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当穿心街清真寺庆祝圣纪节时，上海穆斯林千余人出席仪式，并按传统在清真寺集体会餐。当时清真饭馆“顺源楼”馆主麻得元、“王聚兴”饭馆的馆主王春发和“金顺兴”饭馆的馆主金玉山等各带领员工做义务工，不取分文工资，到清真寺做饭做菜。还有许多穆斯林青年捐资备办白布围裙盒桌布，并且义务做服务员，招待客人。使得这次规模盛大的圣忌节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上海宗教社团宗教活动仪式的一大幸事。《赞同教友人热心公益纪念》，《董事会志》，第73页。
一个宗教社团的兴旺要靠教民的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积极分子越多，社团生活就会愈加活跃和丰富多彩，吸引的人数也会愈多，社团的气氛和教民的素质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得到众多成员热诚支持的社团会有很好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会有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因此也会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氛围。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宗教社团将会有较长的良性延续性和强烈的生机，社团生活才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宗教事业愈办愈好。上海清真寺董事会领导的上海穆斯林社团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5．处理内外矛盾
董事会在管理穆斯林社团方面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有两件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上海穆斯林社区的内外矛盾。下面简介如下：
A．关于冒充清真食品问题的处理
由于清真食品的销售生意在当时的上海城区很红火，使得一些汉族商人也想打着“清真”的旗号出售自己的食品赚钱。也有个别回族人士为了牟利而出让店面给汉族人士，自己收受租金牟利，对于汉族租借者打着清真的旗号而出售不洁食品则不屑一顾，由此产生了个别回族人士与汉族不法商人勾结一起来假冒“清真食品”以售其奸。当时清真寺董事会经举报，查出老北门街合顺兴点心店事实上是非穆斯林所营业，它冒用清真招牌但经销非清真食品。进一步的调查完全证实了情况属实。在掌教和董事们都知道了详情后，董事会除一面刊印传单给予告示外，同时立即通知社区中的教民，呼吁他们千万不要再购这家点心店的“清真”食品。董事会还把包庇该店的回族人士沙国祥押送到衙门，请上海知县田宝荣先生依法惩办。处理结果是将沙国祥驱逐出上海，递解他到甘泉原籍发落。《会中解决事件说略》，《董事会志》，第46页。
B．向法国领事馆交涉法租界修路要穿过穆斯林坟地的事件
另一件事牵涉到外人占用清真寺坟地。上海伊斯兰教的先人在日晖港地区置办了公茔坟地的地产，还在日晖港修建了清真别墅。后来法租界当局有扩充城区马路的计划，按规划该马路选择的路线要经过清真公茔坟地的地段。此事引起了穆斯林的不满和愤怒，他们要求法租界当局改变规划。前董事长金吉云先生闻悉这个消息后，陪同清真寺掌教杨竹坪阿訇及董事会的同事们召开全体教民大会，并通过有关官员和著名人士的影响出面积极与法租界当局交涉，还由士绅们居中设法斡旋。通过各项努力，法国租界当局在上海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界的压力下最终改变了原来规划的马路路线，放弃了要穿过穆斯林坟地的修路图纸，由此回族的坟墓得到保全。为了此事上海伊斯兰教界人士还树碑记以备考。金吉云先生还请法总领事巨籁达先生颁给清真寺《保护日晖港公坟照会》一纸，表示尊重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今后永不在回民坟地上修路筑桥的许诺。《赞前董事金吉云君纪念》，《董事会志》，第64-65页。
以上两件事项的处理可以看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处理内外关系方面是很适中、很得体。涉及到内部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违反教规和教法的问题，董事会积极地通过地方政府运用国家法律手段来处理。至于外部发生的问题，或涉及到外部势力染指社团利益的问题，则通过多方面的途径进行斡旋，通过谈判手段来解决矛盾。因此，关于法租界要抢占回族墓地修马路的问题则处理的非常恰当和平稳，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看来董事会的负责人具有娴熟的“外交”才能和干练的处理问题的恰当手段。他们真正发挥了沟通宗教社团与外界社会的桥梁作用。
6．以告诫和处罚的方式调解社团内部的矛盾
