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岱教团是由流浪的穆斯林托钵僧（dervishes）组织的松散群体，他们形成了非遵法派的（bi-shar"）或反常规的苏非神秘教团。格兰岱教团大概是从中亚的早期的马拉玛提教团（Malamatiyah）中衍变而兴起的一个教团，并呈现出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格兰岱教团的成员以藐视穆斯林社会的规范标准、使用麻醉毒品和非常粗俗的行为举止而声名狼藉。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新大英百科全书》）第9卷，第830-1页，纽约（New York），1994年。
格兰岱组织在十一世纪首先出现于呼罗珊。由呼罗珊传到印度、波斯西部、叙利亚、埃及和北非。但是，马注将格兰岱的发源地追溯到艾卜·贝克尔时代的麦加。马注称，在第一任哈里发统治时期“出了十二个妖人”。他们念的是伊斯兰教经书，说的是阿拉伯语。他们宰羊，将大麻叶拌入羊肉内分与人们吃。“中其术者，则目见天堂，而阖家之男女老少从之，秽乱闺门，似同禽兽。不沐浴、不把斋、不礼拜、不认圣、不拜主、不禁烟酒。”哈里发命令逮捕这些“妖人”。九名落网，被处死。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统治时期，又捕捉到两人。他们被枭首示众。剩下的一人一直逍遥法外。一千多年来，格兰岱的遗类尚存。马注认为，“则今日之冒清真，充格兰岱者，乃其遗类也。”马注：《清真指南》，郭璟、孙滔、马忠校注，西宁，1989年，第418页。查找早期的伊斯兰教资料，并未发现有类似的事件。比如，在《泰伯里编年史》中有关艾卜·贝克尔时期的记载，似乎未有服用麻叶，“秽乱闺门”的行为。未知马注的资料来源于何处。
格兰岱教义基本上不遵从伊斯兰社会惯有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范式。格兰岱拒绝伊斯兰社会立定的行为标准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彷徨于“宁静心灵”的深处，他们很少顾及到礼拜仪式和斋戒等（除非这些义务是主命）。他们也毫不关心那些即便是教法也允许的世俗乐趣。相反，格兰岱们企图摧毁为社会所接受的风俗习惯崔明翰（Trimingham， J Spencer）：The Sufi Orders in Islam（伊斯兰教苏非教团），牛津（Oxford）：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年，第267页。与众不同的是，格兰岱寻求内心平静，奉行寂静主义。然而，为达到这种超脱世俗的心境，他们倚助于屏弃一切常规的社会纪律和约束的手段。崔明翰，前引书，第268页。他们有点像今天的“嬉皮士”那样玩世不恭。新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第4卷，第472页。
那么，格兰岱神秘主义是通过什么途径渗透进云南的呢？除马注的《清真指南》外，历史资料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零星的。马注写道：格兰岱是从印度流窜而来马注：前引书，第366页。当代回族学者马士年先生认为，印度的格兰岱教团也许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下属分支，即伊斯玛仪派尼扎里教团。马士年：“马注年谱”，《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第101页。马士年的推测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格兰岱的放荡生活，尤其是他们的“性淫乱”和吸毒很接近伊斯兰教历史上阿萨辛（即暗杀团）派的生活方式。但是，仅靠类比而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其论据恐怕是不够的。台湾学者林长宽先生认为格兰岱是苏非派，与伊斯玛仪派无关林长宽：“云南三位著名回族学者”，载Journal，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所杂志》）1990年，第1期，第100-117页。而笔者认为，格兰岱作为苏非神秘主义者在历史上与伊斯玛仪派、印度教徒有联系。所以，我们在下面稍微谈一下伊斯玛仪派的尼扎里教团与格兰岱神秘主义者的某些内在关系，以及受印度教檀萃派教义影响后又混合于印度尼扎里教派而形成印度格兰岱的可能性。
在苏非教团的历史中仅发现了很零碎的英文资料说明：中亚的格兰岱进入了印度，以及他们和什叶派有联系。崔明翰，前引，第268页。也许，印度的格兰岱是伊斯玛仪派教义和印度檀萃派教义的混合体。伊斯玛仪派在十世纪的信德地区宣传它们的教义，并以木尔丹为首都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但遭受到伽色尼人和廓尔人的几次大屠杀后，伊斯玛仪派转入秘密活动，甚至伪装成印度教徒照常生活。蒙古人入侵中亚迫使一些伊斯玛仪派信徒再次迁居印度，并在印度发展了一种混合了什叶派、苏非派和印度教教义的宗教思想。伊瓦诺（W. Ivanow）：Brief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Islam of Isma"ilism（伊斯玛仪派教义演变简史），莱顿（Leiden）：布累尔（Brill），1952年；第19-20页。