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穆斯林和当地各族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能找到的资料不多。这种关系并不总是和睦的，有时候有点紧张，因为穆斯林和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相差很大。在某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部分刊载了一篇题为《群贤墓》的诗。它记述了曲江镇右所青云桥附近的白河哨有一座回回群贤墓。墓中埋葬着在元朝早期纳速拉丁部队中服役的41位穆斯林士兵。他们驻守在军营里，一次在清真寺的晚间礼拜中，他们突然遭到当地土著部落的袭击并被杀害。《续修建水州志·艺文志》，刊印于1731年，重印于1932年，台湾影印本，第14卷，第15页。虽然另一则资料说，穆斯林卷入了当地两个土著部落之间的权力斗争《突崛》，1938年，第5卷，第9、10、11合期，第13页。，但是，事实很明显：尽管穆斯林是征服者，可这些新建立的回回军营和屯田营们的安全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另一则口传资料记载自蒙古人和穆斯林的军队攻克了傣族占绝大多数的普洱地区后，两位穆斯林将军起先与当地的部落酋长有着良好的关系，随后，关系中出现了嫌弃，酋长指示人暗杀了这两位穆斯林将军。这样，被害的穆斯林坟墓成了两位“巴巴”坟。在过去，巴巴坟经常为当地的回回当作圣墓而朝拜走访。见七风信子的故事，载《突崛》，同上，第14-15页。
然而，和当地土著部落的联系在那段时期里一般来说并不坏，这尤其在社会关系中更为明显。在穆斯林和当地居民，特别是汉族妇女之间的频繁通婚中可以反映出来。和汉人女子频繁通婚的事实是基于这样的推测：中亚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和宗教隔阂较之于穆斯林与当地土著居民部落的隔阂要相对小些和平缓些。回回的家谱、族谱以及两则回回流传的口头禅也可以证明历史上穆斯林曾与汉、白和罗罗（彝族）经常发生的联姻关系。这两则口头禅是：“我们的老祖母是汉民”，“彝族是我们的亲家，打得（云南方言，意思是相处）吵不得。”回族和汉族学者包括作者本人在各类社会田野调查和与回族老人采访及交谈中，以及根据回族族谱家谱记载资料都可以证实这样的流行口碑。通过不同民族的通婚和族间保护，许多当地的妇女皈依了伊斯兰教。白寿彝编：《回民起义》，前引书，第2卷，第219页。然而，在曲陀有一支纳速拉丁的后裔在与彝族的通婚中失去了回回的族群认同感而融合进彝族的队伍里。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第164-171页。
通过史料整理和铺陈可以从中了解到，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移民落居云南后发现他们的伊斯兰教文化与云南当地的土著民族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由于他们的统治和军事征服的性质，穆斯林移民分散于兵营和屯田营中生活。他们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定居点保持着自己的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和周围土著居民的多神信仰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同化。穆斯林定居点在赛典赤和他的子孙后裔的领导下在云南土著部落人民中推行了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华化政策而并非伊斯兰化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促进了云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并加速了与中国内地社会的整合过程。虽然穆斯林定居点因文化差别而与周围民族群体保持一定距离，但穆斯林与云南的土著居民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上仍有比较密切的友好联系，但同时由于穆斯林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有时又与他们的土著民族邻居发生了冲突。在穆斯林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穆斯林又以职业和阶层所划分，这样也就导致了穆斯林定居点之间和定居点内部的社会文化差异。可见，元代穆斯林与云南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动的。
原文刊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芝加哥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伊斯兰青铜器皿