作为宗教社团，特别是地处开放城市上海，穆斯林来自各地，社会背景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政治态度差别也大，产生各种矛盾是非常自然的事。成立总董事会除了要整顿寺规及清真学堂、公墓坟地等重要事情外，还要配合地方政府执行各项政令来治理宗教社团的内部事务和解决各项矛盾。比如董事会奉上海县照会，曾经理直社团内发生的债务案一次。此外，董事会惩罚了社团内的不义行为，让全体穆斯林群众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生活。《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载道：“凡寺中不公、不正诸多习气，渐可扫除。同教偶有是非及钱债细故来愬者，纯良听从解决者，已有多起，攸关颜面，未便细载。所有以前私相结党，破坏公益，或藉端生事，甘居下流，近渐消灭。可见创办斯会，获益非浅”。以宗教社团组织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和处理内部发生的矛盾和事件。对于那些滋事捣蛋者，由社团组织出面进行处罚，这样比地方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其效果要好得多，对化解社会矛盾起到好的作用。《会中解决事件说略》，《董事会志》，第46页。另一方面，宗教社团组织也能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大做和谐发展和稳定地方的工作，真正发挥了良性的中介功能。
二、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在中国伊斯兰教中的样板作用
董事会宗教社团组织的创立是上海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界的一大贡献和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正像《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成立志》文献指出的那样，“将来各省同教闻风兴起，以我沪寺为先河之导，则斯会之声名洋溢，诚可预操左券也。”《阖教全体同人公具：致总协董赞词》，《董事会志》，第4页。上海毕竟是个开放城市，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对于西方的那套民主选举和大家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勇于和善于接受并学习人家的长处，这种“拿来主义”的实用精神肯定也影响到了民族宗教团体。上海伊斯兰教界能够虚怀若谷，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竞选方式来选拔最优秀的人管理和领导穆斯林社团，如果他被后来证明不称职的话，可以被解除职务以让位于年轻人代表的新生力量。由于董事会组织的先进性和领导有方，穿心街清真寺的硬件设备情况很好，专门在大殿里装设了电灯、风扇，在水房里安装了热水锅炉、调温装置、自来水管道、沐浴莲蓬头等设备，拜大殿的地上在夏秋季节铺上花席，在春冬季节则铺上骆驼绒毯，这使得该清真寺成了当时全国设施和条件最好最便利的清真寺之一。清真寺安装的先进设备体现了上海清真寺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创造力等综合因素。上海伊斯兰教界中清真寺董事会这样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在中国社会中社区建设中树立了新型的榜样居于领先地位，是上海伊斯兰教界对全国穆斯林社会的伟大贡献。
1．在宗教领域中的贡献
自上海清真寺总董事会成立后，董事会的负责人马廷树、金彭庚、哈少夫等费心搜寻和查考伊斯兰教的经训典籍，找到了伊斯兰教先贤译著多种，深感伊斯兰教理很深奥，且阅读时回味无穷。他们在读了刘智（刘介廉先生）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后，作了如下的评论：“溯仰前贤，钦佩哲学，谨辑其生平荦荦大端而纪之，俾知吾教有此手振坠绪、昌明教理、笃行卓识之大贤，既为吾教之光荣，并资后人之考镜”。《刘介廉公广译经书赞记》，《董事会志》，第52页。为了让教内外人士理解和掌握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董事会还出资刻印了《天方至圣实录》100部，《乐助刊印会志名单》，《董事会志》，第95页。刻印了马注的《清真指南》等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并广为散发各界以弘扬伊斯兰教和先知的精神，加强了伊斯兰教学术的发展。
董事会还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义与儒教相比赋以积极的态度适应中国文化环境和主流社会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一点使汉族士绅们称赞伊斯兰教与儒教的符合性和类同性。他们说：“天方穆罕默德，以大德王西域，独兴宗教，为清真教主。定制垂经，本天人合一之理，宏规巨制，仍不外纲常名教，与吾儒治世施教之本，若合符节。是其教之历久而愈昌者，岂无故哉？”《赵献可序》，《董事会志》，赵序第1-2页。完全肯定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的合拍和贯通。
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伊斯兰教人士主动地宣传伊斯兰教与儒教无多大差别，本质上很接近。比如他们认为：三纲五常，立国之大本。忠孝节义，维国之大防。因此，伊斯兰教与儒教是和谐的，其宗旨是一致的，其利益是平行不悖的。所以，董事会的领导人呼吁穆斯林们遵守自己国度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他们指出：“去恶即善，端赖宗教以为依归，无可疑也。吾人立身天壤，忝受教化，当于纲常名教，切实留意，甚至如日用饮食，未可须臾或离。古今大圣、大贤处世功用，实亦不外乎此。以环球之大，无论何国何种，上自君相，下至士民，皆当谨守范围，无能逾越。一经反是，则名教坠失，祸乱顿生，天罚随之，家国倾覆。历观兴亡之蹟，未有纲常不坠，名教完全之家国而不振兴者。”《劝戒同教箴言》，《董事会志》，第38页。这就是说，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也是宗教，它与伊斯兰教一样，发挥教化和维护纲常名教的作用。中国穆斯林既要遵守伊斯兰教传统，同时也要遵守儒教文化传统，因为两教的教义是一致的，是可以互相参照执行的。上海穆斯林学者的宗教观是一种包容和宽泛的世界观，它跳出了狭隘的圈子和思维模式，将宗教的终极真理普世化了。他们能够理会到：伊斯兰教和儒教中的终极真理关怀的内涵是一致的，并无相悖的冲突。
