伪《中华日报》的总主笔。他激烈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汉奸。一次偶然的机会，胡兰成在一份《天地月刊》的杂志上看到了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吃文饭的他也不得不为张的文章所折服。此后，胡兰成开始留心起张爱玲的文章来。每期《天地月刊》送来，他总要先浏览一下目录，看是否有惊奇的发现。时间一长，胡兰成就对张爱玲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他决心前去拜访这位人们交口称赞的女作家，可是这一去，却引出了一段恩恩怨怨的爱情掌故。
经朋友苏青引荐，一天下午，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寓所，碰巧主人不在，他只得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纸条。第二天，张爱玲就来了电话说要见胡兰成。当天下午，她果然来了。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有这样的描述：“我一见到张爱玲的人，只觉得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但试探性的交谈过后，胡兰成不禁大为惊讶了，他发现眼前这位不起眼甚或有些软弱可欺的小女子竟然思路敏捷、谈吐不凡，争论起来，亦能不疾不徐，很有风度，顿时心为之折服，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与之切磋的玩友。张爱玲也惊奇地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胡兰成性情别致，颇有文才，言谈间颇能理解自己的小说，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坛知音，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共同的爱好、相似的性格使这对陌生男女谈得非常投机，这次见面也就成为他们交往的起点。
此后，两人来往频繁，见面次数日渐增多，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不一般起来，胡兰成和张爱玲二人都在彼此的心田里犁下了痕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冷漠、孤僻的张爱玲向闯入自己心扉的胡兰成捧出了少女的纯真爱心，在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的背面，她这样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却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此时胡兰成尚在南京做事，可这并不足以妨碍他和张爱玲的交往。一有空他就借故溜回上海，径直去看爱玲，从不回自己在美丽园的家。“我时常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几天。晨出夜归只看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功夫，只是说话说不完，如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两人的关系很明显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知己的范畴，他们真正到了一种难舍难分，如胶似漆的地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说话说不完。”胡兰成这时虽有家室之累，且长爱玲15岁，可她心胸坦荡，毫无芥蒂，甚至偶闻胡兰成“才子”风流之气复发，吃花酒乃至“挟妓游玩”，她也是一笑置之。不久胡兰成就向张爱玲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张爱玲经过短暂考虑之后同意了。1943年，他们在上海秘密签订婚约，文日：“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由胡兰成撰的。当时在场的除他们两人外，只有一个媒证炎樱。他们只是秘密签订婚约，而未举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