北京牛街清真寺珍藏有明朝宣德时期（大约1430年左右）铸造的小型铜香炉，以及明朝成化十年（1474）明宪宗敕赐有阿拉伯文经文的瓷香炉等宝贵文物。根据《中国穆斯林》杂志1990年第4期封面提供的彩色照片所示，牛街清真寺保存的宣德时期铸造的小型铜香炉是四足方形，有左右两边两个圆孔耳形把手。此铜香炉上是否铸有阿拉伯文铭文则无可奉告。但根据刘东声、刘盛林两先生合著的《北京牛街》一书所介绍，该清真寺所收藏的铜、瓷、陶制品均有阿拉伯文。那么，照此推理，宣德时期铸造的那只四足方形的小型铜香炉有阿拉伯文铭文，因此，它当属中国伊斯兰青铜器皿。当然，这类伊斯兰青铜器皿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中的收藏绝非个别。宁夏历史博物馆的回族文物展览馆也曾经展出过一两件宣德炉，炉身上刻有阿拉伯文铭文或经文。
无独有偶，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也收藏了数件制作于明代的中国伊斯兰青铜器皿。这些清真青铜器是美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于1908年至1910年期间在西安清真寺收集的。当时劳费尔受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之委托对中国进行了“黑石勘查”计划而征集历史文物。劳费尔本人在此之前于1901—1904年期间以及后来的那次对中国穆斯林居住地区如北京、太原、泰安、河南、西安、杭州、成都等地进行了访问清真寺、考察中国伊斯兰教文化、购买清真用品、书籍和文物等活动。据劳费尔本人认为，这些是地地道道的明代青铜器皿。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不少仿古的赝品以满足收藏者的嗜好。这种文物古董上的作假现象即便到了现代，尤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仍然有增无减。宣德炉等青铜器皿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目前无法对劳费尔先生为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所收集的明代青铜器文物的真伪作一个权威的鉴定。如果这些青铜器属于真实的，那么，它们作为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宗教用品确实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工艺制作的发展水平。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赝品，它们仍然应该是对历史上中国回回穆斯林工匠所发挥的聪明才智的证明，因为这些青铜器皿上的阿拉伯铭文无论如何是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观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昌兴尺度，况且有几件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阿拉伯书法镌刻技艺是相当精美的。下面是对劳费尔在回回社会中收集的部分明代伊斯兰青铜器皿作一简略介绍和考证。
1．编号117602的圆形三足青铜香炉。此青铜香炉系劳费尔于1908年在陕西省西安府从一位姓苏的著名回回古董商那里采购的。该香炉长直径18厘米，宽直径16.5厘米，高11.2厘米。底部有“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十六字篆书铜铸方形印文，阳文。十六字分成四行，直行，每行四字。根据铭文“宣德五年”应是1430年铸造于北京工部所属的官府铸造坊。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提供的该香炉照片（见图案第一组）来看，它有两个镂空耳形把手。炉体外面有着宣德时期青铜器皿特有的褐色光泽的光滑表层。据说，这样的褐色光泽表面正是宣德青铜香炉著名的艺术特点。除了三个内嵌的团花浮雕图案，或平状的嵌板上镌刻的阿拉伯文外，香炉的造型和设计是朴质的，无任何其他图案。香炉铸有的三块阿拉伯文铭文分别是：“Afdalu al-dhikr”（最优越的赞念）、“la"ilaha "illa Allahu”（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和“Muhammadu rasulu Allah”（穆罕默德，主的钦差）。根据劳费尔的分析，吴邦佐大概是穆斯林无疑。遍查《明史》人物索引和《明朝名人传记资料》都未找到吴邦佐之名。根据下面的香炉铭文指示，吴邦佐于宣德六年升任工部尚书。但是查《明史·七卿列表》，宣德年间的工部尚书名单有“黄福”、“吴中（字思正、司正）”和李友直，并无吴邦佐一名。后又查《明实录》宣德五年至七年部分，也只见到“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的记载。查《国朝列卿记》的“工部尚书”和“南京工部尚书”部分，也未见吴邦佐的名字。是否吴邦佐是吴中的别名，或是吴中在宣德元年因罪而下狱期间，吴邦佐任尚书，且任期短暂而不列入史籍？关于吴中的信仰身份，史书未置一词。但在《武城志》中的《吴尚书神道碑碑记》中确实对吴中的外表描写有“身躯丰伟”、“面容白皙”英俊出众等词。这是否是回回气象，目前只好在此存疑。
