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基本上屈从于它的侵华政策和扩张政策。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成立了研究伊斯兰教的专门机构，并创办了研究伊斯兰教的刊物。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著述有：若林半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出版的《关于北京回教徒的调查报告》（1939年），回教圈研究所出版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小林元的《回回》（1940）、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3年）等。若林半和加藤久以及回教圈研究所的书中，都有专章介绍中国伊斯兰教。这期间日本外务省翻译了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支那回教史》，东京：生活社，1942年）。
这时期的研究，要数田坂兴道的成果为最佳。田坂193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其学位论文是《回鹘的对外关系及其社会影响》。1941年，他来华考察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在一年的社会历史调查中，其足迹遍布北京、大连、张家口、大同、包头、开封、徐州、济南、青岛、天津、沈阳等地。后人在他逝世（1957年）后，基于他所收集的资料、调查资料和写作初稿于1964年出版了他的举世之作《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上、下两卷）。该书介绍了从唐代至明末的中国回教史，在学界中有最具分量、材料搜集最全的中国回族史之美称。此外，田坂还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其中有《阿拉伯文献中所见中国物产二、三例》《一件大食与唐朝交往的史料》（1941年）；《大同清真寺的“敕建清真寺碑记”》《伊斯兰文化东渐的一个方面》《波斯对中国回教徒的影响》《中国回教问题的历史研究》（1942年）；《＜回回馆译语＞考释》（1943年）；《回教和中国思想》（1944年）；《常德西使记和瀛涯胜览中的所见麦加的一种习俗》（1949年）；《＜回回馆译语考释＞补正》（1951年）；《中国伊斯兰教的波斯成分》（1955、1956年）；《明代伊斯兰教徒的改姓》《中国的伊斯兰教》（1956年）等。从田坂的学术成果来看，他的影响不但在日本，而且在西方和中国都是深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田坂以外，岩村忍发表了《中国回教的社会构造》（1945—1950年）。他还有《甘肃省的回民》《甘肃回民的两种类型》等文章。佐口透于1963年出版了《十八-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今永清二是战后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中国回教史序说》（1966年）是继《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的又一大作。此外，他还著有《北京回教社会史研究序说》（1967年）、《论中国伊斯兰的苏非派》（1973年）、《北京回民同业的概况》（1974年）、《清末云南回民运动的起因》（1975）、《清末中国民众运动的一个形态：所谓云南的回民反乱》（1976年）、《马如龙研究序说》（1978年）。另一位学者中田吉信在这个领域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1970年他发表了《关于回族的文献》。次年他又发表了专著《回回民族诸问题》（1971年）。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文章，如《从族谱看中国伊斯兰的家族制度》（1955年）、《同治年间陕甘的回族起义》（1959年）、《乾隆皇帝对回教新派的镇压》（1961年）、《四川回民杂考》《中国回民社会的扩展》（1975年）、《清代回教徒一瞥》。中田的学术著作在日本很有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片冈一忠是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新秀。他的代表作是《从＜清实录＞再论清代的回民政策》（1976年）、《从刑案资料看清代的回民政策》（1977年）、《光绪二十～二十二年甘肃回民起义》（1978—1979年）、《撒拉族研究序说》《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小史》（1980年）等。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一批青年学者开始脱颖而出。他们更注重在中国穆斯林社团中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作业。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肯定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原文刊载于《上海穆斯林》，2001年，第1期。
深情的怀念
——记雅林大使对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研究