印度格兰岱的发展恰巧与伊斯玛仪派进入印度后的时间相吻合。在伊尔土图目斯（Iltutmush）执政期间（1201—1236），格兰岱神秘主义运动在印度牢固地确立了地位。在十三世纪，格兰岱类型的托钵僧来到了德里，由于他们的奇怪行为举止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在旁遮普和信德地区，格兰岱影响了这里的头面人物如法赫尔丁·伊拉基（Fakhr al-Din "Iraki，卒于1287或1288年），埃米尔侯赛尼（Amir Husayni，卒于1318或1319年）以及沙赫巴兹·格兰岱（Shahbaz Qalandar，卒于1324年）。在德里附近，格兰岱有女修道院。十三和十四世纪期间，格兰岱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稍后时期，格兰岱被融入了其他教团。新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前引，第4卷，第473-474页。在这期间，格兰岱活动分子练一种印度教瑜伽派和波斯神秘主义派的实践相结合的修行。一种奇特的气功法，即苏非教团神秘主义修行的象征，在某些地区特别流行。印度格兰岱信徒创制的赞念（阿文dhjikr）法则是：“在赞颂哈桑的名字时，在两腿之间运气；在赞颂侯赛因的名字时，在肚脐眼上运气；在赞颂法蒂玛的名字时，在右肩上运气；在赞颂阿里的名字时，在左肩上运气；在赞颂穆罕默德的名字时，就在心灵上运气。”崔明翰，前引书，第268页。
格兰岱进入中国也许是通过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源于印度的格兰岱经由中亚流浪到中国。他们在新疆纠集了弟子、随从，从新疆渗透进中国的其他地区。另一种可能性是印度的格兰岱游历到缅甸新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伊斯玛仪派”词条中说道：伊斯玛仪派传播到缅甸。由于在印度的伊斯玛仪派和格兰岱流浪者之间有着联系，这也可能暗示了缅甸的伊斯玛仪派有可能就是格兰岱流浪者。，然后从缅甸进入云南。这个假设可从中文资料中得到印证，即格兰岱的骨干分子是在大理西部首先开始活跃起来马注，前引书，第422页。，而大理西部地区是连接缅甸和滇中的马帮运输的必经之地。第一条路线的推测可以从如下事实得到确证：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时，格兰岱仍然在中亚的许多地区流浪，尤其是新疆的维吾尔地区参见《回疆志·祭礼》（乾隆年间抄本）、《新疆概观·信仰民俗》（民国二十二年印本）中的“海连塔尔”；《西域闻见录·岁时民俗》（清道光七年刻本）、《回疆礼俗志》（清·王树枏纂，民国七年印本）、《回疆通志·礼仪民俗》（民国十四年印本）、《新疆考察记》（民国二十三年印本）中的“海兰达尔‘等。1873年芬兰探险家福西斯（Forsyth）向叶尔羌探险的途中遇见过格兰岱。英国探险家萧（Shaw）在英吉沙尔和喀什也看到了格兰岱。参见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ar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福西斯先生领导的1873年叶尔羌之行的报告）；萧（Shaw）：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har（访问鞑靼人高地、叶尔羌和喀什），第336和369页。另外，兰斯德尔（Lansdell）在1882年从喀什到希瓦汗国的途中遇到过格兰岱。兰斯德尔（Lansdell）：Through Central Asia（穿越中亚），第484-5页，转引自雅林的前引文，Scripta Minora，1985—1986年，第2卷，第5页。法国传教士报告了同样的见闻古纳·雅林，同上，第7页。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早期，前苏联学者在撒马尔罕发现有谢赫（宗教长老）沙法（Safa）建立的格兰岱教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乡村地区也有为数不少的格兰岱。亚历山大·本尼森（Alexandre Bennigsen）和恩德斯·温伯什（S. Enders Wimbush）合著的Mystics and Commissars： 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神秘主义者和人民委员：苏联的苏非主义），伯克莱（Bekeley）：加州大学出版社（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第13页。
《回疆志》论及格兰岱时，说他们是“念劝世文、说古人词、求雨、治病、祷灾、祈福之人”。他们“以花红毛绳织做毛边高尖帽，状若月斧，衣系实纳，腰系毛绦，头留三五小辫，赤足，胸前扣挂玉石及红绿花色石一块。”《回疆志》，卷二：“衣”，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8-69页。而清末和民国初期的资料则说新疆的格兰岱在宗教仪式中“歌舞纷纭前导”等。参见上述的《西域闻见录》和《回疆通志》等。