2．编号117601的圆形龙案三足青铜香炉。它也是劳费尔于1908年在陕西省西安府从著名的苏姓回回古董商那里同时采办的。此香炉从外表上看，无论在造型上和图案上，比第一个要精美漂亮的多。该香炉长直径20.1厘米，宽直径17.7厘米，高9.6厘米。香炉的正体外部是两对各有五个爪子的长龙浮雕。设计造型都是两龙在云彩中飞舞戏珠（见图案第二组）。香炉上部弧形中空的两个把手上各铸有一对小龙。在香炉的底部则铸有三条带有四爪的小龙，它们围绕着一个方形铜铸印文。所以整个香炉共有十一条龙的浮雕图案，气势逼真、不凡。香炉颈部铸有中国宫廷建筑艺术中惯用的回廊形饰纹。底部印文是阳文。也是十六字，分列四行，直行，每行四字，都是楷书体。内容是“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宣德六年是1431年。从铭文来看，制造者是与前一香炉的制造者同人，并出于工部所属的同一个官府铸造坊。不同的是，仅仅一年之内，吴邦佐由工部的一名属官升任为工部尚书，即大臣要员。从铭文中的“臣”字来看，它比其他字要稍小些，且移前一点。这是封建社会中朝廷官员致辞皇帝的口气。联想到香炉所具有的磅礴气势的腾龙图案，以及龙是中国封建王朝皇室和权力的象征，特别是带有五爪的龙更是皇帝宫廷的特权，由此可见，该香炉大概是臣官吴邦佐敬献给明朝皇帝的礼物，是供皇室家族使用的礼仪用品。两龙龙须之间的璀璨明珠托放在云彩上，而云彩本身由两龙的龙爪抓住。这样的图案和造型，以劳费尔的分析，是出自非常不寻常的观念。其中的龙大概是云雷龙，是降赐大地丰收富足的雨阵。通过这个青铜香炉，我们可以明白：伊斯兰文化对明代宫廷用品的影响，以及明王朝与伊斯兰教和回回的密切关系。
3．编号117610的是一个手工锤出的黄铜大盘，直径是76厘米（见第三组图的第一幅）。整个大盘由七片组成：六片组成了外圈的盘面，一片组成了中圈的盘底。外沿的盘面镂着菊花和云彩，它们由交织的彩带围住。在新月形中的云彩环住了刻有阿拉伯文的团花图案。盘子中圈也是交织着的环带，它们被安排成一个具有八瓣花蕾的星状形，分别由环带包围。花蕊和四瓣大花蕾里都镌刻着阿拉伯文的铭文。分为四角的四片小花蕾带有柱头上常见的莨菪叶形装饰。劳费尔认为，这是典型的伊斯兰图案。而铜盘中心的外围部分装饰着精致的花边饰案，这明显出自于纺织品的图案，也可能是中国匠人对伊斯兰文化的别出心裁的迎合或适应。此铜盘和下面介绍的铜盘显而易见地是由同一工匠所制，制作时间是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即晚明时期。这两个铜盘都由劳费尔购自于西安府的一户回回富翁大家。劳费尔认为，这两个铜盘的用途在当时是用于装饰房间的墙壁的。
黄铜大盘中间底部上的阿拉伯铭文的内容和下面的紫铜小盘的阿拉伯铭文基本上是一样的。黄铜大盘中间花蕊图案的阿拉伯文根据西方学者认为是分四部分，它们分别是allah（真主）、wali（卧里，即苏非派中品级最高的圣贤，或最接近真主的人）、al-din（宗教）和hayat（生活）。但王俊荣教授和我则认为，花蕊中的阿拉伯铭文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即allah， wali al-din hayat（安拉，宗教生活的监护者）。四个大花瓣的阿拉伯铭文分别是：qala al-nabi alaihi al-salam（至圣——祝他平安——说），wa-sumu shahrakum（在你们的斋月中把斋）， wa hudjdju baita rabbikum（履行向你们主的天房朝觐）， salati dhikrukum（我的礼拜是你们的赞念）， ……（不清）al-zakat（……天课）。可见，这四个大花瓣的阿拉伯铭文如果连起来的话，应该是《古兰经》或圣训中的选段，内容是讲履行“念、礼、斋、课、朝”五功的。根据美国学者斯皮任林（Sprengling）教授的意见，这句引文大概出自于阿老丁·阿里·穆塔基（"Ala al-Din "Ali al-Muttaki）的有关圣训的著作《劳动者的宝藏》（kanz al-"ummal）中摘选的。
黄铜大盘的外沿部分匀称地分布有六个含有阿拉伯铭文的团花图案刻面，其中三则阿拉伯铭文是al-hamdu lillahi（万赞归主）；内有一则在“万赞归主”之前加有“wa（阿文：和）”。靠里的第一个刻面有nabi ta"ali（超拔先知），而顶上刻面的阿拉伯铭文是awwalan wa akhiran（最初的和最终的），右侧刻面，即在两个“万赞归主”的铭文之间的那个，其阿拉伯文较难识认，它包括 lana（为我们）， nafaka（消费），al-mal（财富）这数个词。根据上下文内容推测，这几则铭文当是《古兰经》或圣训中的引文。
4．编号117609的是一个紫铜浅盘。它的直径是43厘米。该铜盘和上述的黄铜大盘一样，以交错的星状图案装饰而成（见第三组图的第二幅）。该盘的外沿部分刻有六条带有五爪的龙，三条龙龙首向前瞻望，而它们之间相隔着三条龙首朝后眺望的龙。三龙所簇拥的是八瓣花蕾的星状形，这和上面的黄铜盘的中心图案很相像。其花蕊和花蕾的阿拉伯铭文内容也基本与黄铜大盘大致差不多。而盘的背面中心是刻有一个带象鼻的独角兽，即印度的makara（水牛），或西藏的chu srin（犀牛）。这种动物的图案只能见之于西藏喇嘛教的艺术中。为什么印度教和佛教喇嘛教的图案出现在中国伊斯兰青铜器皿上？况且，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镌有龙的图案？这确实值得的进一步地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