2002年6月初，我从因特网上获悉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先生于5月30日在瑞典溘然逝世，享年95岁的消息后，我的心情像铅一样地沉重，同时脑海里也勾连出我在瑞典留学生活中与他接触的一些片段回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对雅林这个名字非常陌生，可是它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来说，贡纳尔·雅林是位蜚声世界的瑞典外交官和国际政治家。但有多少人知道，雅林大使还是一位研究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知名学者。与他为中东和谈而风尘仆仆地穿梭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斡旋历程相比较，他的学术生涯却不那么在中国为国人所熟知。在西方外交界，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雅林大使，因为他曾经先后担任过瑞典驻印度大使，驻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驻伊朗大使、驻伊拉克大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美国大使、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和驻苏联（现已解体，代之的是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大使等职。1967年中东战争后，鉴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造成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使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由中立国瑞典王国驻联合国大使雅林博士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的私人代表进行旨在中东和谈的安排。受任于危难之时、世人瞩目之机，雅林大使毅然肩负重担，为中东的和平进程努力不懈。由于阿以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差距太大，雅林的和平斡旋使命未果，但他的正直、坚毅的形象以及为和平事业而不息奋斗的精神长存于世人的心目中。
雅林于1907年生于瑞典南部的一个农庄。1926年，他考入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读书。他先学德语，后又学梵语，继而又学俄语和捷克语等斯拉夫语言。隆德大学是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北欧的牛津”之盛名。那里瑰集了不少的北欧著名学者。其古老、严谨的学术传统使它和其他学府生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学派，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受俄文老师的影响，以及在阅读了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海定（Sven Hadin）的书《从极地到极地》（From Pole to Pole）之后，雅林决定学习东突厥语，即今天的维吾尔族语言。当时隆德大学有一位名叫古斯塔夫·拉奎特（Gustaf Raquette）博士的东突厥语专家。拉奎特曾作为瑞典传教会的传教士医生于19世纪末被派往新疆的喀什地区进行传教和医疗工作。瑞典传教会当时在新疆喀什建站始于1892年。传教站除在喀什传教、行医、教学、从事建筑工程外，还派出传教士到叶尔羌（今天的莎车）和英吉沙尔等地区传教。传教站在喀什创办了学校、医院，还建立了喀什的第一家印刷所。这家印刷所除编印教科书和报纸外，并还将《圣经》的部分章节以《福音书》的形式翻译成维吾尔文在喀什地区散发。让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穆斯林改信基督教虽说是一件异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事，瑞典传教会的喀什传教站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居然吸引了百多名维吾尔族人皈依了基督教。这样的传教活动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而引起新疆内乱后于1938年不得不终止传教活动。在瑞典传教士于喀什地区传教期间，他们还注意收集维文资料，了解维族风俗民情等。拉奎特在喀什和叶尔羌传教、行医期间掌握了维文。当他完成传教工作回国后，在隆德大学开设东突厥语课程。雅林就是他的高足之一。后来，雅林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说到，拉奎特博士的课给他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影响，并从此开拓了他与东突厥语和突厥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历程。
为了提高他的突厥语水平，雅林在学维吾尔语的同时，还学了一些阿拉伯语，甚至还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选修波斯语。1928年，雅林获学士学位毕业。此后，他继续学突厥语音和语言学。同年，他去德国柏林参加了历时半年的“东方语言研讨会”的进修课程。在柏林，雅林在德国导师的指导下学习有关塔兰奇（即定居伊犁地区从事农耕的维吾尔农民）的文献，并产生了想去中国新疆做语言调查的兴趣。结束了柏林学习后，雅林又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习“土耳其外交”的强化课程。1929年，雅林在拉奎特博士的指导下攻读东突厥语硕士学位。在导师的鼓励下，雅林决定自费去中国新疆喀什考察。雅林为这次横跨欧亚大陆的旅行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工作。除了他的父亲，瑞典南部的一位小农场主，给予一部分资助外，雅林利用假期时间在隆德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助理工作以挣得足够的盘缠而为自己的喀什之旅作了经济上的准备。