在马注的《清真指南》中，格兰岱托钵僧是从中亚来云南的，这大概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叛乱后，新疆的苏非神秘主义者流窜到内地有关马注：《清真指南》，前引，第419页；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以及牛街的《岗志》中也含有这种联系。格兰岱起先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社团中不受欢迎，他们被逐出陕西。从陕西他们又流窜到四川。他们又被赶出四川，然后到达贵州，最后辗转到云南。只是在云南，格兰岱最后找到了他们传教的匿身之地。马注，同上；至于云南易受外来“左道”的影响，可参见周钟嶽编篆的《新纂云南通志》有关西域僧人来滇的记载。
三、马注笔下的格兰岱
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月二十五日（农历），保岊上书马注：
报状人保岊，系武定府上古柏［村］掌教。报为异端惑世欺民事，异端不除，民遭污玷。岊系应八月份小甲，有迤西来武定一人，姓沙名金，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村，后来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果品米面之类。外道来往，络绎不绝。男女混杂，昼则弹丝品竹，鱼皷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不从其教者，问其姓名生庚，用蕃字书于纸上，作法咒咀，其人即颠倒昏迷，其至恶疮怪症，殒命亡身。马注：《清真指南》，第420-1页。
同日，马注又收到了从西村的一回绅名叫苏全忠的一封信。这封信向马注证实了掌教保岊所递的状纸“情真事实，原无虚谬”。他进一步向这位圣裔抱怨说，格兰岱的“异端左道”“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入邪途。”因此，他乞求圣裔“除妖扶正，拯拔愚迷”。同上，第420页。
马注在对格兰岱托钵僧在武定所作所为的详细调查后所写的材料中说，格兰岱用“药酒药烟为邪术之钩饵”，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人跟随其后。有些地区，整个村庄把格兰岱“钦若神明”。当地的回众向这些格兰岱神秘主义者“金帛以赠之，酒食以奉之，妻妾以从之，似胶如漆，依依眷慕”。同上，第418页。马注亲自控告格兰岱（革烂得）“甚至对夫淫妻”的罪名。马注：《清真指南》，第366页。格兰岱分子将大麻混入药酒和药烟。他们在清真寺里集会活动，男女混杂而不分性别。他们饮酒作乐，生活淫乱。正如《清真指南》的校注者指出的，一旦回回跟随了这些格兰岱，他们便“不沐浴，不礼拜，不封斋”。同上，第2页。他们夜间学道，淫秽之声充斥于道路和村庄，以致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同上，第421页和第2页。
马注对云南的格兰岱分子所作的“淫乱”和“淫秽”的指控也许有些夸张或捕风捉影。在上古柏村的副掌教保岊传递的状纸中，里面并无任何明显的有关格兰岱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淫乱的暗示关于“度气比脐”的解释，可以理解为肚脐眼向着肚脐眼的吐纳运气，而并非口对口、脐贴脐的交流。或许，马注是从格兰岱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和格兰岱及其跟随者晚上在清真寺里男女一起吹拉弹唱、留宿寺中等亲密无间的活动而推断出他们在道德上的沦丧。因为男女半夜混杂，授受不亲，这在伊斯兰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中都是有伤风化的邪恶丑行。另一方面，马注作为正统派的卫道者，多半会对格兰岱们攻击一点而不及其余，以置他的敌人“妖人邪教”于死地。但从马注的自传来看，朝廷曾想委任他一官职以征讨吴三桂叛乱，而马注则觉得加刃于故乡的无辜者着实于心不忍，故坚辞不受。《清真指南·郁速馥传》，第30页。因此从个人品格看，马注淡泊于世，不恋权位，似乎不会捏造证据对他人恶意中伤。马注对格兰岱在武定的活动所作的调查，以及指控格兰岱的淫乱活动是否夸大事实或故意捏造，我们这里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如果马注的记载是可信的话，那么有关格兰岱神秘主义集团的极端乖张表现和反常活动，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到云南当地的文化氛围时予以分析和解释。
尽管格兰岱放纵于淫乱活动而声名狼藉（如同马注竭力向我们肯定的那样），这种与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的纲常理论都格格不入的“丑行”却使得云南中部至少二十五个回民村社为格兰岱分子所拉拢，并受其左右影响。《清真指南》，第419页。
格兰岱教团的关键人物是沙金。马注说他身穿道服，口念番语（也许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突厥语等混杂的语言）。沙金到达上古柏村的第一天是住在清真寺中。他以替人治病、领做礼拜和宣讲布道的方式吸引了许多的教众。“遂有彼地回民马腾蛟延请（沙金去其）家内，拜为掌教，从而学道”。沙金被马注指责为模仿白莲教，“技工妖术”；他“逞其邪术，书符咒咀，将人生庚姓名埋置土内，惑众害人”。同上，第425页。沙金还被说成与其追随者互相勾结，并组织了秘密的联络，其党徒散布于许多地区。甚至有些地方“合村哄动，视（沙金）为活佛”。同上。格兰岱窜流者还以毒品和麻药及“妖术”“诱良家子弟、闺阃妇女”同上，第424页。若男子“中其毒者，行同禽兽”；若女子中毒，似“羝羊触藩，松胶捕雀，（格兰岱）乘其昏迷，淫奸任凭。”同上。