2．和谐模式：民主和协商、互相依存和尊重
在与其他宗教关系的处理上，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也采取明智和宽容大度的作风。上海伊斯兰教界在宣传伊斯兰教问题上并没有拘泥于形式而以传统的观点闭门造车。他们主动参与其他宗教界组织的宗教对话。比如，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先生在上海设立了“尚贤堂”作为各界宗教领袖定期的见面对话场所。“尚贤堂”的目的是“联络各教，以冀万派归宗，用意深远。“在一次邀请伊斯兰教界领袖在“尚贤堂”摆擂台，宣传伊斯兰教教义以让其他宗教理解伊斯兰教时，副总董事哈少夫先生出席对话。他的发言命题是“民教相安论”，指出了不同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首先他认为伊斯兰教“规范宽大，悉出自然，既无恃势欺人之徒，亦无强劝入教之事。”所以不太会出现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在上海发生教争的情况。继而他教导上海的穆斯林群众们：“尤要者勿长教友之气焰，毋侵国家之主权，一以遵教规、守法度，及平等待人，和蔼接物为训。庶人民悦服，钦感不遑，久且融会贯通，机心悉泯。”也就是以宗教教义规范穆斯林的生活，穆斯林必须与其他宗教信徒平等相处、和睦共事。最后他认为“民教不和之事，仍难尽免。必使整肃教中规则，勿侵中国主权，无论何项教民，统系华民，当令谨守教规，遵循礼法，待士民以公道，处交际以和平，彼此毋诈毋虞，自然群相敬服，虽跻大同之化，亦属无难同归。”《应尚贤堂民教相安论》，《董事会志》，第36-37页。可见他认识到遵守伊斯兰教规和尊重其他宗教的礼法、处世公道的重要性。只有理解其他宗教的教义才能做到尊重别人，才能达到和平相处的目的，才能尊重国法和政纪。
对于教内群众，董事会也采取了一些非常好的办法听取其他人的观点，采用良善的办法和主意。在决策中尽量采纳正确的意见和提议。清真寺董事会成员及其他重要人士“每于星期，不避风雨，不敢偷安，早诣寺中，敬恭守候。或有议论报告事件，得以大众商决，择善而从。纵遇公私事繁，亦必拨冗而至。无他，恐负公举盛情也。窃喜同人甫受延请之初，亦復心殷意厚，踊跃将事。星期莅寺集议时，兴会淋漓，极承奋勉相助，至可感佩。”《成立董事会宗旨说略》，《董事会志》，第14-15页。他们还认为：“当今文化大开，首宜讲求公德。知公德者，必有公心，有公心者，方能热心公事。能以热忱办公事，则公家受益，公务进行。此欧西所以重公德，而不敢逾越范围者，良有以也。” 《成立董事会宗旨说略》，《董事会志》，第14页。所以说，清真寺董事会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表现形式，其活动内容和具体操作时也尽可能地实行民主方式从事社会活动和社会教育。这种体现民主精神和讲究社会公德素质的社会机制竟然在上海的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中获得了实践，而且它比“五四运动”的出现要早将近十年。这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奇迹！
3．宗教社团董事会形式的出现是清末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创新
宣统元年，上海成立的清真寺董事会给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社团形式的确立由此而给变革过程中的动荡社会注入了活力，无疑是一个重大并富有影响的里程碑事件。远在北京的官员徐潞对上海清真寺董事会这样的宗教社团组织形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公益之事必团体固结，而后能发达。吾国团体之固，莫甚于回教。”“［穆斯林］本此坚持之心，以治其团体中公益之事宜，其于宗教上有利害关系者，莫不争出，毅力相与，提倡而维持之。”他还说：“中国社会富于自利心，而薄于自治心，几无团体之可言。今观此会之成立，以宗教团体俨然具地方自治精神，盖固结之心，众人如一也。”《徐潞序》，《董事会志》，徐序第1-4页。社团作为了解国家与群众的桥梁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团体组织和社会基层组织，也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纽结。上海清真寺董事会不仅对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社会有着样板的作用，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和值得仿效的模式。它是近代社会的一种创新，也是上海社会历史上的骄傲。宗教社团的出现不仅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负面的作用，反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加强了多元文化多维结构的社会整合，调动了社会广泛的积极性，争取了深厚的社会人文资源，最大程度地团结了社会各界人士，为上海的繁荣和飞速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借鉴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