1929年8月12日，雅林从斯德哥尔摩坐轮船到赫尔辛基，然后坐火车到莫斯科，又在莫斯科搭乘横贯欧亚大陆的火车列车到达苏维埃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在吉尔吉斯，他加入了商队马帮的行列，辗转跋涉，“从马背上”进入中国国界，最后来到喀什。在喀什，他住在瑞典传教站里。除进一步提高维吾尔语外，他注意收集维文资料，并与喀什的一位名叫罗孜的阿訇成了好朋友。通过这位维吾尔族阿訇的帮助，雅林采购了一批维吾尔文的手抄文献，和手工装订的维文书。这批资料包括民间传说、手抄《古兰经》、历史、轶事、诗集、文学、宗教和民俗等资料。他的第一次喀什之行是颇受磨难的。在访问了沙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和一个叫“兄弟之井”的麻扎（阿语，圣徒陵墓）后，他不幸感染到伤寒症，连续发高烧近一个星期。在高烧期间，他失去了听、说的能力，而且眼、耳、鼻不断地流脓，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连医生和看护他的瑞典传教士都认为他没有存活的希望了。但死神并没有夺去这位瑞典青年学生的生命。他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伤寒症使他身体异常虚弱，长时间的高烧使得他的眉毛、头发完全脱落了。等到他康复以后，雅林又于1930年2月访问了阿帕克和卓（波斯语，圣裔）的陵墓，并去阿图什参观了布格拉汗的陵墓，查看了墓碑。由于所剩盘缠不多，他不得不于同年3月将他收集到的维文资料打点行李，踏上了回瑞典的归途。他的第一次去喀什的调查费时半年多。
回国后，雅林开始攻读研究东突厥语的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他又进行了来喀什学习的第二次尝试。但由于新疆此时的政治动乱，他被阻挡在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上。在那儿滞留了一段时间，向逃难到那里的维族流亡者学维语，还学了一些普什图语和乌兹别克语的知识。由于从新疆那儿传来局势不断恶化的消息，他想进入喀什的计划不得不落空，只好原道返回。1935年，雅林在斯德哥尔摩的《地理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东突厥斯坦的圣陵朝拜制度》一文。文中介绍了南疆一带的麻扎，麻扎的历史及其朝拜麻扎活动。30年代末，经过艰苦的学习，雅林完成了“东突厥语语音研究”的博士论文，并荣获了隆德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雅林想继续进行东突厥语和突厥学的研究的愿望无情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残酷现实所打破。瑞典虽处于中立国的地位，但其邻国的咄咄逼人的战争准备，使之不得不戒备万分。雅林像其他青年人一样，投笔从戎，被征入伍。但一件偶尔的小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芬兰－苏联战争中，有一批籍贯从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来的鞑靼战俘被暂时遣返到瑞典。当时，谁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审讯这些从中亚来的战俘。瑞典军队参谋部迅即让雅林来担任翻译。雅林做梦都未想到，自己在大学学的专业竟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用上。完成了这次任务后，雅林继续在参谋部服务。战后，他转入瑞典外交部工作。他的语言天赋和外交才能使他像旋风般地擢升到重要的外交岗位，并在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冷战时期，运用他娴熟的外交手腕和应付国际事务的能力维护瑞典作为中立国的声誉，并为消弭两大阵营（即北约条约国集团和华沙条约国集团）的对峙和摩擦，加强世界和平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瑞典在隆德相继出版了雅林大使在战前的对突厥语文献研究和整理的成果。其中有《东突厥民族知识的材料：来自南疆的故事、诗歌、成语、谜语，以及民族学和历史学文献》。它是四卷本的维吾尔文文献汇集丛书，收集了雅林大使在第一次喀什之行中从罗孜阿訇那里采集的手抄文本文献。雅林大使把它们整理归类后，将它们标上拉丁文的注音，然后全文翻译成英文，并且标点和作注。这四册维吾尔文文献资料丛书后三册的分别标题是：2．《来自喀什噶尔、塔什马立克和库车的文献》（1948）；3．《来自皮山的民间故事》；4．《皮山的民族学和历史学文献》。雅林大使翻译和注释的《东突厥民族知识的材料：来自南疆的故事、诗歌、成语、谜语，以及民族学和历史学文献》丛书出版，标志着它是西方学术界中第一次有系统地翻译、整理和出版了维吾尔文手抄文献的资料，并把它纳入了语言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术领域里的研究课题。这确实是瑞典在东方学方面的研究上对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因此，雅林大使对瑞典的东方学研究的推动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